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纵向亦或从现实横向，当下中国之改革——对于一个受缚于数千年封建集权的民族、一个建基于共产理想的政权、一个在前30年经历过大破大立的执政党、一个近30年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经济成就赫然突出的执政团队，无论从哪个面向上考察，其复杂程度都可以用“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等形容词来定义，甚至可以用更加虚幻也更加直观的语句“比触及灵魂还难”来进行描述与说明。

　　前路艰辛，但历史的车轮总要前行。透过上述一窜窜浮华的形容词，我们则看到了前行路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影——他们，掌控着中国经济体的最高决策权；他们，担负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重任;他们，甚至还需要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心态直面改革的政治效应。

　　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汪洋、马凯、周小川、楼继伟……犹如30多年前邓小平胡耀邦等推动的国家与民族新生、犹如20多年前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今天登场的改革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决定着中国的当下与未来。

　　为此，在被冠以“改革”关键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大公网推出《群像：改革者》专题，不为树碑立传，只为记录历史进程中每一位改革者的作为及民间的期待。 
 
　　文｜大公网时政报道组

“改革CEO”李克强（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宋敖

　　法学经济学的复合型学术背景、活跃的北大团干、成长于改革年代、改革开放后最年轻的总理……一系列标签，勾画了一幅新世代的中共政治菁英形象。

　　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红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一句句掷地有声、引发无数欢呼的话语，为这位改革开放后最年轻的总理贴上了“改革CEO”的标签。

　　这就是李克强，十八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一路向上 政治菁英的长成路

　　李克强1955年出生于安徽一干部家庭，自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曾任安徽凤阳县长。即使在文革“停课闹革命”的岁月里，辍学在家的李克强也未荒废，拜安徽省文史馆国学大师李诚为师，奠定了深厚的学识积累。

　　1974年，李克强到凤阳县当知青，“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劳动之余不忘自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李克强凭着扎实的知识积累，考入北大法律系。

　　在北大，李克强师从龚祥瑞等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龚早年曾留学欧洲，先后在英、法最富盛名的伦敦政经学院、巴黎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54年到北大任教，成为中国现代法学的先驱之一。李克强跟随名师，对宪政、法律、自由主义、西方政治学等有了深入研习。

　　李克强与北大的渊源，延续至其离开北大之后。李克强在本科毕业留校一年后，即调任团中央。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李克强继续学习，先后师从萧灼基、厉以宁并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萧、厉二人均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规划师，李克强在他们指导下写就的学术论文，不少观点都被中国改革进程逐一验证。

　　在团中央，李克强先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和第一书记，从初出校门到正部级岗位，历时10年。1998年，已执掌团中央五年的李克强，调任河南省长，随后出任河南书记、辽宁书记，在中国农业大省、工业大省历练。

　　经历党、政、团全方位历练的李克强，于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并在去年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续任常委，今年3月出任国务院总理。

　　至此，接受过良好教育、历练完备的中共政治菁英，就此养成。

　　政治菁英的经济KPI

　　在距十八大闭幕不到一周的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就在座谈会上讲话称，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随后，在2013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作为总理首次表达中国改革的决心：“要居安思危，也要处变不惊”，“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9月大连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在对谈中再次从宏观层面重申政府对改革的态度。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这是新一届政府宏观统筹的十二字方针。而落实到具体改革措施上，李克强在执掌政府半年多来在宏观和微观诸领域都着墨颇深，例如简政放权、审批下放、营改增、铁路改革、利率市场化、货币去杠杆、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等等。这些改革关键词共同构成了“李克强经济学”的要义。而在这之上，李克强在各场合高频提及的“中国经济升级版”也在众关键词的实际推进中呼之欲出。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挂牌成立，让李克强为首的新政府班底为打造未来真正升级版的中国经济迈出了坚实而巨大的一步。而要驶向“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是必由之路，更是当务之急。

　　由上述改革言论观之，自履职初始，改革已融入了李克强这位政府CEO的血液。而作为改革CEO的李克强，在面对已高速成长30余年的中国经济这辆大车，如何完成未来五年、甚或十年的经济KPI，已成为这位政治精英的新任务。

　　具体而言，李克强的经济KPI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 如何通过简政放权，提升经济发展之活力。

　　改革至今，既有的体制机制优势已近乎消耗殆尽，经济发展进入所谓的“深水区”。如何在深水区继续下潜、继续前行，必须依靠机制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升级。如果仅仅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挖潜，那么中国未来十年经济的发展无疑将落入西方警告的“增长陷阱”。

　　因此，简政放权，尤其是中央政府在财税、项目等领域的审批权，激发地方发展活力，是李克强经济KPI的第一个指标。

　　第二、 如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手段，促进社会力量之成长。

　　经济改革30余年，迄今已形成庞大的经济体量。经济问题如果仍然停留在经济层面来解决，其转圜的空间已所余无几。作为“改革CEO”，李克强提出，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 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 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更具体的说法则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有本港学者将此引申为公民社会的提升——包括个体、也包括企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将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源荫蔽，吸取更多的成长养分。

