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小日子

　　文/李理

　　想着来台湾有一些时日了，行程却一推再推。2007年还在上海念大学的我，得以第一次在“大三通”之前绕道香港访问台湾，度过了难忘的夏天。经常嘴上说要去会会海峡对岸的旧友，一晃又是七八年。笃定了心思定了机票，其实暗地里是责备自己，这几年东奔西跑，最远十二三个小时也飞欧洲飞非洲，就是跨不过这浅浅的一湾海峡。

　　索性没有买返程的机票，没成想在福州被航空公司地勤来了一个下马威，非要我填免责书不可，他们怕对方不让我入境。可结果是还来不及忐忑，台北的移民官眼皮都没不眨一下就放行了。

　　我初来台北的那年，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还没有刮起来，人们的生活有声有色。这次在飞机上，邻座一名台湾财政部门的中层公务员和我抱怨说，有十年差不多没有涨工资了，物价倒是飞涨。前几天，一名刚刚访问台北的山东友人发朋友圈形容说，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

　　说到生活多艰，台湾的年轻人最有发言权。虽然说比韩国年轻人的就业率还高一些，但是随便和几个年轻人聊一聊，你就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股踌躇和烦闷。我和郑智宇在二二八和平公园边上的酒店露台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初入社会的他在台湾一家即时通讯公司工作，他很认真的问我一堆问题，“阿里巴巴和腾讯会不会招他这样的台湾员工？”，又比如“到底是现在去大陆找工作，还是先留在台湾工作几年再去？”在他眼中，似乎去大陆工作对从事网络产业的台湾年轻人来讲是一种镀金。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电子产业雄霸全球，只可惜，随着大陆居民消费品位变化，有些凭借价格优势的产品销情不佳，连锁反应就是岛内的相关产业景气不足，通俗的讲就是开工率不高，没有新的生产线运营。

　　“台湾现在是年轻人创业的好地方吗？”我问道。

　　郑智宇几乎不假思索的说，台湾和大陆的年轻人创业方式很不一样，前者很多乐衷于开一家小咖啡馆或者电子产品售卖店，后者就五花八门。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有好的点子和想法，再解决资金问题，就会增加创业的成功率。

　　郭台铭曾经批评这种开小咖啡馆的小格局。不过在我看来，台湾很多年轻人的人生价值观，似乎确实像郑智宇所说的那样，选择了“小确幸”，微小的、稳稳当当的幸福生活。

　　我和陈俊超认识已经八年了。多年未见，在民康路的丹提咖啡，他一闪身进来，我先是怔了一下，接着我们都硬着舌头说话，一时气氛有点尴尬。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曾经的阳光大男孩仍然热情拥抱人生，但也在环境、家庭和岁月流转中做出了妥协。

　　陈是台湾社会中及其少见的年轻奶爸，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才一岁。倒不是家境富裕不愁生养，他和我说，不是没有生活的压力，也不是没有憧憬理想，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做出了人生选择。

　　回台湾结婚生子之前，陈一度在澳洲拿工作签证“流浪”，我以为他会还有有下一站，他却选择了回到台湾。这其实和“三毛热”挺像的，台湾的年轻人爱三毛，幻想着自己也是三毛。可是毕竟是要过自己的小日子，三毛只有一个，看看人家的生活，有条件了也闯过世界，转念一想还是回到岛内做一个陪伴小朋友成长的人吧。

　　政治乱局，经济低迷，倒是成全了那些在台北安老的寓公们，要我说，他们现在才是台湾最幸福的一群人。一日晚间，我和陈俊超在躲在中山堂后面小巷子里的隆记上海菜馆吃饭，就遇到不少这样的愚公。

　　他们都六十开外，围坐一桌，兴致高昂的开几瓶洋酒，更有一个年纪更大的独坐在一楼，带了一瓶贵州茅台酒自己自斟自酌，好不惬意。想当年只有天津和上海十里洋场，不知道从内地靠贩盐还是什么产业发家的大亨，躲在这方天地快意潇洒。如今，眼前这些在台湾经济腾飞时积攒下财富的愚公们又开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是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不道人生衰盛端。百事凭君满酌酒，多少欢喜多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