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信峰会后，“顺道”在上海考察调研。这是23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陪同习近平在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综合试验大厅考察。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本周，中国最受瞩目的城市非上海莫属。在上海举办的本届亚信峰会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于国家层面，峰会起到了统合亚洲力量的作用，而于上海市本身亦是政经双丰收。
“峰”云“会”集收揽政经资源
承办政治性的峰会，上海经验亦算丰富。早在2001年时，上海就承办过APEC峰会。2006年时还承办过上合峰会。同时，上海也凭借多次会议承办的积累，位列中国会展城市第二名，仅次于首都北京。
上海对于这次机会也是格外珍惜，正如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所言，“中央把亚信峰会的举办地放在上海，体现了中央对上海的信任，也给了上海一次难得的机遇”。应对亚信峰会，上海成立了亚信峰会保障筹备工作协调小组。小组通过协调上海的各部门、各单位、各地区，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制度和工作方式。
于上海而言，亚信峰会也是一个绝好的推介场合。凭借峰会之便利，一时间国内外政要云集上海，上海市领导大可通过这样的时机推销自贸区等上海“特产”，并争取更多政经资源。在峰会举办期间，作为东道主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接连陪同习近平会见了多位国际政要。这些国家涉及“一路一带”建设，与上海自身的定位发展关系密切。部分会见也涉及了政经交往的内容。
上海不只获得了整合国际圈的机会，还有国内政要的支持和力挺。习近平在结束亚信峰会后到访自贸区。这是习近平首次考察自贸区。习近平在考察中表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并驾齐驱北京统揽APEC
京沪同为中国的会展之都，两座城市的定位中也都有国际交流方面。北京也有筹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历史。
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的郭金龙与韩正一样都有丰富的“干大事”经验。韩正在担任市长时曾筹办上海世博会。而郭金龙担任市长期间也曾经历过奥运会的历练。
在亚信峰会后，北京即将接棒召开APEC峰会。通过筹办APEC，北京巩固对外交流中心的地位，盘活郊区使之成为新的发展点，同时也能进一步整合国内和国际的资源。
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就APEC会议召开过两次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北京方面亦十分看重这一次的峰会机遇，将其视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即表示，“APEC会议举国关注、举世瞩目，中央把筹备任务交给北京，是对我们的信任，办好这项重大活动，也是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市各区县、各部门摩拳擦掌期待的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贡献的机会”。
政治任务的属性被北京方面屡次提及。5月17日，郭金龙赴怀柔考察会址时再度强调，“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发扬北京能干大事、善成大事的好传统，把干劲提起来、把责任担起来，坚决完成好中央交给的光荣政治任务”。“使命感”与“政治性”构成了北京办会的关键词。
国家层面要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峰会虽然是一个点，但是带来的影响则是长线的。亦如北京通过奥运会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这一次同样有大局谋划意味。
在今年北京两会上，面对代表关于后APEC的怀柔发展提问时，郭金龙有过这样的表态，“我国现在已经靠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北京是国际大都市，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活动也会越来越多，APEC只是个开端。……怀柔今后将在郊区县中是一颗璀璨明珠，因为对怀柔的定位是一个极其高端的定位，全怀柔都要有这样的信心”。郭金龙还称，筹办APEC是为怀柔未来发展打基础。
筹办APEC于怀柔而言，已经产生了不少外溢的效果。怀柔有了雁栖湖这名片，使得其在北京远郊区县的竞争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密云、平谷和顺义都意图在会展和度假产业上发力。在第二届京交会上，怀柔着重展示的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项目引发了不少观众和投资商的兴趣。
为办好APEC国际峰会，政府斥巨资建成一座总投资360亿、建筑面积31平方公里的核心岛，核心岛包含大型会议中心、精品酒店、水陆空交通系统，并综合利用70余项世界领先的环保技术进行全面环境整治。同时，大量餐饮、娱乐、生活消费等配套设施都将陆续进驻怀柔，都将极大提升商业配套和基础设施价值。
筹备APEC也激活了怀柔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球改善。据悉，为打造“绿色APEC”，怀柔投入4.28亿元植树造林，投入近5000万元整治环境。怀柔的景区和道路也借助APEC得以升级。111国道二期将提前到7月通车，111国道是北京北部重要的放射性干线公路，起点为东城区东直门桥，终点为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市。二期完成后，通行效率将大幅提升。
盘活一区(市)带动一市(省)，这样的发展思路也见诸于多个省份。会址选择要么定位于发展成熟的区(市)，意图以点带面。例如，江苏在南京接连布局了亚青会和青奥会，激活了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南京冲击新一线城市。而四川则选择成都布局财富论坛，激活成都带动四川。
而诸如北京和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则选择布局潜力地区。如天津将夏季达沃斯选择在了滨海新区。而北京则将怀柔作为APEC的会址地区，同样的北京正在谋求用冬奥会带动欠发达的延庆县。（方乐迪）
