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银风筝下的伦敦
但炸后的伦敦难题太多了。活着的得吃，炊饭的煤气没了;得喝，自来水流成河;得住，房子成了瓦砾。那时伦敦乱成一团，而舆论界却并不放松政府。《新政治家》上有一长文描述难民之无助，和官府办事之迟缓。譬如派来疏散的大汽车走错了地方，妇孺白白地鹄候了一天还不算，又挨了敌机的扫射。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婆，由市政府推到救济会，又走了三哩到另一慈善机关。她缺的只是一笔路费，乡下有戚友答应收容她。舆论界攻击的是难民不应靠慈善款维持，政府应负责任。到十月底，“难民救济金”分配办法规定了：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妇人如丧失丈夫，每周领十五个先令六便士;年满四十岁以后，每周领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孩子的补助金，老大领八先令六便士，老二六先令三便士，余每名五先令。男子因空袭残废者，住院期间每周领二十五先令六便士，出院后为二十二个先令。据说随报随领，绝不迟延。难童的安插也有了办法。这些孩儿由戚友收养，由官家补助至十六岁为止。收养一名难童，每周可领十先令，余每名八先令六便士。在原则上，这里平民因空袭所遭损失，均由政府照数赔偿。不过除非赤贫的，余多展缓至战后赔。譬如我住处的玻璃窗、烟囱就全震碎。房东太太报完区议所才动工的。她希望不久就能收到公家一张支票。伦敦某区还倡议因空袭而丧命的市民，殡葬途中，应准许用国旗裹尸。总之，九月初的紊乱迟误，已在尽力挽救了。且有保险公司举办“一先令保一百镑”的空袭险。年人四百镑以下的中产阶级，政府也给了损失赔偿的保障。
在最漆黑的日子，伦敦还能笑。破屋栋、送奶车、举重机上全悬着饱经风霜的国旗，颓壁上写着种种谐句。
街道下面埋有煤气、自来水种种设备，平时提供便利，遇到战争，也有麻烦的一面。一个未伤人的炸弹很可以使一可观的面积停了水电，断了电话，没了地道车。当伦敦上空在交战时，伦敦地面上，千百名管子工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心细致地修整地下那些复杂的管道。兵士们把枪架起来，跳进被炸的房舍帮忙拆卸清除 ── 一个需要胆智的活儿。三个月来，伦敦不知扫出几千吨碎玻璃。有巨厦的贵重厚玻璃，有教堂的古老彩色玻璃，也有平民住屋的廉价普通玻璃，真是个大汇合。这些据说如清理重炼，人工需耗甚巨，所以大部分都抛弃了。而且眼前玻璃的需求并不太大。许多不需橱窗的店铺(如银行)多用木板搪起。牛津街的大百货店，浅黄木板中嵌以一方小小玻璃，像煞我们的宫灯。破房拆下的钢骨是有用的 ── 铸成炸弹还敬柏林，也可制成防空壕里用的双层床。
警报的放送也经过几度周折。最初，很少人理会警报的重要，而且，似乎越放警报，街上仰首观望的人越多。直到俯冲机到来，人民又开始怪政府放得迟。一个记者说，威尔士某酒馆有个穷酒徒，善学飞机丢弹声。说谁请他一杯威士忌，即学一次。学完人问他，警报声呢，他说，没放警报。《新闻纪事报》上读者来函栏登了许多质问的信。一个说：“昨夜三点，我在床上足足听了二十分钟轰炸声，为什么一声警报也没放?”一个说：“依常例，我们的警报总比炸弹迟二十分钟。这是否也得经过一番等因奉此才放?”又有人抱怨放解除警报时敌机正丢着弹。还有人嫌警报拉得太长，太难听。丘吉尔首相有同感。在下院说，得缩短这种鬼嚎。不久。当局又发见勤放警报对于生产──尤其军火制造损失太大。八月二十三日，安德生部长在下院宣布“屋顶巡风”办法。先拉预备警报，俟敌机临上空时，始由巡风人摇铃通知，作紧急警报。如此，军火工人既不误工，又可保证安全。这巡风人又是一批英雄。风吹雨打，他们得站在屋顶，眼睛能离开天空。看着弹落，看着火烧，他们得负责下面数百名同胞的安全。某工厂便有这么个挡前阵的巡风人，不幸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殉了难。厂家通知死者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你的丈夫是一位杰出人物，他事事跑在前面。他什么都先干，事后讲话。在工厂中，在运动场上，他都是第一。当本厂征求屋顶巡风人时，他自然又是第一个自告奋勇。终于，当一颗炸弹投下时，也是他第一个看到。”