　　如此，我们才能跳出经济解决经济问题，不再将中国的发展局促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上，为未来更深入、更敏感的改革，提供社会基础。这是李克强经济KPI的第二个指标。

　　或许，对中国未来10年、甚或更长时间来讲，完成这两个经济KPI，李克强的政治作为将超越其职务作为，担当起改革CEO之名。

 


张高丽（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身形俏瘦，不苟言笑，语调铿锵且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出生底层，成长于动荡与巨变交错的时代。

　　他就是自称为“苦孩子”的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高丽。

　　“苦孩子”的从政路

　　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序列中，仕途需跨越九层阶梯才能抵达金字塔顶端，也就是治国理政的第一梯队。在这个漫长的从政之路上，几乎所有人都要从基层开始历练，或是从行业的最底端开始精雕细磨。

　　随着时代背景和时间的不断变化，中共官员储备和选拔也相应生变。建政初期延续了革命党的氛围，从基层到党的高级干部都是从革命队伍中选拔，凡是“革命者”皆有机会踏上仕途。如此，在建政前三十年，中共干部队伍中几乎都是“戎马倥偬”的革命者，在此序列的金字塔顶端更是清一色的“革命老功臣”。分水岭出现在文革十年结束之际，邓小平主导大势，强力扭转内部“苦斗”局面，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主轴的轨道上，因势顺导，老人及“老人政治”逐渐隐身二线，建设和理政的任务急需一批更加年轻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来完成，邓小平为他们廓清了道路。此时，张高丽们的历史机遇和使命也便不期而至。

　　张高丽是福建晋江人，自小家境清贫，父亲在他不满3岁时过世，从小上山种田、下海捕鱼，凭着苦读，先入晋江侨声中学，后在厦门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毕业正值“文革”如火如荼时，起初，张高丽被分配到中央大企业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后勤部总仓库当起重搬运工，每日与水泥袋为伴，在动荡的时代用身体丈量成长。

　　乱局总有终结之时，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入狱，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此时的张高丽，已而立之年，也是奠定此后从政生涯的关键节点，80年任石油部广东茂名石油公司炼油厂党委书记。在石油系统打磨十四年之后的1984年，张高丽专任茂名市委副书记，此点算是其人生的转折点，由“商”入仕，正式踏上了通往中共决策核心圈的快车道。当邓小平在南方劲吹改革之风时，张高丽已经任广东省副省长，官至副部级，此后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山东省长及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

　　2012年是中共的换届年，当11月15日习近平带领其它六常委亮相时，此前各路媒体的纷纭猜测也画上了休止符，张高丽位列其中，镜头前依旧是极具个人风格的表情。两会结束，任国务院副总理，位列四名副总理之首。及此，曾经的“苦孩子”变身为肩负治国使命的“排头兵”。

　　改革前端的排头兵

　　张高丽的出生和成长注定了他身上定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印记中跨越了政权易手、大冒进大跨越、内部裂变、无穷尽阶级斗争和复归正途，自始至终一直在动荡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底层的艰辛，这些对于张高丽这代人都是切肤之感，自身感受和经验如影随形。鉴于这种大背景下的个人经历，他们往往会有一种改变现状的使命感，改革的基因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血液之中。

　　在过往的经历中，张高丽一直践行着改革使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80年代，他在广东担任副省长期间主管工交基建，广东率先实行电价改革，以应对电力紧张；在主持深圳工作时，决定全市土地公开招标出让和政府采购招标。主政山东时，传承中带来更多变化，为整体发展谋划布局，实施“三个亮点”和“三个突破”战略——2006年山东的GDP位居全国第二。接掌天津后，他布局了滨海新区发展规划——2010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超浦东。

　　今年两会后，张高丽更是扛起了改革“排头兵”的重任，在不同场合的各种讲话中，他提及频次最高的是“改革”一词，在《财富》论坛上、在部委会议上、在地方考察时，他一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讲述用改革促开放的路径。

　　两会期间在参加天津代表团审议时，张高丽说，现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深谋远虑，积极稳妥推进财税、金融、分配、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坚持以质取胜，开拓全方位多元化国际市场，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开放水平。

　　刚上任副总理时，他马不停蹄地赶赴发改委等部委考察和宣讲施政理念，其中也多次提到改革的重要性，他说，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培育形成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新优势。各部门要抓紧实施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下决心再减少一批行政审批事项。

　　参加主题为“中国的新未来”的2013财富成都论坛时，张高丽发表了主旨演讲。演讲中，他用大篇幅的内容来讲述改革一词，他强调，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美好的明天。我们将把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积极探索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大问题，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将全方位扩大开放，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谈到外资部分是，他郑重向在座的各国企业家承诺，将为各国企业提供分享中国改革红利发展成果的机会。

　　在此后赴各地调研和视察中，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经济转型升级研讨班学员进行座谈上，他也多次谈到了改革的重要性，时时处处在提醒各级决策制定和执行部门，务必继续深化改革，用改革促发展，保证经济及各个层面的变化和承接。

