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开展“秘密外交”

　　文/木春山

　　狭义上讲的“秘密外交”，给人的感觉带有非主流色彩，但其实秘密并不等于有问题，也不等于见不得人，这与外交所展现内容、运作方式的相对私密属性有关。

　　在西方人看来，外交通常都是“水面下的运作”，公开活动已经是外交的成果而不是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都是“秘密”的；某种程度上，“秘密外交”才是政治常态。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也实操了不少“秘密外交”。在这些尚未公开或者不适合公开宣传的外交实践中，升华了中国的外交探索，也让中国外交的利益取舍更加明晰，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必不可少。

　　从外交手段来看，中国的“秘密外交”与西方类似，都是在不声不响，外界后知后觉的情况下实现的。

　　比如西方媒体曾报道，2013年中国和塔利班的秘密接触已经开始了好几年。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中国曾在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进行了“低调的接触”，涉及到的官员是大使级别。“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被赶下台，中国“悄悄地”与巴基斯坦境内和塔利班有联系的组织进行了沟通，这种局面在美国看来，除了巴基斯坦，中国成了唯一与其保持联系的国家。

　　除了与塔利班的“秘密外交”之外，中国外交史上出名的中美破冰之旅，也是在秘密外交中实现的。1972年尼克松出现在北京机场的背后，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等中美外交家数年来秘密协调的结果。期间不只是中美双方都在发力，也有诸如巴基斯坦等友邦的穿针引线与积极协助。显然，在冷战尚未结束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秘密外交”是当时客观条件下的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必然。

　　从外交内容上看，中国的“秘密外交”主要讨论的也是暂时不能公开的话题，这些话题有可能是对当下产生影响的，也有可能是对未来带来长期作用的。比如为了重启六方会谈，仅2014年，中国外交官凭借着与朝鲜、美国、韩国等相对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外交关系，多次穿梭往返于平壤、华盛顿和首尔之间，为会谈的重开进行密集斡旋。

　　期间所谈的话题当然不能公开，有些肯定会非常敏感。因而必须通过一种相对保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与协调。虽然六方会谈至今没能重启，“秘密外交”的效果尚有待观察，不过中国为此付出的极大辛劳获得了外界的认可。

　　除此之外，前一段中日之间的“秘密外交”更是进行的风生水起。其实中日外交的形式并不能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秘密外交”，因为彼此来往是公开的。比如中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2014年中曾到访日本，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当年曾两度访华。这些都是媒体公开报道的讯息，谈不上“秘密”。但之所以称其为中日间的“秘密外交”，是因为会谈的内容，所见的人物，都是媒体不了解，或者说官方未公开的。比如胡德平访日与安倍晋三进行了“秘密会晤”；福田康夫访华见到了习近平，习还在会见中通过福田发出了对安倍的质问。

　　这些内容符合“秘密外交”的特性，对当下乃至长远的中日关系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外交结果来看，“秘密外交”实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无论是中日之间围绕靖国神社和岛屿争端的“破冰外交”，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围绕缓和与建交的一系列秘密接触，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换的灵活外交手段。

　　在当下社会，实现国家利益的“秘密外交”有着足够的道德支撑和信意制高点。而在各种信息传播手段泛化、信息传播效率高度发达的今天，所谓的“秘密外交”其实也失去了秘密的本质，已经从百年前的无限追求国家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别国利益实现自己目的的外交动因中，逐渐回归到了有限追求国家利益的本质内涵层面。

　　比如中国利用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和叙利亚反对派、缅甸反对派等中国传统友好国家的反对派接触与交流，就是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外交体现，也是对传统意义上“秘密外交”的创新与升华。

　　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在玩“秘密外交”，如何做得更地道、玩得更精彩、展现的内涵更丰富以及更符合国家利益，其实是一场国际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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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热炒中国-阿塔秘密往来为哪般？

