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善搞“诈术和诡道”，目前正在极力使用兵不厌诈、浑水摸鱼的战术，正在钓鱼岛、琉球群岛、虚称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等多个落点上对中国施展一波又一波的“诈术”。

　　日本通过无孔不入的密集“公共外交”和“集体攻关”，发动长期以来积累的人脉和资源，推动在中国境内外的各界对日亲善力量频繁呼应，大张旗鼓或润物无声地进行貌似公允的战略“游说”。日本的各路媒体实际上均受到日本政府和国家的战略节制，往往配合日本政府多路推进对华战略和对外安全战略，其媒体善于扰乱人心，其言论往往刻意制造虚虚实实、用尽欺瞒和误导，甚至不惜造谣污蔑，实际是非常不可信的。

　　日本施放大量烟幕弹与中国争夺钓鱼岛主权和控制权，是出于多重目的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也是日本企求的底线——保住其窃据的琉球群岛。日本的战略设计是极力争夺钓鱼岛这一战略前沿，如果成功迫使中国后退，那么日本可以趁机得寸进尺夺取整个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战略空间控制权，并以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为战略突破口，打出所谓“中间线”立场与中国强势争夺中国东海大陆架。可以说，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胜负，将攸关中国东部海域几十万平方公里岛屿及海域的战略安全、战略空间，以及数不尽的资源宝藏和民族命脉，中国不可放弃、不可不争、不可不胜！

　　当然，正如个别日本学者不经意间的透露所言，日本对争夺钓鱼岛最终失败也是有心理预期和心理底线的。日本很清楚自己对钓鱼岛的争夺先天不足、情理法均不占，自忖最终可能彻底失败、铩羽而归。到未来中国发展强大并强势收复钓鱼岛主权和控制权之时，日本服从强者的心态将再度出现，或将被迫退出钓鱼岛。因为日本清楚在钓鱼岛问题上最终可能无法得逞。

　　但日本的真正战略目的是，如果无法成功实施“钓鱼岛战略”，就必须保住其窃据几十年、具有数千平方公里土地、涉及近百万平方公里领海及专属经济区的琉球群岛。这才是日本的战略底线和战略图谋。日本很清楚，按照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之规定和战胜国协商处置原则，日本是根本无法获得琉球群岛主权和管辖权的。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中的一项重大条款是——日本重申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时间改变不了实质，从法理等许多方面看，日本的国土未经战胜国集体允许，只能局限于本土四岛，是否保留有关小岛应当由战胜国集体决定。可以说，琉球群岛要么独立要么回归中国，最不应该最不可能由日本最终窃据。【更多】

    联合国安理会23日就朝鲜发射卫星事一致通过2087号决议，要求朝鲜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决议同时重申，希望寻求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有关问题，呼吁重启六方会谈。这是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磋商取得的结果，中国在磋商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朝鲜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它牵涉到有关国家的利益，十分复杂敏感。回顾历史可知，地处东北亚要冲的朝鲜半岛，一旦发生事端，特别是兵戎相见，对各方都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後果。中国一贯主张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稳定，从根本上讲就是这个原因。

　　采取平衡适度原则

　　为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中国几十年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远一点说，朝鲜停战之後，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美国在韩国至今留有驻军。近一点说，1992年中国与韩国虽然国家体制不同，经过谈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是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本来还从中斡旋，希望美国和朝鲜改善关系以至建交，也是为了更有利於这个地区的形势朝和平与稳定方向发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朝鲜半岛出现核问题，形势更加复杂。於是本世纪初，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倡导中国、美国、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举行六方会谈，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问题。这也是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立场的体现。上世纪末，中国就曾参加中国、美国、朝鲜、韩国关於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在六方会谈中，中国作为主席国不遗馀力尽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促使朝美双方接触对话，化解猜忌，增加互信。六方会谈曾取得重要进展，各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达成一些原则协议，可惜其後又因各方主张相左而导致会谈中断至今。这使本来脆弱的半岛局势更加不稳定。

　　当前，维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避免发生任何事端，具有十分重要性。每当矛盾激化之时，中国呼吁各方冷静对待，不可失去理智，正是出於这一立场。中国对朝鲜研制核武器一贯持反对立场。早在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中国就发表外交部声明，指出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坚决反对。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中国不仅明确反对，还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讨论，支持通过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更多】