　　大国总理的“首席助手”

　　张高丽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其专业的经济学背景、各级岗位和不同发达地区的历练，注定了他将在未来的五年中是“克强style”强有力的推动者。据其参加的会议和视察部委等综合信息显示，张高丽在新一届“政府内阁”中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发展和改革、财政税务、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等工作，分管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同时身兼多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其组长为李克强，与发展和改革紧密联系的有，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等。

　　当下的中国，整体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水岭，不转型必遇危机，转型必须有强有力的改革来促进，在这一点上，从官方到民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也强调过改革的迫切性，他曾强调，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李克强更是以改革为“第一要务”，在履新总理后的首次记者会上，29次提到“改革”，屡次强调“以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和“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共识达成之后，需要的是将共同的理念具体化和落地，张高丽作为李克强团队的“首席助手”当有此义务和责任。当下，中国的改革常被人提及的就是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要破除改革路上的各种障碍和藩篱，必要狠下决心，鉴于此，过往充当改革“排头兵”的张高丽，将要在此前的施政理念上纵深探索。

　　十八届三中召开在即，关于三中全会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已经被媒体辐射到各个层级，因为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需求，人们对此次会议抱有了更多的期待，张高丽将是此次会议上必不可缺的主角之一，他将承载更多的使命，无疑，“改革”是最显眼的关键词。

　　张维迎在《未来10年是改革的窗口期》中表示，“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新领导人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磨出来的，我们应该有所期待。”对于张高丽来说，从官方到民间都会有同样的期待。

汪洋(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在“赋闲”了近3个月之后，改革明星汪洋换位新角色，在今年两会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回顾汪洋的仕途生涯，其多次在关键时刻被高层提点。其以“娃娃市长”身份被南巡的邓小平接见，又被朱镕基点将进京。火箭升迁、改革明星，汪洋身上有着太多足够鲜明与个性的政治标签。

　　在履任新职务之后，汪洋掌管农业、安全生产以及经贸等领域，同时也将负担起王岐山此前负责的中美贸易谈判事务。这一岗位颇为切合具有性格的官员。此前，王岐山曾在这个位置大放异彩，其鲜明的性格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卸任之前，汪洋以广东省委书记身份陪同习近平南巡广东。是次习近平的外出调研被媒体视为中共再次吹响改革号角的“新南巡”。而让汪洋陪同，也被政情分析人士理解为中共新舵手对于这名改革干将的信赖。12月18日，也就是习近平结束南巡的一周，广东省委书记完成了交接班，改革明星汪洋与政治新星胡春华在广东完成了权力交班。

　　改革是汪洋身上最显著的标签，也是其仕途火箭上升的助推器。在70年代初，高中还没有读完的汪洋，17岁就进入安徽省宿县地区一家食品厂当工人，20岁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并加入中共。

　　汪洋也曾在共青团系统历练。1981年10月，才26岁的汪洋出任共青团宿县地委副书记，之后再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而真正让汪洋迎来仕途机遇的则是在铜陵的历练——担任铜陵市长——这年他才33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正厅级干部之一。而“娃娃市长”这个绰号也是在铜陵叫响的。

　　在铜陵，汪洋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汪洋之所以能够引起邓小平的关注，正是由于其在铜陵掀起的改革风潮。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汪洋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虽然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击，但是汪洋的行动得到了高层支持。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行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

　　汪洋在邓小平接见不久，便由铜陵市长转岗担任安徽省计委主任，此后又担任安徽省副省长。

　　1999年，汪洋又遇到了仕途生涯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朱镕基。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将汪洋调入北京担任计委副主任(发改委前身)。地方改革先锋与中央的改革领袖在北京相聚，汪洋也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平台。2003年，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汪洋被提拔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在经过地方和中央的历练之后，汪洋有了新平台，再次转赴地方任职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也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七大之后，汪洋成为在中国改革版图上具有标杆性质的广东省的主官。在广东的果敢作为和锐意改革的精神，也让汪洋成为改革明星。汪洋在广东的改革伤害到了广东既有的利益集团。曾有官员阳奉阴违，甚至还“跑到中央去告状”。

　　成为副总理后的汪洋，其所负责的“三农”、经贸以及安全生产等都是改革当中需要攻坚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需要一个汪洋式的人物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为李克强班底的改革打破僵局、乘风破浪。

马凯 (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宋敖

　　提起马凯，关心中国政经事务的人都不会陌生。作为国务院的顶层决策者之一，在2013年两会期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其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更显吃重。

　　曾研读《资本论》 深厚学术造诣却“下海”从政

　　马凯生于上海，晋升仕途却始终在北京。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马凯就进入经管系统，在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83年，马凯进入西城区工作，历任计委副主任、西城区副区长(兼计委主任)。