本周，在贵州发生了两件涉及学“习”的大事。两件大事将对贵州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大事其一，根据本周二贵州日报头版刊文所载，5月19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的重要批示。大事其二，则是贵州省委书记、省长于5月13至14日赴北京汇报工作,而两件大事实际上紧密相连的。
值得注意的是，毕节实验区是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按官方描述，这一实验区是“国家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因而，毕节也成为一个两任总书记连结的纽带。
周一，贵州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的重要批示。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对贵州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贵州人民的亲切关怀，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一条新路子，为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探索新经验，坚定不移地把试验区建设好发展好，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习近平关注老区、关注贵州
毕节实验区可谓历史悠久。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的毕节试验区于上世纪80年代即宣告建立(1988年6月)。毕节是一个革命老区，贵州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于1934年1月在此建立;同时毕节也是“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
梳理发现，习近平对于一省工作做出批示的事情较多，诸如对于西藏工作、北京工作以及新疆工作都做出过批示。但是对于一个地市级单位的批示则鲜有披露。由是观之，毕节试验区的地位非同一般。
习近平对于贵州毕节试验区关注秉承了其一贯注重老区的特点。梳理发现，习近平每到一地考察，必然会去到访老区。诸如山东之行，习近平去了临沂;河北之行，习近平去了阜平;而在习近平还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也多次在考察时走访老区。此前，延安遭遇洪灾，已经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还曾做出过批示。如此种种，可见作为红色血统传承人的习近平的情结之重。
自首次进入常委会后，习近平就保持着对于贵州的关注。2008年时，习近平受胡锦涛委托曾赴贵州灾区视察。2011年5月，习近平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长赵克志的陪同下在贵州考察。翌年，支持贵州发展的国发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颁布出台。而在今年两会期间，贵州也成为习近平到访的代表团之一。
毕节获重视也与中央大政策的调整相一致。在4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而毕节正是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节点城市。老区与节点城市，是毕节的资本。
赵克志的两次进京路
向常委们汇报工作、要支持，这样的工作对于赵克志并不陌生。2011年，赵克志跟随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就曾如此走过一遭。彼时，他们要争取的就是国发二号文件。
2011年6月，也就是习近平贵州之行的第二个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省委副书记、时任省长赵克志带队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到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安监总局，就事关贵州当前和长远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汇报衔接，争取国家进一步加大倾斜和支持力度。
当时两位贵州主官拜见的高层阵容十分豪华：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副总理回良玉，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副总理张德江，国务委员戴秉国，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等，共四常委以及5名副国级领导人。通过这一阵容看，所见领导覆盖的分管领域十分全面。
3年后，赵克志率队进京，听取汇报的阵容同样豪华：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政协主席俞正声，副总理张高丽，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王勇等。阵容涉及了四位常委以及两名副国级领导人。由阵容观之，贵州的经济发展将迎来新一轮扶持和新的机遇期。
不久以后，贵州将举行二次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创新发展大会。这是时隔三年后再次召开相关会议。2011年5月，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任内曾召开毕节试验区新一轮改革发展推动大会，是次会议上出台了《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毕节试验区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意见》。（方乐迪）
5月23日第十八届西洽会开幕，张宝文在赵正永、娄勤俭陪同下视察展馆。
合作、合作、还是合作。从东部到西部，从地区安全到经贸往来，“合作”是在本周习总演讲和省委发言中最频繁出现的词语之一。除却万众瞩目的亚信峰会，“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多元外交模式也让人耳目一新。娄勤俭抓住西洽会的良机，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请进来”;陈武出访新加坡，“走出去”与东盟国家共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西洽会在陕开幕广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
