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润
吕德润于1944年春至1945年秋任重庆大公报驻印度、缅甸特派战地记者,随中国远征军征战印缅。抗战期间,发表过《缅北铁路走廊前线》《随B25轰炸记》等多篇著名通讯报道。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国务院参事。
此文为吕德润的女儿吕安妮回忆其父亲之作。
一、 与《大公报》的缘
父亲与《大公报》结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父亲在重庆读书时,喜好文学,能写,多次给《大公报》投稿,后来成为重庆《大公报》学校通讯员。
1943年夏天,父亲复旦大学毕业,先是在重庆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任助理编辑,但一发现有机会上前线,就努力争取到了重庆《大公报》驻印度、缅甸战场随军记者的职位。
所以努力争取是他怀着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他跟我们聊过,原来他在北平上高中,就是因为日寇占领北平,他和别人结伴逃到西安读书,又考到重庆读书,到处流亡,吃了许多苦。抗战时期,重庆频繁被敌机轰炸,重庆的5•3,5•4轰炸等,他都是亲眼所见,人们被炸得遍体鳞伤,四肢不全,血肉模糊的惨景,让父亲更加痛恨日寇。他当时积极上前线做随军记者,就是想亲眼看看抗战弟兄们杀敌、打鬼子,并且通过他的笔通过《大公报》向广大读者介绍战地情况。
抗战结束后,一直在《大公报》不同的分社工作,直到解放。
1980年,又被借调到香港大公报驻北京办事处任特派记者。
二、滇缅战地记者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滇缅战场的经历
滇缅战地记者的情况,应该是《大公报》更清楚。据我所知,专职随中国驻印军的《大公报》战地记者就我父亲一人。
滇缅战场的经历,我已经为你们做了中国远征军初期(1941-1942年)的大事记,我根据互动百科,又整理了1944、1945年与中国远征军相关的大事记再给你们,因为时间匆忙,没有核查比对,仅供你们参考。
三、 吕德润对滇缅战场的报道,这些报道的影响
他原来说过,当战地记者期间,他写了共30多篇战地通讯,均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这些报道受到报社总编的书面表扬,也大受读者的欢迎。解放后,抗战丛书、《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中外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抗战纪事》等书中都收录了他当年的文章。香港《大公报》多次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时,也选用了父亲当年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参考消息》赞誉父亲当年的通讯是“篇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经典报道”。但我没有具体的证据。
我根据《远征缅北》一书,我整理了他采访的整个经历,已发给你们。
在我收集的别人纪念我父亲的文章中,我发现最多的评价是两点:
第1点评价是:说他不同于仅是一般的“随军记者”而是“真正的前锋”。在纪念抗战几十周年的时候,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他后发表文章,标题就是“總在最前的戰車上”。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采访新闻,哪能在后面。”再加上他原来亲身经历祖国被侵略,重庆被轰炸的场面,对日寇充满了仇恨,他当随军记者就是要看弟兄们怎么打鬼子的,所以,在战场上为获取一线的消息,父亲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成了一名英勇的记者。我举几个在战场上的小例子:
①他刚到印度雷多军部不久,就乘吉普车翻过缅甸野人山奔赴胡康河谷前线,在孟关附近找到战车营营部,采访了赵营长。根据战车营营长赵振华上校的口述编写了《战车部队冲克瓦拉本》通讯寄往重庆《大公报》,对此,父亲并不满足,他当时还要求给他一个去更前沿直接采访坦克兵的机会,但赵营长说部队正在运动中,加之他们也抽不出战士来为他开路,陪他前往,同时他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所以不同意。