　　文/常晓宇

　　2015年1月20日，中国和阿富汗最高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阿友好合作年”。光鲜背后，是中阿关系有长达20多年的“不正常”。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不承认亲苏“傀儡”政权，并将驻阿使馆降为临时代办级，取消官方往来；1990年代阿富汗爆发内战，中国被迫撤离全部使馆人员。直到2001年12月，因受邀参加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中国政府派去工作组，中阿关系才算走上正轨。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官网资料显示，“1992年4月，塔利班游击队接管政权，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国。中阿关系实现正常化。”这里的“中阿关系”显然是指中国与塔利班政权的关系，即便这个所谓的“阿富汗伊斯兰国”同样不被中国政府承认。此后塔利班政府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中倒台，中国也同阿富汗现政府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但这些都不妨碍中国同塔利班“秘密往来至今”。

　　笔者检索发现，许多论述“中国-塔利班秘密外交”的文章都引用了一则相同的例证——在2000年坎大哈的会晤中，塔利班的幕后领导穆罕默德奥马尔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保证说，塔利班不会“允许任何组织用其领土从事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这段文字出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3年6月的一篇文章。

　　美刊还称，根据与北京、华盛顿、喀布尔、伊斯兰堡、白沙瓦的官员及专家的采访，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一直在扩大其与塔利班的直接接触，试探其对诸如中国新疆地区的分离组织以及中国对阿富汗资源投资的保护等诸多安全问题的立场。在西方眼中，中国人同阿富汗塔利班打交道简直是“必须的”。

　　前英国简氏防务周刊中国问题专家、独立防务分析专家比弗曾对美媒表示，他相信中国同塔利班没有正式关系。但中国一直在进行一些改善阿富汗基础设施的工作，其中一些是由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牵头的。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因为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邻国，当然有极大的切身利益。

　　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姆鲍尔·汗博士去年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过去的13年里，中国很低调地成为阿富汗最大的投资者，目前在阿的矿业、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为75亿美元。中冶在阿东部投资的阿纳克铜矿的储量占中国国内铜矿总储量的1/3。除了能源领域，中国企业还是阿富汗筑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主要的承包商。

　　塔利班至今控制着阿富汗大片国土，随着在阿中国企业的数量、范围和资本不断扩张，无论是否愿意，他们都得直面塔利班。2004年6月，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袭击了中铁公司一工地，打死11名中国工人；2008年6月，一名中国工程师遭劫持；2010年1月，塔利班高调宣布绑架了两名中国工程师。西方认为，中国同塔利班“交易”可以避免恐怖分子把中国企业和公民列为袭击目标。

　　《外交政策》还透露，1990年代后期，北京担忧塔利班政府会成为东突分子的避难所及其在阿富汗成立训练营。安全专家比弗表示，中国为了反制新疆分裂和恐怖势力，尤其是那些在逃窜至阿富汗的东突分子，只得同塔利班进行接触。

　　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斯万斯特伦认为，塔利班强大不一定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但“东突分子是由塔利班当局资助的，所以中国不得不同塔利班保持联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支持塔利班。只是出于现实以及政治局势的考量，他们需要接触塔利班。这是建立在需要、而不是共同立场之上的。”

　　经济和反恐是西方眼中中国同塔利班“暗通曲款”的充分必要动因，剩下要做的就是在世人面前，捅破这层“窗户纸”。面对西方“指控”，中国一度否认地很坚决，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回应中国与塔利班有何关联时表示，我们对阿富汗各派主要是做劝和工作，从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他强调，中国没有与塔利班建立任何形式的正式关系。