　　此后，马凯一直在中国的经管系统工作，并于1995年担任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副主任。1999年，其转赴国务院任职，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03年，马凯再度“回归”发改委，成为发改委调整后的首任领导。2008年，政府换届后，马凯再获晋升，担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30多年经管系统的资深履历，使得马凯成为国务院经济改革领域一位出色的技术官员。

　　其实，在人大读研期间，马凯的求学经历就已经为其在之后的学术和从政之路上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在形容当时读书的情形时，马凯说，那时的读书学习真是“拼命”，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地阅读《资本论》。

　　而马凯的毕业论文《计划价格形成的因素分析》，也给导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国内顶级的刊物上。这篇文章至今仍被价格理论界视为“双渠价格论”的代表作。

　　然而，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马凯并没有留校做一位纯粹学者，而是积极投入到“经世致用”的汪洋，选择在政府机关发挥自己的理论特长，这被马凯自己比喻为“下海”。在之后30多年时间里，作为官员的马凯关注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同时，仍然笔耕不掇，联系自己的经济改革背景和实践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如《共同的难题：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改革的参与和思考》、《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在改革和发展中求索》等。可见，这些著作的一大主题，就是“改革”。

　　1984年9月，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举行，史称“莫干山会议”。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改革的好处开始逐渐体现，改革的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中央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

　　因为城市经济改革起步的焦点是价格问题，因此这次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战略争论最为激烈也最富有成果，而作为价格理论领域杰出的青年官员马凯，也参与了这场中青年会议的核心领导和组织。而会议讨论的成果，很快被中央正式采纳，并在此后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从发改委主任到副总理 改革实践不断升级

　　2003年，国务院进行机构调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马凯作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颇有深度的决策者，当选为这一新设机构的首任领导。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他仕途中一个重大节点;而对于改革日渐进入深水区的中国而言，他领导的发改委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面貌。

　　发改委因为其庞杂的机构组成和广泛而强大的经济决策权力，被称为“小国务院”。而马凯作为首位掌舵者，不但是要明确机构的职能定位，更需要平衡机构内部各方，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在机构的“开门”与“磨合”过程中，马凯在任内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以保机构的政令畅通与决策的高效执行。这样的执政身段，不但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更需要一种具有大智慧的统筹经验。

　　2013年，马凯在68岁“高龄”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秘书长任内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并在2013两会上得到实践之后，新的使命和改革方向又担负在这位改革“老同志”身上。2013年6月，马凯出任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2013年7月，马凯又出任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而后者则是国务院新设领导小组，是由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演变而来，此举也意味着国务院对农民工工作进行了“升级”。

　　马凯领导农民工工作，与汪洋领导扶贫开发工作一样，都攸关李克强总理带头推动的新型“城镇化”。目前，中国农民工逾2.6亿人，几乎占到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无论是改革中极为重要的“城镇化”还是“三农问题”，都不能忽视中国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存在。关于农民工的动态与工作不仅关系城镇化大计，也关乎中国的社会稳定。马凯领导农民工工作，势必更加重视城镇化中“人”的因素，更加重视新生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甚至情感问题等等，以推动当下仍然紧张的“城乡二元体制”现状走向良性循环。

　　而针对中小企业，马凯在从主政国家发改委第二年以来就在相当多的场合表达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心。2004年6月，马凯在某论坛上表示，中小企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载体。之后几年里，马凯频繁指出，要创造条件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支持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在今年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马凯更是侧重改革金融服务来全面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7月15日，在主掌中小企业发展事务后，马凯就联合央行行长周小川、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主席召开会议，共同探讨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提出要多措并举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并对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在马凯的领导下，中小企业发展的困境如何破题值得所有人期待。

　　“低调”为人，“高调”行事，这可以来概括马凯的为官风格。而这位在理论和多部门全方位历练的改革先锋，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再出发”。

金融“老将”周小川（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辛忠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班底中，周小川是长时间“战斗”在最前线的一个。这位与中国人民银行同年诞生的央行“老将”，在过往十年里“披荆斩棘”，为中国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完成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利率、汇率改革，灵活有力地实施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保持快速增长保驾护航。

　　今年两会上，周小川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五天后，周小川“破例”连任央行行长，成为首位连任三届的行长，第三次成为政府财经班底的核心成员，周小川个人声望达到顶点。

　　此前十年，周小川的系列改革，始终伴随着争议，甚至批评之声，无论是“百万亿先生”还是“人民币先生”，都可以透视出作为技术官员的周小川在改革中面临的窘困，这或许也是中国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最好的记录与镜鉴。而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则让周小川多年来受到“货币超发致使通货膨胀”的指责。

　　虽然背负诸多非议，但是周小川的连任却是众望所归，他为中国银行业带来的市场化活力，以及对人民币利率、汇率改革的稳步推进，还是获得了业界普遍认可。他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改革魄力，让他成为力主深化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新一届领导层的重要帮手，外界也普遍认为，周的留任表明了高层继续金融改革的决心。

