Z：政治家难道不应该更讲策略吗？
X：是的，是的，没有错，我同意。但是你自己怎么想，作为政治人物你自己怎么想，这个不能有策略，你晓得我意思吧。是不是？这就是作为政治人物，我个人的缺点。
Z：那么你怎么看待李登辉呢？你回到台湾后被判10年，他曾经把你从狱中特赦出来。
X：李登辉先生我认为他一生非常矛盾，他很幸运，成为台湾领导人，纯粹是人生幸运。我相信他都没有想到。李登辉这个人是学者，他真的是一个学者。他年轻时候，他是共产党员，是左派。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他也是曾经受过世界政治思潮深深影响的人。在国民党里我认为他是很好的政治领袖。但这个人一生充满着矛盾跟复杂。他对台湾和大陆问题，他对台湾定位是有一种自己的、有别于国民党的定位。他也找很多学者研究，后来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目的不见得是想挑战大陆。
Z：这也许更符合李登辉的真实逻辑，但我认为他意识形态的成见也很严重。
X：他对中国有没有一种潜在的、受日本教育的敌意，我认为也存在，在他的内心深处。所以李登辉，从权力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也是非常有手腕的领导者。可作为精英学者他提出戒急用忍，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在这里。意识形态使得他判断错误。我觉得他对80年代、90年代以后和平地转移到民主社会有他个人的贡献。假定当时不是他当台湾领导人，我真的这么认为，这个是天命，如果是别人，任何一个人成为国家领导者，就可能不能和平过渡到民主了。第二个，他退休以后，特别强调台独，变成很激烈的台独主义者，我认为他想洗刷他，他侥幸成为领导者那样一种遗憾。
Z：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旗帜人物，留下政治遗产。
X：对。完全正确，他退休以后一直想把自己定位为、塑造成一个台独教父，那个心理和毛主席晚年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旗手完全一样。
Z：你在蓝绿两党可以说是两进两出。你不太善于迎合主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却使自己被孤立。其实你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央社”是当记者的，你这样的性格，为什么就不能去简单地做一个记者、学者，而非要介入复杂的政治呢？
X：我志不在成为记者也不在成为学者，这不是我从小的理想。我生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我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跟他们一起搞革命的人，一定是这样做的。一定会加入那个运动。
Z：为什么不是国民党，国民党曾经也是革命派，北伐的时候，黄埔军校那会儿。
X：这个还是跟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有关。我是从来都认为，一直希望民进党除了民主以外，主张社会的公平，就像西欧那种社会福利政策。我一直强烈主张社会福利，推动一些政策，可是很多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民进党这一代的不幸，党还没有（真正）建立就执政，人民选举就成为执政党。执政太容易，简单讲就是光讲民主跟本土议题你就赢了，所以不求上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