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吊大同
汉奸问题，给予军队的损失太大，各方一致的要求，是要认真办理这桩事情。那时太原方面派来了一位警备司令，人确非常精干，而只是空脚空手而来，无钱无实权，心有余而效力有限。比较有计划的办法，是傅主席的政训久训练青年学生拟组织的政治队，全队约计一百人，打算分配到平绥沿线各地，比较有组织有技术的对付敌人有组织的奸细。而且这一队每月的经费只有一千八百余元，照理想是不会难于成功的。然而总司令部对于这个预算无法批准。因为指挥平绥沿线这一大战场的总司令部，系将过去三十五军军部扩张而成，它的任务远比旧军部大，活动远比旧军部多，官兵薪饷，人物开销，不知比旧日要大过多少倍，然而这个总司令部每月只从上面领到增加经费一千八百余元!如果要承认这个政治队，就得占去增加经费的全部，而其他一切活动都得停止了!
汉奸问题，政治上发不出大的力量，有组织的去对付。同样对伤兵问题，也似乎漠不关心!我们军队自身平日救护组织，既不健全，在艰苦的战场上，已经不知道冤枉死了多少壮士。幸运一点的，能够被铁板货车运回大同，似乎可以得相当的安慰。然而使伤兵最痛心的，是回到大同之后，没有人来照料。火车司机冒着敌机的危险，把劳苦功高的受伤战士，运到大同车站，不能再叫他们负照料之责，然而伤兵们在车站上，能走的走了下来，不能走的就停在站上，没有医院来接应，地方政府和民众团体也没有人在管!
医院设在大同附近山中，为了免去敌机的轰炸，理由自然很正，但是医院的目的，不仅在免去医院人员的危险，而是要尽量给伤兵以方便，所以医院必须在车站等交通要道设立联络所或招待所，要引导扶持伤兵迅速的进入医院，绝不能自己深藏山中，让伤兵自己瞎找!地方政府和上层民众团体，似乎不知道大同有这样多未死了的英雄，听伤兵自己去饿，自己去渴。伤兵们急得没法，强悍一点的集合到县政府把县政府打了一顿，县长仍然不理。他是山西已有二十余年历史的以干练得宠的老吏，他知道做官的成败得失，不在于伤兵对他的好坏，而在他对付上司之是否周全。有些军队后方机关，看不过去，特别和县长商量，把军米军面送到县府，请县府派人在车站做饭煮粥，简单照应各方新来伤兵，而县长仍然不理!
平日讲礼义廉耻的上层绅士阶级，这时大都找不着人。军队政治工作机关曾经为他们发起组织一个抗敌后援会，衮衮诸公都来了，开会结果要选出商会会长等来作委员，大家简直双摆其手，连呼不能负责，唯恐身上粘上了一点“抗日”空气!会中曾勉强决定大同全县筹国币一千元慰劳伤兵，由商会暂垫，商会会长立刻变了平时逢迎军官慷慨的态度，而深皱眉头，认为数目太大，他说：“百儿八十元，或者还可以想法!”当然军方不会答应，于是他们不见面的“还价”，第一次涨至二百元，经第二次交涉，涨至四百元!会长留书说：“勉力筹措四百元，已交某处，请去取用。”以后不和军队见面了。
伤兵到得太多，城内城外自己乱跑，跑不动的雇辆人力车，叫车夫拉他们到城外遥远山中的医院，车夫不懂军情，彼此语言有时亦不通，医院的分别，也弄不清楚，于是往往在郊外胡拉胡走，费了整天的光阴还找不到归宿地。于是车夫们害怕了!城外医院填满了，城内的学校也慢慢成为医院，某师范学校校长非常不满意把他的学校作为医院，他想着这所学校是他的私产，是赚钱的工具，战争最好快快地过去，他还要拿这个工具继续生利，所以把好好的房屋都锁起来，而把破烂的地方去安置为国家流过血的伤兵!结果是伤兵们不能忍耐，把好房间的锁通通打掉了!
九月初旬，大同已十分危急，前方运输全靠一条破败的平绥路，日本飞机几乎每天来炸大同车站，站上员工及其家属，死伤甚大，他们仍然忠实勇敢为战争为国家服务。但是，他们的动力———煤没有了。平常平绥路使用大同口泉煤业公司之煤，而以运煤东销张家口平津之运费抵价，现东路已断，铁路已无运价收入，而煤之消费仍不能不继续，然而煤业公司却不肯给煤了。那时口泉山中积煤至十五万吨以上，平绥路当局再三和煤业公司商量，允许将平绥一切收入，尽先偿付煤价，只希望能不断燃料，可以继续军事交通。然而经理先生看到平绥路的将来，如果希望战争胜利，恢复营业之后，再拿收入来偿清煤价，把握不多。于是用“现金交易，欠账免言”的态度，拒绝供给给平绥路这种紧急军事需要!当然战争期间，我们可以用军事征收的手段，强制用煤，可是傅主席对于这个公司，仍然没有办法，因为公司后台在太原，太原对于此事的态度，仍是“概不欠账!”路局请前方总司令想法，不肯支持战争，万一中国败了，你们不是白送日本人吗?他们的答复是：“生意人有生意人的立场!”后来还是某某公司出来私人担保，才允许惠借两千吨，可以支持平绥路几天的费用!
最可爱的，还是青年和下层民众。尽管大同附近农民出过这样一个悲痛的笑话：被大同防空部队击伤了的日本飞机，被迫降落在大同城外平原上，附近村民都围着看新奇，看着日本飞机师从容把飞机修好，安然飞去。然而民众对于战争仍然异常热心，我们常常在晋北战地旅行，汽车每每被困在坏路上，然而我们只要一号召附近居民，立刻他们可以热烈参加，而且到任何一个村庄，说起抗日，无不眉飞色舞，义愤冲霄。然而好些地方的民众却在黑暗的军政势力之下，感到“抗敌未曾身先死”的悲哀。当天镇与敌抗战的时候，阳高驻军把城周十数里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入人村庄，需索一切的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以军运之名，对民间车马滥施征发，而且平时无备，仓促筑路修工，乱使民夫，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而日本方面却看出这种破绽，故意施些小惠，在我们天镇毗邻的柴沟堡方面，用现金雇工人筑路!民众虽明知日本弄的是先甜后苦，然而我们自己的军队首先弄得民众无法生活，以后不管甜与苦皆没有机会去考虑了。
晋北最危急的时候，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所派遣到晋北各县做民众运动的前进青年，看到各方面危急的现象，大家在大同开会，讨论挽救危亡的办法，他们是一片丹心，想在抗战中作伟大的努力，然而政权在腐败怯懦的官僚豪绅手中，让他们在满怀悲愤中，看着大同坠入敌人的虎口!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