　　众望所归的背后，是必须承受的期待。站在改革潮头的央行和周小川，必须要“小心决策、大胆出手”，改变以往用货币政策“托举”经济前行的手法，为中国经济释放更多市场化活力，其拳之所至，核心即为划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而这也被认为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核心。

　　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层连续释放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信号，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让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在谈及金融行业时，李克强提到，中国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而且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两会后，周小川对外仍是一如既往得低调。在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的周小川页面，2013年两会以来，“重要讲话”有四篇，“重要活动”报道为九篇，“重要文章”只有9月份的论及“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特性”“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两篇。

　　在媒体公开报道的周小川活动和发言中，可以明显发现，央行今年的改革重点，遵循了李克强总理此前为金融改革设置的课题。

　　世事难料，端午节前后，一场空前的银行业“钱荒”，一夜之间横扫银行界。可事实是，一边中国银行间拆息不断狂飙，反映中国银行间市场持续闹钱荒；另一边，6月上旬银行业新增贷款已高达1万亿元人民币，显示银行流动性充裕。对此，周小川选择了冷处理，并未在“钱荒”爆发初时出手救市，而是让市场发挥作用，在关键时刻出重拳。央行此番行为，被外媒解读为“北京的强硬路线”。“钱荒”问题的顺利解决，也为央行提供了实战经验，即在可控的空间内，市场完全能够根据经济规律进行调节和自我完善。

　　应对“钱荒”的实战过关，为周小川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做了第一轮压力测试。如果当时央行对“钱荒”形势错误预估，在银行间拆借初始就出手救市，既会掩盖流动性总体充裕的真实情况，也无法对银行业存贷业务进行有效调节；更严重的是，会对本届政府倡导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调节规律的初衷，形成直接的信任冲击。

　　总的来看，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简单、容易推进的改革大都已经完成，下一步的改革将是变革性、突破性的，小修小补于成效甚微，其突破口和方向应是提高金融配置资源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留任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周小川承诺将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开放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拳”，终于在7月份打出。自7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此后，关于存款利率何时放开问题，周小川在央视访谈节目中自信地表示：“中国已做好技术和条件上的准备，可以尽快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业界认为，利率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存贷款利率上限的相继放开，将意味着银行垄断时代终结。

　　9月16日，周小川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文章，提到，中国将加快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其中将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是中国推进金融主体和金融行业结构改革的关键。

　　就在文章刊发几天前，阿里巴巴和腾讯递交银行牌照申请、苏宁公司注册“苏宁银行”的报道，就给金融行业带来不小震动。周小川在文章中，措辞谨慎地表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意见，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引导其立足小微金融的市场定位。

　　为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周小川把增强风险监管，列到了改革路线图的重要位置。近段时间，坊间频繁传出“酝酿近20年的存款保险制度即将出台”的消息。如何为小金融机构创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为中国经济释放安全有序的市场化活力，将是周小川强力金融改革中，最需谨慎考虑的问题。

　　改革肯定存在风险，周小川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他给出了中国“改革空间”的判断。他说，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既保持经济比较快的增长，同时结构又能得到优化。那么这中间还要有空间给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留有操作的余地。

　　在第三个任期里，如何掌舵央行，找到金融改革的“平衡点”，考验着这位卓有远见却非议不断的央行“老将”。

楼继伟（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赵毅波

　　楼继伟，李克强“内阁”中的财政部长，外界瞩目的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核心参与者和经济主将，正在越来越多的被政经人士论及。

　　专家型的改革者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楼继伟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在进入大学之前，楼继伟曾在海军南海舰队当过兵，也在首都钢铁做过工人。1979年楼继伟进入清华就读计算机系，其后深造于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学专业，成为文革结束后我国培养的较早一批经济学硕士之一。

　　“上学期间很活泼，学习用功，非常关心经济改革问题，上课的时候有时找不到人，跑去参加经济论坛了。” 一位当年也在社科院就读的学者回忆楼继伟。

　　长期在基层工作，又在知名学府受过经济学科班训练，楼继伟甫一毕业即进入国办财金组工作。很快，楼继伟以一名学者型官员的形象活跃于改革的大舞台上。

　　1984年，楼继伟与郭树清等人被征召，一起撰写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报告》呈给了国务院领导;1985年，楼、郭等青年经济学者受邀参加了对改革影响深远的“巴山轮会议”。当时，楼继伟不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僚，他的名字和郭树清、周小川、张维迎、周其仁常常一起出现在媒体上。

　　有人说，没有朱镕基的慧眼识英才，就没有楼继伟的今天。这位已经退休的改革主帅是今日改革者楼继伟仕途上的贵人。在朱出任上海市长后不久，楼继伟即被任命为沪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与邓小南巡推动改革的同时，楼上调中央，任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期间，他参与设计了朱镕基主导的分税制改革。外任贵州副省长一职三年后，楼继伟再次被召回京，任朱镕基“内阁”的财政部副部长。