    大公网1月24日讯 据《文汇报》文章，原题：韩国有诚意 日本太虚伪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会见韩国候任总统朴槿惠特使金武星，金武星转交了朴槿惠致习近平的亲笔信。与此同时，日本执政联盟内的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男也在北京访问，由其携带首相安倍晋三致习近平的亲笔信，仍未送出。事实上，韩国真心诚意重视中韩关系，在当前形势下，中韩发展更紧密更有力的合作意义重大，有利于亚太地区稳定繁荣。反观安倍政府，在中日关系上玩弄两面手法，口头上向中国示好，行动上却坚持对华强硬立场，暴露虚伪态度。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完全是日本所谓「国有化」钓鱼岛造成。日方若不深刻反省、改弦易辙，最终只能落得「搬石砸脚」、被边缘化的下场。

　　中韩关系在过去20多年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中韩在经济合作紧密，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两国已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在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中韩都立场一致，实现在国际上互壮声势的效果，对于澄清历史、挫败日本右翼势力图谋起到积极作用。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首次派出特使即访华，更反映韩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期待着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中方当然愿意与韩方保持高层交往，继往开来，乘势而上，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与韩国真心实意与中国交好相比，日本安倍政府的「书信外交」则显得虚伪拙劣，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暴露其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安倍一方面表示希望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对中国采取顽固对抗态度，不断向中国释放在钓鱼岛绝不退让的强硬信号，并企图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僵局，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日方单方面破坏两国在钓鱼岛争端上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安倍托山口带来亲笔信，希望以「书信外交」来破冰，更显得假惺惺。安倍若有诚意促成中日关系的转圜，就应该回到过往双方就钓鱼岛共识的原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领土争端。否则，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更多】

    列席广州市人大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刘金保说了一段话，引起其他市人大代表的共鸣，他讲的是会议安排方面的小问题。（《羊城晚报》1月23日）

　　刘金保说，广州市人大和市政协每年轮流到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会，这感觉就像轮流坐庄。今年轮到市政协有饭吃、有地方住，而人大代表就好惨，中午没地方吃饭和休息，连个盒饭都没有，“我不相信政府连这个钱都没有”。刘金保还透露，不仅没有饭吃，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为了环保每人发个U盘，材料都装在里面，但我们都没地方休息，去哪里找个地方开电脑看下文件啊？”

　　刘金保代表说的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报道中在场的许多市人大代表都赞同，称“是啊，搞得我们中午到处找饭吃，真的好累！”如此看来，广州两会的会务组织和安排是存在问题的，应该解决那些有困难的代表的午饭问题和休息问题，这几个钱还是该花的。

　　不过，这则新闻最刺痛我的是这一句话：几位市人大代表异口同声，“你把我们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刘金保说的不过是会议安排的不足，既然许多代表也都感受到了，为什么不敢说？第一，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这也不是指出上级什么大的错误；第三，指出这个问题也是为了更好地参加会议。可是，我们的人大代表却连这样的话都不敢说，这太不可理解了。【更多】

    公款大吃大喝也许构不成腐败立案，但每一次都造成了民心的丧失。这样的损失，也许比那些立案的腐败更严重。试问，还有什么比失民心更严重的腐败么？

　　国人好客，摆宴必盛，盛后则“剩”，虽花的是自己的辛苦钱，为了不给人抠门印象也得咬牙浪费一把。一些官员尤其好“剩”，花的不是自己的银子，更加不心痛，吃好喝好还得“剩”好，排场要讲足，阔气要比足，面子要充足。只可惜了那白花花的银子，好端端的菜肴。直看得老百姓流泪，一根烟一斤油，一顿饭一头牛，浪费起来没个数，这到底造的是谁的孽？

　　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心民意的共振，在一些官员那里会怎样？情况未必乐观。最近严禁公款大吃大喝风紧，不少地方的“下有对策”花样繁多。在外面宴请扎眼，就转战内部餐厅，其装修之精、标准之高有的堪比五星饭店。甚至有些地方连风头都不避，如江西一贫困县的村委乔迁，也大宴宾客，数十桌宴席真是壮观。

　　官字两张嘴，一张能吹一张能吃，殊非虚言。这种吃喝风不只一次刹过，但最终都流产，根本原因恐怕还在思想上。你去问大小官员，十个有九个可能会说吃点喝点不算什么。你去问监督者，吃喝算不算腐败，恐怕他很难回答你。无论吃喝面临多少诡辩和不以为然，一年公款吃喝下来的天文数字可都是纳税人的钱，那得有多少人辛劳才能创造出来，那省下来又能养活多少人，能让多少人脱贫。然而，这种直观的想法，顶多只是公众的一厢情愿，鲜有官员会这么想。

　　公款大吃大喝在事实上的大行其道与监管乏力的尴尬处境，带来的就只有一个恶果——百姓失望。公款大吃大喝也许构不成腐败立案，但每一次都造成了民心的丧失。大吃大喝得把党风污了，把干部形象毁了，把民心丢了，这样的损失，也许比那些立案的腐败更严重。试问，还有什么比失民心更严重的腐败么？为官者，不为公款大吃大喝心痛，说到底是缺失了政德，丢弃了良知。只有丢失了这两样东西，才可能会置民心于不顾。【更多】