5月23日，第十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西洽会”)暨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正式开幕。作为东道主，陕西省省长娄勤俭广发邀请函，以真诚、开放的心态迎接各方来宾。除了历届常客的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本届西洽会的“国际元素”值得称道：共有77个国家和地区、674个团组、1799名外宾参加西洽会，创历史之最。
虽已历经十七个年头，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却是本届西洽会的新元素。会期举办的29项重点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中，有20项都是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主题设置。丝博会国际馆有300多家参展商参展，其中有16个国家以国家名义设立国家馆。此外，西洽会还特别邀请到汤加副首相、汤加副议长、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副议长等丝绸之路沿线4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部长级官员、地方领导人、驻华使节及工商界领袖等嘉宾参会。
习近平在去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经提出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一起成为向西开放国家战略的“三部曲”。
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疑为古老的关中平原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现代欧亚大陆桥的主要枢纽，陕西省承办的西洽会为促进欧亚地区合作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省长娄勤俭在开幕式上直抒胸臆，“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活力的陕西，正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陕西将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姿态、开放的胸怀，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务实合作，携手并进，共创美好未来。”
娄勤俭对于陕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轴心地位有着不低的期许。在先前举行的“中国媒体丝路行”跨境采访团记者见面会上，娄勤俭从四个方面划定“古丝路起点”的新定位：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沟通内陆与亚欧大陆桥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物流中转中心，融汇亚欧丰富多元文化的重要平台。
多边框架下的双边合作也在娄勤俭的谋篇布局之中。展会期间，娄勤俭代表陕西省政府同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缔结友好关系，双方将以此为契机，重点围绕陕煤在楚投资100万吨炼油项目开展能源合作。
陈武访问新加坡筹备中国-东盟博览会
同为东道主，广西自治区主席陈武也深谙举办国际大会的谋篇布局之道。广西将在今年九月第十一次承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新加坡出任主题国。陈武本次率团访问新加坡，为博览会预热，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
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建立了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李克强在去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倡议双方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从“黄金十年”走向“钻石十年”。今年的博览会将是中国-东盟合作“钻石十年”的新起点。
在新期间，陈武诚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莅临南宁参加盛会，并获得了肯定的答复。在之后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推介会上，陈武就广西与新加坡合作提出了五点建议：依托博览会平台深化合作、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速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加强海上合作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产业和金融合作。
在会见新加坡知名商界领袖时，陈武表示，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十分突出，与新加坡的合作潜力很大、前景广阔。希望新加坡继续大力支持广西承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共同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在当今的国内国际局势下，区域多边合作已是深化改革的必由途径，这既是对于国家的外交战略而言，也同样指向各省区市的自身发展。书记省长们长宜放眼量，以大国气度结交更多的外国朋友，打好手上这张“外交牌”。(李永博)
近段时间，中国经济持续处于下行探底趋势中，一季度GDP增速跌破7.5%，4、5月份多项经济数据增速放缓，中央政府虽采取“主动作为”姿态，在近一月内先后推出10项重大政策，力争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但各地官员还是从高层的屡屡表态中嗅出这样一种信息，当前中央政府并不倾向于大规模“放水”来刺激经济，指望类似四万亿那样的“大馅饼”从天而降，显然不切实际。
于是乎，本周多省先后召开的经济分析会上，诸如“下行压力加大”之类词汇被广泛提及，成为毋庸置疑的高频词。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一方面却是箭在弦上的城镇化建设，即便对于“家大业大”的广东、江苏等省来说，短时间内筹措数万亿元的建设资金亦非易事，更遑论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省份。基层财政困境与固投资金缺口的平衡、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取舍，成为各地方政府面临的极大考验。有地方官员直言不讳：什么都不缺，就缺钱，解决不了棘手的资金来源，就只能“勒紧裤带”搞建设了。