　　去年12月，有阿富汗媒体报道称，塔利班派出一个由哈尼夫领导的两人代表团赴华和中国官方人士进行了会晤，表达塔利班的立场，并探讨了中国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今年1月，外媒称塔利班证实了该报道，并称中国之行是“扩展关系，表明立场”。这一次，中方对此不置可否，外交部的两次回应内容一致：希望阿富汗早日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愿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西方热衷于炒作中国同塔利班的“秘密关系”，但美国人自己首先就“拎不清”。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对塔利班宣战。但据一位巴基斯坦前驻阿富汗大使透露，“美国占领军每天给塔利班交税。塔利班占据阿富汗62%的土地，从塔利班地盘上过往车辆要交过路费。美军不仅向塔利班税，还跟他们一道种鸦片。”

　　美国政府也没有公开将塔利班定性为恐怖组织，奥巴马甚至说塔利班不是美国的敌人。今年1月底、2月初，两名日本人被ISIS绑架并撕票。就在“约旦是否应与ISIS交换人质”掀起国际争议之际，半年前曾用5名塔利班囚犯交换一名美军士兵的美国被意外推向前台。面对记者以此类比的质疑，白宫发言人辩称：ISIS是恐怖组织，而塔利班是武装暴乱。

　　美国人不远万里干涉阿富汗“内乱”十几年，却理直气壮地指摘中国处置家门口的威胁，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反恐战争结束后，塔利班根基依旧牢固，阿富汗国家却千疮百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曾撰文介绍，阿富汗90%的GDP（200亿美元）来自西方军队、人员及国际组织在该国的消费。西方撤军后塔利班会不会卷土重来存有疑问，但撤军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是阿富汗身边唯一的全球性大国。阿富汗亟需重建，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领域，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相应的，进入阿富汗，中国也无法绕开塔利班。去年10月阿富汗总统访华前夕，李希光曾赴阿富汗参加过一场学术讨论，主题就包括“中国如何主导喀布尔与塔利班达成政治和解”。这或许可看作中国如何在阿富汗“发挥建设性作用”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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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缅甸外交转变的小秘密

　　文/ 熊丽英

　　2010年缅甸军政府突然要“革自己的命”，宣布脱下军装、开放选举、解除党禁、释放政治犯，甚至明里暗里“拥抱西方”。作为与缅甸有着数十年友谊，特别是在缅甸遭遇西方制裁后，几乎成了缅甸最重要朋友的中国，对此事作何感想，恐怕不难理解。

　　2011年中国在缅甸建造的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叫停”，此事是新世纪以来中缅外交的一个转折点。从该事件起中国国内开始对曾广为宣传，但在一些专家看来是一厢情愿的“胞波情谊”提出质疑，缅甸的“反华情绪”也由这次事件，逐渐从上缅甸蔓延至全国范围，并不断的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反华闹剧。于是此后为了消除缅甸国内的这一负面影响，也为了靖边西南，中国对缅甸外交政策做出了调整。这种外交调整在不熟悉中国外交方式的人看来，或许是一种“秘密”的范式——即通过并不声张、但卓有成效的细微改变，保障中国在缅最大利益，促使变化了的缅甸，重新认识中国。

　　首先，中国对以往“兄长式”的外交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呼吁中国对缅投资企业尊重缅甸的民意关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升透明度。其次，中国加大对缅公共外交的力度，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间，多层次多维度的对公共外交活动不断展开。这种外交并不常见诸报端，因而也是一种特殊的“秘密外交”范畴。

　　与此前饱受诟病的 “政府对政府”外交模式相比，调整后的中国对缅外交更具灵活度也更接地气。显著的变化在于，中国加大了与缅甸在野党派及民间社会的接触。

　　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国内的学术科研机构及民间组织。从2011年起，国内学术界率先对替代种植的利弊、中国对缅甸投资模式转型、中缅农业合作模式、缅甸环境和社会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过程中广泛的邀请缅甸官员、议会成员、学者、社会活动家、环保人士、总统府顾问、少数民族代表、媒体观察员等参与其中，以开诚布公的对话来增强彼此之间的互信。从2013年起，缅甸最大的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NLD）多次受邀向中国派出高层次的访问团，先后对北京、上海、云南、广西等地进行考察。外界甚至一度传出，该联盟精神领袖昂山素季也将访华。