    安倍的橄榄枝更像是秀给西方的

　　日本执政联盟小党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正在中国访问，带来了日本首相安倍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有西方媒体将这个姿态称为“日本首相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现在的问题是，这真是橄榄枝吗？以及中国政府会如何做？

　　山口看来是到中国递“悄悄话”的，但在他的身后，安倍和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先后表示钓鱼岛“不容谈判”，嗓门又大又嚣张。中国会给山口礼遇，但他捎来的“悄悄话”还没说出口，就似乎贬值了。

　　安倍政府很可能确实有缓和中日关系的愿望，反过来说，中国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愿望？去年野田政府时期中日矛盾激化，大概也不是双方很愿意这样。问题的症结是，日本要在钓鱼岛问题上蛮干，并且要中国把打掉的门牙咽到肚里，这样双方就会相安无事。但中国不可能遂了日本的愿，退这关键性的一步。

　　野田去年也送过信，但是事实证明是他言而无“信”。后来说他“没想到”中国会反应如此激烈，他的政治幼稚遭到嘲笑。安倍的思维模式同野田的惊人相似，至少表面上如此。他对日本也对西方世界说，我对改善中日关系很真诚啊，只要中国同意“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就会阳光灿烂了。

　　很多欧美人士对中日因钓鱼岛这块无人的弹丸之地尖锐对立而惊讶。这是两个大国，有巨额贸易，眼前的情景的确有几分滑稽。但有什么办法，我们的这个邻居甚至拒绝“搁置争议”。他们还搞出过非常奇怪的靖国神社危机，不断否定历史，我们总是被他们拉入得失不成比例的、轰轰烈烈的冲突。

　　中国的战略原本是淡化冲突，多调动中日关系的积极面。但日本毫无妥协精神，他们似乎习惯了或者唯我独尊，咄咄逼人，或者被彻底打趴下。在中日冲突中，他们只有撞到墙弹回去，才肯自我调整。

　　派山口来送信，这支橄榄枝让人怀疑首先不是送给中国的，而是安倍政府秀给西方看的，那意思是：瞧瞧，我们在主动缓和关系，球已经踢给中国。【更多】

    “非基本公共服务”与养老、托幼等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北京已经迈过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大关，如何让寻常百姓的日子过得更有质量，正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1月22日，北京代市长王安顺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把“非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首都服务业的新增长点。

　　“非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少市民来说可能是一个“新词”。“非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种公共服务，但相对于义务教育、医保、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而言，其既需要政府负担，也需要通过市场和社会来解决。

　　“非基本公共服务”看上去似乎很抽象，却和市民的切身利益——比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养老、托幼等社会问题——直接相关。

　　现在，北京乃至其他很多城市都存在养老机构资源紧缺的问题。去年新京报调查，有的老人想进公办养老院，至少要排10年队，而一些民营的养老机构或者条件太差，或者价格太高，都让很多老人望而却步。

　　还有，就是幼儿入托难的问题。因为，幼儿教育并非义务教育，政府只能用财政补贴少量的公办幼儿园，价格适中的幼儿园资源高度紧缺。

　　按照市发改委的解释，非基本公共服务业包括以养老、托幼、专业培训、健康医疗、家庭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人文服务业。非基本公共服务业直接关系到市民生活的品质。北京已经迈过了人均GDP1万美元的大关，如何让城市更宜居，如何让寻常百姓的日子过得更有质量，正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非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首都服务业的新增长点，“探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医疗、健康、培训等领域”。这可以说，是用更清晰的思路，回应了民众关切的问题。

　　如何做大北京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业”，既需要制度创新、降低门槛、放松管制，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要政府加大投入，弥补过去的欠账。

　　以幼教问题为例，近年来社会多有呼吁将之纳入义务教育，但囿于财力等因素，短期恐很难如愿；但要快速化解“一园难进”问题，至少可以撤销一些不合理的门槛，比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的个人要有北京户口等。【更多】

    多年来，西方一直敦促北京增加军事现代化和战略意图的透明度。北京如今倒是更直截了当了，却没多少人喜欢。简言之，中国在大谈战争。 　　

    上周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对军队表示，“要做到一切工作向打胜仗聚焦”。这只是最新的此类训话。近几个月来，中共和军方领导及官方媒体已不谈和平、改讲打仗了。 　　