　　楼继伟不仅是1990年代朱镕基改革的先锋大将，还是在学术圈颇有名气的经济学者。楼强调法治秩序和契约精神。他的同学、同僚都知道，楼在谈经济、谈市场的时候，他总挂在嘴边的，就是两个字——契约，如果要再加上两个字的话，那就是——契约精神。

　　楼继伟对契约精神的强调反映出了他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精通。事实上，就在几个月前，楼继伟凭借论文《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再次获得第十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一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楼上一次摘得该奖还是二十年前。

　　据报道，非正式场合的楼继伟十分健谈、爱谈，这是除了“人高马大”之外，楼继伟与人们心目中官员形象最为“不符”的地方。“楼继伟是一位专家型官员，是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推动者。“他给人的印象是能力很强，有魄力，工作推动力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大国财长“难念的经”

　　然而，担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财政重任一点也不轻松。

　　今年以来，内地经济问题集中爆发，经济复苏遇到明显困难。银行“钱荒”，政府债务不断上升，影子银行风险加剧，经济增速下滑明显，种种问题使得“唱衰中国”一度甚嚣尘上。一些国家殷殷期盼中国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全球经济。

　　面对这些声音，楼继伟在7月20日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给予直接回应：“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想，你们的功课需要自己完成。” 楼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革促进增长和就业。

　　楼继伟的表态进一步表明本届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容忍度的提高。事实上，楼继伟此前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发言就曾说，今年中国会在保持财政赤字总规模不变的前提下，着眼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做一些政策微调，更多精力将用在推动下一轮财税改革。

　　财税改革是本届政府的执政重心之一。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楼继伟公开了财税改革的三大方向：一是推进“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全部行业推开;二是构建地方税体系;三是进一步压缩合并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于“营改增”，决策层已其定义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楼当时说“我们正在做，但会很艰难”。

　　“营改增”方案提出与2011年，并于去年开始试点。在今年8月，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顺利推向全国。按照内地计划，“十二五”期间将推广到全国范围。事实上，“营改增”的直接改革对象正是楼继伟本人1994年参与设计的分税制。

　　在楼继伟看来，营业税是分税制留下的“尾巴”。在今年4月接受采访时，楼继伟解释说，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但当时服务业规模不是很大，而改革难度非常大，复杂性高，因此为解决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保留了营业税。而在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看来，“营改增”表面看是两个税种的归并，实际上会冲击总体税制结构，并触动政府间收入划分格局，将成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财税改革的第二抓手是房产税改革。在8月28日楼继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明确指出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这并非官方首次发布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的消息。早在履新之初，楼继伟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营改增”之后房产税将是下一个地方税源之一。但上海和重庆启动试点两年多来，扩大试点的明确规定却迟迟未出台。在房价持续高企的今天，尚未尘埃落定的房产税改革方案也将继续牵动着公众神经。

　　经济下行导致财收增速减缓，地方政府频频“喊穷”，扩大利用民资成为普遍共识。7月底国务院召开常务会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9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将社会力量定位为未来养老服务业的主体。

　　扩大利用民资也获得了楼继伟的表态支持。在公共部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应通过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积极调动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发展，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表示。楼继伟还说，随着PPP模式的大量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社会公共服务投资中，政府单一的投资主体被打破。

 

 
徐绍史 (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他夹杂着花白头发的典型发型，有别于大多中共高级官员，看起来儒雅翩翩，语调抑扬顿挫，重点突出，话语间总是夹杂着眼花缭乱的数据，学者派十足。他出生于新中国诞生之际，成长于一个理想飘忽不定的年代，最后贡献于大变革和大发展的当下。

　　在习总和李克强最近外访的镜头中不时会看到他的身影，他曾经也与前任总理温家宝在仕途上有漫长的交集，职业路上累计20多年与秘书相关的工作。他就是被称为“小国务院”发改委的现任掌舵者。

　　“秘书”成仕途关键词

　　徐绍史195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69年时为了响应“时代的号召”，赴东北成为了一名知青，先后工作于吉林省汪清县食品厂，罗子沟公社，汪清县工业局。“文革”后，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学习，1980年毕业随即进入地质矿产部工作，历任部研究室干事、部领导秘书、办公厅主任等职，而在此期间温家宝刚好任地矿部副部长一职。1993年调入国务院办公厅，并一直工作到2007年，14年间由秘书一局副局长、局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2007年4月，徐绍史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至2013年两会后转任发改委主任，成为彼时八名新部长之一，开始掌控中国宏观经济改革的阀门。

　　纵观徐绍史的职业生涯，自而立之年其便与秘书有了不解之缘，在任资源部长之前的二十年间以此为业，因此，职业习惯注定会锻造他有别于其它其他官员的特质，为人低调务实，做事谨慎细密，注重平衡，此点在其之后的部长生涯中也将如影随影。

　　改革的强力推手

　　在徐绍史的身上有鲜明的二重性格，在低调务实的同时兼具了一种敢闯敢干的精神，在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期间，屡有改革创新大手笔，转任发改委之后也延续了这种作风。