　　另一著名组织“88学生”成员，也多次参与国内相关的学术讨论。国内相关的科研学术机构也多次赴缅甸与主流反对阵营的民主派别进行交流，这些党派虽然在政治资源和受关注度方面无法与执政的“巩发党（USDP）”及“全民盟”相提并论，但领导成员大多为缅甸国内的意见领袖和知名人士，他们的言论往往也会对舆论导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互动对于改善中国在缅甸的国家形象也是大有裨益。

　　2011年“密松水电站事件”后，中国鼓励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中缅合作中去。目前做得比较好包括中促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中缅友好协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在这些民间机构的主导下“中缅民间交流圆桌会”、“共促民生发展”企业家对话会、中国医生“光明行”、“中国扶贫基金会胞波助学金项目”等交流机制和合作项目被逐渐的建立起来。

　　同时，伴随着中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一带一路”经济计划的提出，中国沿线省份对于缅甸的兴趣也日渐浓厚。2011年后，每年到缅甸访问的来自中国各省份代表团络绎不绝，其中以云南、广西两省最为积极。两地与缅甸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方面的联系最为密切，并都希望能在新的中缅合作战略中提升自身的地位。

　　然而，尽管在2011年之后，中国意识到了公共外交尤其民间外交在中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加大了在政府外交之外，具有亲和力的外交的力度。但“一拥而上”、“重量不重质”的现象还是偶有发生。

　　国内学界的一些基本判断是，短期内，中国希望通过与缅甸民主党派、意见领袖、左翼文人、媒体机构的对话与交流来改变缅甸人对中国的既定态度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历史因素、大国博弈以及缅甸内部民粹主义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也给未来中国对缅外交提出了新考验，或许也是其它方式“秘密外交”操作的突破口。（作者系云南社科院东南亚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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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叙利亚反对派接触的秘密

　　文/王晋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了4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上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一直关注着叙利亚国内局势的进展，不遗余力的展开斡旋。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俄美都有区别。中国需要在叙利亚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在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各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背景下，积极开展外交斡旋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斡旋在某种意义上讲，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公开介入是不同的，带有某种潜移默化的低调和私密的色彩。

　　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长期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一直指导着中国外交的实践。在具体操作中，避免与他国反对派政治军事团体接触，就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一方面让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给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然而另一方面，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也因此在诸多敏感问题上失去了主动权，对于不少热点问题缺少深入了解，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作为当前叙利亚内战的重要一方，叙利亚各个反对派组织在叙利亚国内的政治舞台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中国需要同叙利亚国内各派保持沟通和了解，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自己的主动权。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叙利亚反对派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不过更多的是以外交层面访问为形式，以交换意见和沟通了解为内容。中国与叙利亚国内各个反对派的接触，并不涉及过多的敏感议题。

　　对于叙利亚国内反对派来说，也需要与中国保持必要的沟通和交往。已经陷入僵局的“日内瓦叙利亚问题和谈”难以为继，政治途径也就因此卡死。而战场上胶着的状态与叙利亚国内各军事派别的“碎片化”和“极端化”，使得叙利亚反对派需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包括中国在内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除了西方国家站在反对派一边，俄罗斯倾向于叙政府一方。在此情况下，叙利亚反对派希望让中国更多了解自己的立场，交流彼此的政治观点。

　　除了政治需求之外，叙利亚反对派在经济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尽管没有能够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内取得事实上的政权，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在诸多地区建立了自己形形色色的行政机构，在土耳其、约旦等周边国家也有自己管理的叙利亚难民营。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叙利亚难民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分布在黎巴嫩、约旦、土耳其等地。大量的难民安置工作需要充足和稳定的资金支持。而当下美国和西方事实上没有能力担负沉重的“难民负担”，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等国也有着各自的打算和支持的对象，无法在民政事务上形成合力。所以叙利亚反对派需要中国在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上进行一定的帮助。