    退役将领们总喊动武，这并非新闻。过去10年里，大多数时候此类言论与官方口径截然不同。北京总是小心翼翼地将中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政策称为“和平发展”。2010年，一些邻国抱怨北京在地区海域咄咄逼人，中国防长坚称中国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但事情起了变化。中共十八大号召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强大军队”。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出访，选择视察广州军区并对驻军表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公允地讲，军队的职责就是在必要时能打仗。若从担心军内腐败及和平时期自满懈怠的背景来看，这种讲话不算好战。但新领导人讲到战争，透露出的绝不仅仅是从严治军的信息，它是与常被用来激发民族主义的话放在一起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此类讲话有面向中国国内的考虑。中共对如何解决该国日益增多的问题分歧严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的立场有助于凝聚人心。【更多】 

    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总数为93727万。这个数字虽然庞大，却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此外，2012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人口学家蔡昉认为劳动力总量事实上在2010年达到了顶峰。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充分说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加速。而此前中国官方人口学家在2009年还认为劳动力总量将持续增长到2016年。

　　马建堂表示：“目前，对于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该说有争论。”事实上，很难看出所谓的“红利”、也就是劳动人口的暴增怎么能持续，尤其是因为他同时预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至少在2030年以前将逐年减少。

　　据联合国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总数将到2030年以后下降。人口增长减缓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大多是坏的。而观察人士忽略了一点：中国出现这个趋势的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人口学家短短几年前的预测。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中国经济调整很可能会比大多数分析人士现在所认为的更痛苦。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农村地区已经被掏空。有中国学者认为，农村地区35岁以下劳动者（所谓“黄金年龄段人群”）的供应已经枯竭。另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但就连那些认为农村仍有大批劳动者的人也承认，他们当中没有多少人向往条件差、工资低的城市。农村中年劳动力也没有更多的人想离开家。

　　假如没有人愿意搬进新城市，更重要的是在新城市里工作，那么城市化就是不可持续的。城市化过去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未必意味着它会在今后20年继续同样的步伐。城市化无疑会继续，但它不可能再像过去30年那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更多】

    中国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正受到来自无序扩张的国企和地方利益集团的严峻挑战，这令新一届领导层面临考验。

　　煤电厂向来是中国大范围污染的主要来源，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减少煤电排放的计划已奏效。但这种成效在某种程度上正受到工业产出激增的破坏，如钢铁生产和车辆数量剧增但燃油标准偏低等。专家称，针对特定污染物的排放限制并不足以遏制空气质量问题，“电厂减排的潜力已很小。若政府不关注工业和其他污染源，排放总量将持续增长。

　　长期看，减排将需要对工业设施和炼油设备进行成本高昂的更新，但此类措施受到双重阻力：无法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国企、依赖工业产值创收的地方政府。中国最大的两家石油炼化企业都在为自己的环保记录辩护。对北京改革的任何努力而言，驾驭大大小小的国企将是挑战。在与民企竞争资金和资源的同时，国企还是与领导层保持关系的大型用人单位，经常发挥实现北京政策目标的功能，并因此被赋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的污染问题十分复杂，并已扩散至整个经济。2005至2010年，随着更清洁技术的使用，煤电厂的PM2.5排放量下降21%，而来自钢铁生产的排放量却上升39%。随着政府斥巨资兴建基础设施，其钢铁产量一直稳步增长。与电厂不同，钢铁产业更分散且更难以控制，尤其是地方政府依赖规模更小、通常污染更严重的钢厂。2012年前9个月，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因价格下跌减产2%，小钢厂却增产近20%。【更多】

    连续数日的雾霾天气使得“北京咳”（Beijing Cough），这个曾在老外中流传多年、有些略带玩笑的叫法近日再次盛行坊间并掀起一阵波澜。北京一所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对此深感义愤：“在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之前，‘北京咳’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 　　

    “北京咳”一词的由来，其实是早先一些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易患的一种呼吸道症候，类似水土不服，即来到北京就发作，走了就会好。在美国出版的旅游指南中就出现了这一称谓，但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就像德里肚（Delhi Belly，一种痢疾性感染，表现为急性腹泻）和罗马烧（Roman Fever，一种类似肺炎与疟疾的传染病）一样，只是外国人起的一个戏称罢了。对于京城医生而言，将疾病冠以“北京”的定语，就几近于“东亚病夫”的帽子一样让人耻辱。然而，“北京咳”也有其客观性。 　　

    北京作为外国人口集中之地之一，相对于其它几个城市上海、广州等地，其特殊的气候与发展的问题都使得它的空气污染严重，2011年世界1085个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中，北京排名倒数第42位。北京遭遇十面霾伏后，在人满为患的各大儿童医院的呼吸科门诊里，在此起彼伏的咳嗽与哭泣声中，辩驳“北京咳”的合法性是无力的，只会有对如何止住“北京咳”的焦虑。因此，与其耗费精力去争执“北京”与“咳”的关系，倒不如直达病灶，针对造成空气污染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