　　在其国土资源部长任内，正是中国内地城镇化和工业化最为迅猛的时期，因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尤其集中暴发在土地开发上，土地问题成为了众多社会问题的焦点，甚至一度在各地引起了众多群起事件，鉴于此，徐绍史实施了耕地保护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问责制”，对土地违法严重的地方一把手实行面对面问责，在其创新的管理模式下，近年来，土地违法呈逐步下降的态势。另外，他在土地市场、矿业权等问题上，大胆改革，推动了一系列改革试点，并主导开展了对全国资源情况的摸底。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他的主导下，页岩气探矿权招标首次向民企、中外合资企业敞开大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尝试。

　　今年3月转任发改委之后，徐绍史新官上任急烧改革之火。在他上任发改委主任十天之后，决定降低内地成品油价格，缩短成品油调价周期，取消调价幅度限制，调整挂靠油种，新版油价机制就此出炉，业界认为，这一改革方案明显淡化了成品油定价机制中的政府干预。

　　至今时，徐绍史在“小国务院”一把手职位上度过了7个月时间，期间，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经常提及最多的词汇便是“改革”。在5月底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他着重谈改革的重要性和路径，他强调，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以敢闯的锐气和会闯的睿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在此次会议上他也系统梳理了当下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五大挑战。他表示，就深化改革开放中央十分重视，社会和民众热切期盼，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但同时改革的任务也十分紧迫十分艰巨，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攻坚克难，打好改革的攻坚战。

　　发改委承担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责，顺势当下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改革将会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责，而作为掌舵者的徐绍史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推手的角色，与此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要维护部分原有格局，优胜劣汰，延续良性政策和平衡中央和地方等利益，在此意义上他也承载了一个平衡巨匠的角色。

　　期待有多高责任就多大

　　当下的中国已经处转型的前夜，所有此前三十年高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正在逐一显现，从经济到社会层面莫不如此，所以，求变的需求越来越急迫，需要改革来纾解矛盾和问题，需要改革促发展，需要改革来释放更多的红利，这是目前社会各个阶层的基本共识，中共十八大也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也会面临着挑战和风险，以及各种利益集团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因此，极其考验政策制定者和改革推手的智慧和勇气。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重心料将在经济层面，其中城镇化、财税、收入分配等议题更是重点所在，而作为牵涉经济改革以及国计民生领域的发改委，相应将是此次会议上的主角之一，因此，由上而下从官方到民间的期待权重也相应加码，公众对改革的部分期待自然也落到徐绍史肩上。

　　路遥艰辛，任重责沉。

刘鹤（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杜 鹃

　　在中国的政治周期中，三中全会往往是确定国家重大政策的会议，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改革诉求，要拿出“顶层”改革方案并非易事。就在各大智库及中外媒体大胆预测改革方案的热潮中，聚焦改革决策层重要人物成为判断会议议程的风向标。

　　前不久，刘鹤这位中共智囊，因“中国新经济计划总设计师”的身份，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在此之前，无论是身处改革前线，还是作为幕后智囊，刘鹤一直鲜为人知。

　　一时间，刘鹤被冠上“蓝图构思者”、“中国经济发展操盘手”、“一位改变中国未来的最重要人物”等头衔。当然，外界给刘鹤戴上这么高的帽子，不仅因为恰逢其时，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多年来以准确而前瞻性的政策设计践行着一位“改革者”的梦想。

　　学富五车的学术基底

　　刘鹤具有高乎一般官员的教育背景。

　　1978年，刘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先后获得学士、管理硕士学位；1992到1993年，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1994年到1995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颁发的MPA学位。

　　事实上，正是在肯尼迪学院的学习，让刘鹤对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研究政策、培养精英官员的学府，世界各国政府都选拔优秀官员前去受训。早在1996年，就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到目前为止，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过的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超过1000人。除刘鹤外，最著名的当属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组织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培训使中国官员在“公共管理”方面能够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从而与世界接轨。事实上，在肯尼迪学院学习期间，刘鹤就已经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从1988 年到1998年，他一直在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的规划工作。

　　其实，在进入大学之前，刘鹤和那时候的多数城市知识年轻人一样，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位于中国东北的省份吉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又应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王牌军——38军；退伍后在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后转为干部。

　　正是刘鹤“工农兵加海龟”的经历让他的学识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曾为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

　　作为一位学富五车的政府顶层智囊，刘鹤曾被美国彭博新闻社誉为中国的萨默斯（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能够享此声誉，当然与他多年来对宏观经济的敏锐把握及准确的政策前瞻有极大关系。

　　为改革集聚“顶层智慧”

　　两年多前，刘鹤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以及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作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他曾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要凝练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据说，由刘鹤发起的50人经济论坛举行的各种会议，已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刘鹤在1996年发起，论坛的年会主题，紧扣国内外经济大势，常被视作中国重大经济政策的“沙盘推演”，给改革的系统工程集聚了顶层智慧。