也有不少地方政府寄望通过贷款、发债等方式来缓解困境，孰料屋漏偏逢连夜雨，多年来粗放式、扩张式发展，已经让很多地方过度透支未来资源，摆在地方政府面前最直接的问题是，地方债偿还高峰期已经来临。分析可见，2014年是基础产业类集合信托的集中到期年，全年到期规模高达3309.7亿元，尤其从5月份起到期量陡增，近1400亿元作为地方政府性债务来源的信托兑付潮将汹涌来袭。其中，重庆市全市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3575.09亿元，信托融资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的第二大债务来源，高达604.77亿元。天津市第二大债务来源也是信托融资。对浙江省、江苏省、河南省而言，信托融资均是其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第三大来源，债务水平分别高达780.74亿元、773.39亿元和424.30亿元。
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难以“解渴”和偿债压力激增的双重推动下，多个省份将目光转向楼市，暗中为实施四年的限购政策解套。日前，广西南宁率先发文，放宽北部湾经济区内多市户籍居民家庭的购房条件，随后，天津、浙江杭州、安徽铜陵、河南郑州、江苏常州、浙江温州等地纷纷效仿跟进，截至日前，传闻救市的城市已经超过10个。
这种试探政策底线及民意反应的“小动作”，动机不难理解。寓于土地财政之弊，继续限购将极大打击房产投资需求，必然危及地方政府的“钱袋子”，进而影响在“以‘GDP’论英雄”模式下地方官员的前途。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地方政府调控疲态已经显露，生存之艰让他们“解冻”政策之心跃跃欲试。每每此时，中央总会出来重申对楼市调控的坚定态度，传递出楼市调控不成功“绝不收兵”的决心。
而此番却一反常态，住建部对各地的悄然解套视而不见，相关官员还对媒体确认，除北上广外，各地可因地制宜、自行调节，维护楼市稳定。这一说法无疑为各省的“自选动作”提供了某些依据。
一旦“入不敷出”便心急火燎地祭出救市动作，显示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依然很大。然而，在不放松银根的前提下，供过于求与银行限贷持续，即使各省雷厉风行地推出“解冻令”，实际效果也十分有限。既然如此，何不扭转救市思维，逐渐剥离房地产驱动的经济模式。
必须认识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诸多高速发展“红利”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增速换挡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经历迅猛增长之后都会遇到的逐渐放缓阶段。目前中国经济下行中遇到的问题，更多是转型中的“天人交战”，各地方政府在维持“稳增长”的同时，尤须抑制住“出政绩”和“增收入”的冲动和惯性，在主动作为时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的伤害。（郑曼玲）
要说本周内地的头号政经大事，当然非习近平在上海视察莫属。虽然前有亚信峰会胜利闭幕和新疆暴恐弥散的不安，但总书记这番视察上海包含的丰富内容，确实值得解读一番。
宏观而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于上海的新定位。在原有的“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定位之外，上海又在目前全国最热的“两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中，获得了新的使命。而另外一座在大力整合“两带一路”的城市是长江经济带的西部龙头重庆。
对于“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关心政经发展的朋友都耳熟能详。而能获此最高级头衔的地方是屈指可数。从强调的频率也能看出各级官员对于某一区域发展带头作用的重视程度。
就拿上海为例，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也讲过，上海要当改革“排头兵”。在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不同阶段，同样讲过类似的话。另外，李克强等高层领导也在不同场合点出上海的“排头兵”作用。
上海之外，能被冠以“排头兵”的地方还有广东、天津、浙江、重庆、云南等地。广东、浙江不用说了，云南、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概念成型后“排头兵”也进入了对这些地区的修辞之中。同样在今年两会，李克强参加云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大力支持云南开放，当东南亚合作和沿边开放的“排头兵”。而重庆在4月底李克强调研后区域发展“高烧”不下，中西部发展“排头兵”的角色也日渐吃重。
可见，能获此称号的地方省市多半已经在某个经济区/圈占据显要地位，我们通常还用中心、核心、重心、领头羊等等词汇来形容。另一方面，一些过去相对边缘的地区随着区域发展的概念变现为实际操作，也会逐渐成为新的“排头兵”，成为呼应内地与境外的重要节点。
这其中，天津是个相对特殊的角色。虽然在李克强去年底调研时，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天津也被期望在新一轮改革中争当“排头兵”，但在目前“两带一路”成为区域发展的显学下，天津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或首都经济圈)位置相对尴尬。不难看出，“秦岭-淮河”以南诸省份，已经在两带一路的合纵连横下被全面纳入区域统筹规划，所以可以戏称为区域发展的“南方一体化”。但这条线以北的各省似乎仍在各自为战，包括中原、胶东半岛、太原-晋中、辽东、呼包鄂等大大小小的经济圈/城市群。当然，最受关注的当然非京津冀莫属。
伴随着一系列实质性动作的进行，京津冀一体化又渐成为最近的舆论热门。比如海关通关一体化，比如北京大红门服批和污染产业的外迁等。但其中最让人感觉“中国特色”的，是对于首都“副中心”的争夺。
上周有报道说，邯郸要加入副中心的角逐，并被媒体称为“协同发展新变量”。然后半路又杀出个沧州，接着河北有11个城市陆续都加入了副中心的争夺。河北有多少地级市呢?答曰11个，也就是全省总动员。最近又有报道称，最开始被疯炒的保定如今退出副中心争夺。
加入也好，退出也罢，优势是自己自圆其说，劣势也是他者综合分析。但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南方各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很少存在对于副中心的争夺，甚至有这种概念的出现?