另外还有戴钢盔的“纠察员”，对他们的功绩报纸也是歌颂不尽，而且他们当之无愧。年在六七十的老头老媪也时常干这一行。当警报放了时，我们往地下室走，他们得在街头吹哨，促路人找掩护。“一个空袭纠察员必须勇如狮，强如阉牛，机警如果鸟，耐烦如毛驴，辛勤如蜜蜂。”这是人们理想的“更夫”。他必须随时准备“挨炸，跌跤，活埋，粉身，压扁。他随时得当干妈妈，产婆，郎中，抬埋的，募捐的。他得活泼而驯顺，当人们抱怨时，甚至得学会装聋作哑。”想想一夜的黑，冷，这些年迈市民的义勇实可佩服。自然，中年的纠察员占大半。譬如我们这条街上一位罗伯逊先生，他年纪是五十三，与老伴跟前有两男孩。早上七点半，他就到邮局上班，战前因点半即可下公事房，如今要作到五点。下了那个班，就值这个班。闪电战开始后，好些日子罗伯逊先生二十四小时内，仅睡上二三小时的觉。他巡街，扶老弱进防空壕但有一天，他巡街回来，自己的房子炸完了，妻同一个孩子受伤，另一个孩子丧了命。悲痛自是当然，但第二天罗伯逊先生又去值班了，吹着哨，催人们掩蔽。
还有浇灭伦敦大火的英雄们。六万救火员中，截至上月底，殉职的已逾百名。这是既苦又危险的差使，烧死，砸死，种种意外都可能发生。伦敦市民对他们感激至深。
专职的纠察员，每周领三镑。因公受伤者，准许预支二周薪金，出院后，已婚周领一镑十二先令，单身汉周领一镑。这总算是份保障。但舆论界认为太菲薄。尤其有些地方遇纠察员受伤，薪金立即停付。而且供职还须自备救火唧筒等，出差自备车费。至十一月初，政府动手改善了。殉职的每名准领葬费七镑半。受伤的准续领十三周薪金。政府并立即发给钢盔、雨衣等必需品。而且开始训练一批后备员。随时补充。
但开仗以来，英国空袭方面最棘手的莫如防空壕问题，即把这问题视作一个中心的社会问题，也不为过火。因为它涉及安全、健康、纪律和道德。
九月中旬安德生当内务部长时，大批伦敦市民携妻抱子，夹了被卷，佯买一站票往地铁里挤，而部长在警告着：地道车系交通工具，绝不容许人民当防空壕使用。过了两个月，全市地铁每日四点后就成为合法的避难所了。再不需买票，有几条线还停了车专为避难用。这是人民的一大胜利。自十月十九号起，地道车站上有夜宵早点卖了。次日，第一批两千张双层床架起了。于是，玩起纸牌夹，难民带来种种乐器，地狱变成了天堂。十月底，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下室设起简易图书馆，放映起科教片，北伦敦一个地下室还有了一种报纸，名叫《瑞士茅屋人》，距我的住处仅隔一站。第一期社论是《论打鼾》。文中写道：“本站睡有一千五百位难友，打鼾者至少有一千六百五十人。”某通讯员谓“昨晚一位美丽女郎距我仅六英寸。我正欣赏这朵睡莲时，她忽然鼾声大作，使我深为幻灭”。编者末尾加按语云：“汝应称幸知足。普通男子欲尝此幻灭，尚须先入教堂行礼。”
美国那鲁大学图书馆听说这么一种别致的报纸问世，还特意从大西洋彼岸来函索取呢。
防空壕是怎样一个奇怪的生活场所!一个醉徒跑进某处防空壕，嚷道：“呔，我乃希特勒遣来的伞兵是也。尔等全已在我掌握中，谁敢动一动，小心吃我的子弹!”并在口袋中比画，把避难的妇孺吓得乱叫。还是一个熟识的妇人认出他来，打了他一巴掌。这人醒后被罚两镑，另付诉讼费十五先令。有一地发现成帮的流氓。还有一个难免的现象：小小窃案也是习见的，尤其每人手提包里必有点宝贝。这里躺着打大呼的男子。也难怪，他们白天开着货车或造着军火，晚上一伸腿，身子下面是硬邦邦的水泥地。但有三百难友，十个打呼的即可搅得全睡不成。所以难友们自动轮流派一个人 负责“摇打呼者”，一闻呼声立即跑过去推他一把。这里也睡着国难不忘美容的女秘书、女店员。睡前照常用发夹把头发卷成乱蛇一般，用玉容油润了她们的粉颜，早晨上班前，还先染染手指甲。
纽约一位哲学家立在大西洋彼岸赞叹说：“汪洋那方是欧洲，也即是地狱。海水爬着涌着，填补着掘蛤者留下的足印。月亮由海面上升了。我确知地狱过后，宇宙的空间潮汐将梳平时间的沙滩。新的掘蛤者还将来到──也许还是更好的。”
一九四0年十一月十六日，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