②在缅甸瑞古附近,父亲与飞行员俩个人,坐小飞机侦察缅北全战线形势,长达三小时,而且在敌人的上空侦察,完成了任务。这架小飞机毫无武装,危险性极大,所以下飞机后,两人彼此祝贺了一番,并向高级军官报告了新发现。之后,他写出了《缅北前线上空三小时》的通讯稿,当天寄出。
③八莫之战时,我军团部在敌炮射程内指挥作战,营连部到了步兵前哨。师长告诉他师部安全些,但父亲主动跟随团部前进,有时也深入到营部去,甚至去火线观战。他在通讯中写道:“有时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
第2点评价是:许多人赞扬说:“吕德润的一枝笔,将遥远的战役推近到国人眼前,他的通讯不似象牙塔里的文人手笔,更多的是豪迈随意的‘大兵风格’”。“在吕德润笔下,相聚的气氛如此真切动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想,这与父亲乐观、幽默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而且当年他刚毕业不到一年,是个25-26岁的毛头小伙,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曾经写到:“不到前线,就不会真正明了中国士兵的勇敢,以为报上发表的那些英勇事迹像是记者编出来的。可是等到你真正看到了,便会感到第一流文学家的笔也写不出那些英勇拼杀的场面。”
他写到:(建议允许我照得念原文,因为原文生动地描写的战地场面)(国内出的《远征缅北》的八莫之战二中P111-112的描述)。
在“南坎三日”的通讯中他写到:15日拂晓,双方炮战仍未停止。专机驾驶员衣复得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昨晚冻得小鸡似的蜷缩成一团,可是想起昨夜和敌人打了一夜的弟兄们,又感到惭愧起来。“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他唱完这一句,人们便马上起来了。
父亲的文章里,没有说教,没有豪言壮语,只是通过对细节的描述,生动而幽默的文字,将自己所见所闻,亲身体验、用通讯的手法,记载着战斗的激烈与残酷,战士的吃苦与牺牲,军人们的勇敢和爱国,以及人们对日寇的仇恨。这种写作,有助于“将遥远的战役推近到国人眼前”,也有助于“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父亲的报道,加上《大公报》还刊登了其他参战人员的报道和读者来信,使《大公报》成为当时报道中缅战场最多的报纸之一,这些报道鼓舞了军民的士气,受到了包括史迪威将军和许多中外知名人士的好评,以至于后来史迪威走时,还专门给《大公报》写了告别信。
四、名篇《随B-25轰炸机轰炸记》的情况
1944年8月上旬,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到中美混合空军基地,向那里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祝贺中国空军节,父亲随同前往。在基地听说即将进行出击,他便要求随机采访,并得到允诺。
那次的任务是轰炸日寇在缅北的大仓库——孟养。轰炸任务是很危险,他们都要准备万一飞机出事后的强迫降落的问题,所以出发之前都要领降落伞和当地的卢比钱袋,以便送给当地人。但父亲担心的不是危险,而是着急不能马上起飞,要等几天,他满怀复仇的心态,一点也不害怕,还与飞行员们讨论着坐谁的飞机好。
最终,他被分配坐轰炸机长的飞机,因为他的飞机四面八方都能看到丢炸弹的情况,同时他的飞机本身也挂着炸弹。父亲在上飞机前,看到飞行员在检查炸弹,便凑上前去抚摩,他在文章中写到“我知道我没有亲手投弹的机会,便伸手抚摩了几个我可能触及的大家伙。我希望我抚摩过的都能投中目标。”
上了飞机以后,螺旋桨的声音使他们只能用打手势和写纸条的方式交流。轰炸机长写纸条告诉他到了敌人阵地了,“离目标还有二十分钟”。看到这几个字,父亲的心情突然翻腾起来。他在文章中写到:“我首先想起的是我们在重庆挨了日本鬼子几年炸了:五三、五四、大火、大隧道……惨案,李子坝被炸,沙坪坝被炸,疲劳轰炸……警报的声音和红球以及和我在一起躲警报的朋友们的愤恨的面孔……”。
“地上的机枪一齐向我们射击,机枪的扑扑声愈来愈大,加上螺旋桨的声音弄得人心烦,被机枪打坏了的气流,使飞机飞得高低不稳。”飞机都丢下了炸弹,“返航时,我拧着肚子回头看,被我们轰炸的孟养完全被浓烟罩住了,有五六处火头冒得特别高。我高兴极了,心想:他妈的!你们炸我们,我们也炸你们!”
下了飞机,他仍然沉浸在兴奋中,他在文章中写到:“现在B-25轰炸机已经把我送回地面上来了。但在空中出击的情景,投弹的景象,敌人仓库的火焰以及我内心复仇成功的愉快仍有声有色地激动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