这当然与北京作为首都与直辖市的双重属性密不可分，这里不展开讨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京津冀一体化字面上虽然是跨省市区域合作，但由于历史上特殊的行政区划演进，京津冀本质上仍是以城市群和经济圈的模式在发展，而“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则暗示，如果这种一体化进程稍微跑偏，很可能成为又一轮摊大饼式发展的升级版。因此，京津冀一体化有别于“两带一路”这种真正跨多省、跨大范围经纬度的区域发展模式。
也正是因为这种圈块状式向四周散射的经济地理形态，河北全省各市都在唯首都马首是瞻。又因为自身发展与外界的相对孤立，每个地方对于副中心的争夺也就仅仅停留在副中心本身了。但因为局限在这一经济区间内，对于副中心的争夺也就变得更为实际而视野不足。所以，像邯郸、沧州这样本来偏居一隅的城市，在争夺副中心的路上疲于奔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拥而上的众声喧哗中，是对政经收益的争夺和对自身发展定位的模糊。当所有城市都想争夺首都的副中心，换言之是河北发展的中心时，结果很可能仍是北京的一城独大，和河北的“陪太子读书”。
“排头兵”与“副中心”都是在当下区域发展大潮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式的表达。虽然都包含区域“中心”导向，但前者更多导向一种良性的领导与合作框架，而后者现在看来似乎有滑向恶性竞争的风险。故北方的经济圈/城市群要充分培育出一种合纵连横式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实现南北互通，打破各自为政的樊篱，充分发挥内部各省各市的政经优势。（宋代伦）
本周，京津冀一体化议题由“大红门服装市场搬迁”和“5.18廊坊经洽会”助力，成为京津冀三地最重要的省域政经话题。尚未出台顶层规划的京津冀一体化，已呈现出“行动超前于规划”的特点，一体化进程逐渐进入了“实质推动”的快车道。
京津冀一体化话题由来已久，今年在习总力推下终成中央“一号工程”，冀望借以解决北京日趋严重的交通、环境、人口等问题;同时，这一“工程”在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启动，政府推动、市场逐利的“双核驱动”意味明显，让外界对这一区域融合项目瞩目万千。
3月份保定副中心舆论潮后，京津冀一体化在5月呈现多头推进态势，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传出不少好消息。以本周为例，“硬件”方面，大红门服装市场与廊坊永清、保定白沟连续签下搬迁大单，虽然一些媒体认为两地“抢单”不利于一体化，甚至于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用“相煎何急”予以评价，但仍然要看到这一经济行为背后“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可喜本质。
“软件”方面同样进展颇丰。两周来，京津冀相继在通关、金融、物流、人才、产业等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从5.18廊坊经洽会的项目比例看，京津冀一体化引领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对接，已经成为河北省今年最具价值提升和操作性的部分。而营商环境的改善，区位条件的提升，三地产业功能的渐次明晰，为进一步的产业转移和对接提供了保障。
“软硬件”齐头并进的过程中，“行政、市场”的“双核驱动”功不可没，政经双核的作用模式，并非或行政或市场的单方推进，而是既有单方推进也有双核发力，并以双核同时驱动为主要模式。
大公网曾刊文《京津冀一体化的“三国杀”》，分析京津冀三地在一体化中分别扮演了“散”、“协”、“承”的角色。实际上，看似职能明确的三地在一体化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分歧和矛盾，因此行政驱动作为最高效的推动力，在一体化过程中作用重大。除了各界呼吁尽快出台规划文件，北京数量众多的央企外迁，成为“政府引导”能够发挥最大力量的领域。但是，央企外迁也应时刻警醒“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地方区位特点和市场条件制定科学的外迁政策，不能再走行政命令强硬指派的老路。
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仍属经济反作用于政治、社会的行为，因此，“市场主导”应当是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尤其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应当从实际条件出发，进行优劣势评判，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一体化规划方案，而不是个个争当“副中心”，建空城、盲目引项，在这方面，内地区域协同发展中的教训一抓一大把。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特点分明的京津冀三地来说，区域协同发展的内部需求和动力远远低于同为东部发达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因此一体化的过程，需要政府、市场“两只手”的共同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中央深改小组和京津冀三地深改小组，应当拥有主动而为的使命感和主动性。在一体化出现改革困局时，中央应连同地方，以市场规律为基准，协调各方利益，科学合理推进，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名符其实的，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习总“一号工程”。(辛忠)