　　应当指出的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只是沟通协调者和推动者，问题真正解决取决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双方及其他外部因素。在内战持续的当下，叙利亚反对派可能会部分接受中国的劝说，尊重中国的立场，但完全接受并和中国保持一致是不可能的。因为叙利亚各个反对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沙特、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而由于沙特和卡塔尔的“内斗”，导致了叙利亚各个反对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外政策也就因此摇摆不定。在叙利亚问题上，话语权更多的是欧盟、海合会、阿盟和俄罗斯。所以中国与叙利亚反对派的接触，更多的是在政治上谈谈意见，交换看法，以及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幻想中国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与叙利亚国内政治派别打交道进而全面介入叙利亚内政，还不大可能。（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中东问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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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由对抗变谋和 “秘密外交”是法宝　　

　　文／严雪

　　回顾历史，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但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已经访问过中国，为何这中间又经过了漫长的7年？而两国领导人的“初见”又是通过哪些“秘密外交”实现的？

　　事实上，中美并非素来交好，是对抗在前“谋和”在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便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有过来往，也同驻华美军领导人打过交道。据资料记载，1948年冬季，毛泽东就明确提到过建国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其间多次反复，但直到1949年6月刘少奇踏上访苏之路，才暂时放弃了这方面的试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美国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选择了暂时搁置双方的关系。

　　有趣的是，他们竟然都在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中国的变局犹如一棵大树倒下，必然会扬起一阵巨大的尘埃，美国要等尘埃落定后再处理与那里新政府的关系；而中国的毛泽东则提出了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取得全国政权并内部大局安定后，再与美国等谈判建交。

　　不过，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关键人物，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便是建国前两国的“牵线人”，中美建交前的“秘密外交”也可以以他为始。

　　司徒雷登恐怕是除骆家辉外，中国人最为熟知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是被当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力排众议下推举出来的。此时为1945年，中国内战迫在眉睫。司徒雷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并不为之所动，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因此，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

　　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打算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他认为解决好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会是一大贡献。遗憾的是，此后不久，司徒雷登被迫返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这样黯然离别了生活45年的中国。

　　司徒雷登走后，大国间的博弈、站队、冷战，使中美关系也陷入了僵局，没有秘密外交，只有公开较劲——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随着时代改变，双方都意识到，两国不能够再这样“硬碰硬”，改善双边关系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据统计，自1954年到1970年，中美之间在日内瓦以及华沙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特别是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鉴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主张同中国改善关系，同时还放宽了对华贸易限制。

　　为此，两国进行了诸如“乒乓外交”等进一步试探，不过最著名的要数基辛格秘密访华了。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在高度保密下进行——7月8日，他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北京。虽然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还不是很有信心，是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的，此行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那样冒险。

　　基辛格访华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有了基辛格“打前站”，尼克松也坦然转变了对华态度，他在基辛格回国后便宣布自己已经受邀将访问中国大陆，并于1972年2月访问了北京、杭州以及上海。尼克松返国前，中美共同签署了里程碑意义的《上海联合公报》。

　　此后，两国开始了一系列正式建交前的准备工作。1973年5月，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在华联络办事处，而中方也在华盛顿设立类似的办事处。

　　1975年福特访华，再次确定美方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不久便重申上海公报的重要性。1978年12月15日两国政府宣布，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早已不再“秘密外交”，每年他们都会在大大小小的国际场合会面，一对一互访的安排也保持着一种平稳的节奏。2013年习奥加州庄园会、2014年习奥中南海瀛台会，更是将气氛严肃的政治谈判转化为更加亲切友好的谈天说地。

　　大国彼此间最初针锋相对的角力，往往会伴随着国家利益的需要，逐渐演化成握手言和，哪怕这个过程磕磕绊绊。这期间，“秘密外交”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或许如今起起伏伏的中日关系，也可以从中美的秘密接触历史中获得更多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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