　　2013年2月17日，在主题围绕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的50人论坛年会上，多名著名学者呼吁将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上报中央，以解决顶层设计和改革推动的问题。刘鹤认为，这种从问题入手的导向办法，可以找到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2006年5月，在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十天访问后，刘鹤在《比较》杂志发表了《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率先对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陷阱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当时他就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是拉美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拉美经济增长过程中，广大劳动者没有被吸纳到现代部门中去，二元结构现象始终被强化。他强调，要避免拉美陷阱，扭转格局，中国需要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而如今，城镇化战略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已经被提到重要位置，成为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主旋律。

　　在即将面世的经济改革蓝图中，外界猜测，金融领域有望迎来实质性“动刀”。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李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银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的报告中，已将刘鹤列为“主要合作者”，他被视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

　　有接近刘鹤的人士表示，在三中全会的经改方案中，刘鹤原本力主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并设计独立监管机构来管理国有企业，但遭遇重重阻力。不过，他也进行了两手准备，积极与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机构、地区进行自由化谈判，利用开放最封闭的金融、电信等领域来倒逼改革，重塑中国经济。

　　2012年年底，刘鹤曾陪同习近平高调视察华南地区。今年３月，刘鹤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晋升为主任，并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这一职务变动被外界解读为中国高层准备加快改革的信号之一，也有不少经济学认为，刘鹤将对经济政策的走向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10月初，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因标注“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刘鹤本人以及报告涉及的改革方向再次引起强烈关注。

　　所谓“383”方案，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公开的信息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备受期待的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中央即将推出哪些重大改革，改革色彩浓烈的“刘鹤版”报告内容又有多少会被采纳，值得期待。

宁吉喆(资料图)

李伟(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

　　随着宁吉喆9月到任国研室主任，李克强班底中的智囊成员配备完毕。国研室主任宁吉喆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这两大国务院智囊机构的主官将在未来为“李克强经济”提供智力支持。

　　宁吉喆：老乡与得力助手

　　现年57岁的宁吉喆生于安徽合肥，与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安徽定远）是同乡。值得注意的是现任国研室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石刚也是安徽人（安徽桐城）。

　　宁吉喆亦曾有过知青履历，曾任生产队、大队基层干部。1978年宁考入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南新乡机床厂工作；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钟契夫。1988年毕业后，获经济学博士头衔的宁吉喆先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中国西部开发办指挥策划组组长（正司级）。在发改委系统工作15年后，宁吉喆于2003年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2007年4月起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宁吉喆在李克强担任副总理期间便是其得力的助手，查阅相关报道显示，在李克强担任副总理时，宁吉喆曾多次陪同赴各省调研、出国访问。同时，宁也是“十二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宁吉喆是一名学者型官员，主要研究及教学领域包括：区域经济规划和投融资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资源环境政策。

　　西部大开发也与宁吉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99年开始，宁吉喆就参与到西部大开发工作中。在点人西部开发办之后，宁吉喆参与到了大量调研工作中。宁吉喆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在宁吉喆看来，西部资源开发一定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环境，而西部的开发和开放，不仅将是其与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接轨，也将拓展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宁吉喆还认为区域经济不能完全交给市场，需要政策扶持。政策扶持一直被宁吉喆视为改变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曾在多个场合提出。

　　“城镇化”是李克强执政主打的战略，对此宁吉喆亦有独到的看法。2007年，时任国研室副主任的宁吉喆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抽人才、抽资金、抽资源，城市把农村的这些发展要素都抽走了，农村还怎么发展？统筹城乡还怎么统筹？”宁吉喆建言，应让农民工符合条件地转化为市民，参与培训，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国民待遇。 　

　　宁吉喆主掌的国务院研究室的主要职责有四项：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牵头组织国务院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参与党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有关方面起草、修改国务院有关重要文件，起草国务院领导部分重要讲话等文稿；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分析、整理和报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参考建议。

　　李伟：为总理们服务

　　李克强已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服务过的第三任总理。李伟可谓是“三朝元老”，在此之前曾服务于朱镕基和温家宝。

　　李伟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企业信息化等方面实践和政策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房地产、城市化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企业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研究工作。

　　李伟是朱镕基的老部下，也是其服务的第一位总理。自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李伟就开始担任朱镕基的秘书。李伟曾担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秘书（1988-1991）。此后便跟随朱镕基一路进京，出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在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之后，李伟便出任“朱办”主任、国研室副主任。

　　在朱镕基卸任总理后，李伟的职务也发生了变化，其先后在银监会和国资委工作，历任银监会副主席、国资委副主任。在银监会期间，李伟负责当时问题成堆的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两年后，被调任至国资委副主任，分管办公厅、产权管理局、企业改组局。当时外界分析，李伟在金融市场的经验，有利于当时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央企重组上市、不良资产处置等工作。2010年，李伟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11年4月，李伟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这段时间，其服务的总理是温家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作为一位长期跟随“经济沙皇”朱镕基的老部下，在多个管理经济、金融领域部门历练过的官员，“三朝老臣”李伟将会助力李克强施展其经济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