本周(5.19-25)的地方人事动态，以一南一北两所部级高校的党委书记同日完成交接、贵州省政府领导班子“大瘦身”较受瞩目。
5月21日，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和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立英分别在南京和大连宣布中央决定：因年龄原因，张异宾(1956.3)接替64岁的洪银兴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魏小鹏(1959.5)接替同样64岁的张德祥任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与今年2月接任校长的郭东明“搭班”。
这次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之前，内地30多所部级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列入中管干部序列)中，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已分别在2013年12月和今年前4个月中渐次完成交接。
也就是说，2013年12月起的6个月中，每月至少有一所部级高校的党委书记或校长换班。这一具有规律性的统计数据为未来将要发生的部级高校正职调整提供了前瞻预测的基础，比如中山大学现任党委书记郑德涛与5月21日同时卸职的洪银兴、张德祥同龄，1950年出生……
贵州省政府领导班子“大瘦身”的消息也在本周披露。5月19日，贵州省政府发布《省人民政府关于黄康生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的黔府任〔2014〕10号文件称，“省人民政府决定：黄康生、禄智明不再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职务。”
黄康生(1952.10)、禄智明(1952.2)这两位贵州籍官员今年都已62岁。2013年1月，同时卸任贵州副省长的他们仍留在省政府中担任二线的党组副书记或党组成员、省政府特邀咨询。2013年省级“两会”收官后，在31个省府中，多位刚卸任副省长的老领导继续以省政府顾问、资政或特邀咨询等身份继续任职，贵州省政府之外的案例还有浙江省政府顾问、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王建满等。
其后，2013年12月，这两位贵州省政府的少数民族老领导黄康生(布依族)、禄智明(彝族)分别在贵州省政协和省人大常委会，获任党组副书记和党组成员职务，预示着已退出一线领导岗位的他们将离开省府，转往省政协和省人大常委会担任副职。
今年1月下旬，在贵州省“两会”上，曾分别担任过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委常委、贵州副省长的黄康生开始在“四大班子”的省政协中担任副主席，而禄智明则入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之后，今年1月下旬更新的贵州省政府网站中，黄康生、禄智明的名字均从“省政府领导”栏目中撤下。而这次贵州省政府5月19日发布的黔府任〔2014〕10号文件免去两人的省政府特邀咨询职务，意味着他们正式退出省政府领导班子，贵州省政府领导团队因而也“大瘦身”。（王俊）
5月19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本港会见特首梁振英。
赣风吹进香江河畔。本周，对于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来说，成绩斐然，为赣鄱大地的发展倍道而进。19至21日，强卫率队赴香港开展2014赣港经贸合作活动。
“红、绿”筑巢迎凤
及至今次，赣港经贸合作活动已推进至十三个年头，但此际领异标新。首先，省委书记亲自带队，过往最高也是行政主官率队前往；其次，时间深度压缩，从原来的一周变为三天，且绩效呈涨势；第三，更加突出自身特色，绕道大而全，用“绿色生态”与“红色传承”为江西点睛，以此来撬动香港资源。
政商并进，强卫在本港期间几乎网聚了所有两界资源，到港当日即会见了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翌日，与香港贸发局主席苏泽光、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杨钊及本港商界大佬相互交流。其中，商界名单隐然彰示了强卫的经济雄心：霍英东集团霍震寰和霍震霆、港中旅集团董事长张学武、招商局集团总裁李建红、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光大集团总经理臧秋涛、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郑家纯、香港理文集团行政总裁李文俊、香港华南城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郑松兴、恒隆集团总经理陈南禄、汇丰集团常务总监王冬胜等等。
香港，是江西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江西第一大境外游客来源地、第四大贸易伙伴。截至目前，在赣的港资企业达4350家，实际利用港资330亿美元。2013年港资占江西实际利用外资比重的80%。同时，位于江西境内的东江源是香港市民的饮用水源，香港的主要蔬菜供应地也是江西，从内地到港的每三斤蔬菜中有一斤产自江西。于此，赣港的深层交融其实由来已久。
本次赴港，强卫带去了120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近1万亿元，但在总体上极力推介江西自身的产业特色，其中“一红一绿”更是量身定做，“江西风景独好”旅游合作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对接活动令港商兴味十足。这些一再斟酌过的项目也再好不过地践行了强卫提出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
江西，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是历朝的通衢要地，在纵深文化坐标上，江西被称为人文鼎盛之地、文章节义之邦。江西风光秀丽，古有“水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之誉，现代有毛泽东“风景这边独好”的夸赞。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江西也有着其辉煌的过往，是工人运动、解放军、中国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四大摇篮”。中共建政之后也一度让人艳羡不已，第一辆飞机、第一辆轮式拖拉机、第一辆摩托车均产自于赣鄱福地，但之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发展和领先优势，甚至当地人自嘲“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
置身于中东部诸强之列，江西同时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毗邻，仅有腾跃的空间，但是没有表现到当下的数据上，2013年GDP排名中列居全国第十九位，在中东部省市中排名末尾。虽以“绿色生态”为经济数据减负，但正如强卫自己所言，有绿色优势，少绿色产业，有绿色产品，少绿色品牌，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绿色产业链。同时，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江西是截至目前唯一一个没有开通高铁的省份。鉴于此，强卫自身所负载的压力或是他急于向本港借力的原因所在。
在此次赴港之旅中，强卫做了一次颇为坦诚的主旨演讲，在开篇历数江西的辉煌过往之后，阐述了江西的新机遇、新战略、精简的行政制度保障等，旨在为有效港资的入赣鼓与呼。延续了毛泽东“风景这边独好”的美誉，强卫阐述了现代版的“三个独好”：时机独好、前景独好、环境独好，从不同的维度为港商解释各种投资利好，为本土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前进造势。
强者卫道
强卫，江苏无锡人，长期在北京政坛精根细作，历时32年，从车间工人到市委副书记，入列省部级行列。在北京期间他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岗位历练”，企业、共青团、宣传部、政法委依次跨道升迁。
在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坊间曾有传言，他是未来公安部的强有力候选人之一，然而，传言终归是传言，在2007年强卫被“空降”青海任省委书记，从京畿入边疆，主政一方，强卫完成了自身最具挑战性的一次转型。
诚如强卫自己所言，在青海的六年期间，让他最难忘的是艰辛与挑战，共同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艰辛，共同抚平玉树强烈地震伤痛的艰难，共同应对藏区维稳挑战的艰巨，共同挑战自然条件极限的艰苦。或许，也是经历了这些在北京所不能想象的挑战，让之后的强卫变得更加坦然自如，也让青海的百姓发自肺腑地记住了他的存在。
六年的高原经历，让他足以去面对一个体量庞大的中东部省份，在十八大后的地方大员异动中，他从青海调任至现今的江西，职位是一样的，但挑战换了一种方式，以另一种面目横亘在他的仕途上。
强者卫道，他30多年的北京经历让他保有了宽广的视野，以及足够开放的心态，当然，实实在在的还是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这些都是在利益掣肘、资源匮乏的地方所求之欲得的。
在青期间，广为青海人传颂不绝的事迹便是强卫几乎以一己之力争取来的。奥运前期强卫关注到了一则消息，奖牌可能要镶嵌玉石，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将青海玉及青海品牌扩散出去的绝佳机会，于是他亲自写信向北京奥组委推荐昆仑玉，最终被采纳。经此一役，昆仑玉的价格和青海的品牌知名度比翼双飞。这背后的一个事实是，强卫在赴任青海之前兼任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协调小组组长。
在刚刚过去的四月，江西省与北京银行在南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北京银行未来三年将授信200亿元支持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这与昆仑玉的外扩同出一理，如果没有强卫在京三十多年的经历，或许这种协议的完成会更加曲折一些。
善弈者谋势，兵贵神速。赴赣一年有余，强卫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为江西的发展布局定调，擘划经营。
此次香港之行便是一个绝佳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