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昌济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学，因此被杨昌济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由于杨昌济经常去探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交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
      因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北京地安门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家登门拜访。后来，每每梁漱溟晚间到杨昌济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前来应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进客厅自与杨昌济交谈，青年从不加入。梁漱溟私忖，这青年或许是杨昌济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却也从未打问。直至杨先生无意间道出，这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求师问道也者。杨先生曾将这位青年的名字告诉梁，但梁并没有记住。
      不久杨昌济病故。因为身后萧条，蔡校长便出面发动，希望大家资助办丧事，凡杨先生的好友都酌情出资，梁是其中之一。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丧事的人。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后来成了杨昌济的女婿。所以，当20 年后梁漱溟赴延安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莫斯科。3 月10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里的头一个。毛泽东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到北京后，毛泽东多次请梁漱溟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说：“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泽东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遭拒后，毛泽东仍然照顾着梁漱溟的工作和生活，并经常就国事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梁漱溟一时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是中国农村建设的专家。因此，毛泽东建议他到农村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农村的变化，也提一提意见。毛泽东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旧地重返，会有得益的。然后你再去东北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
      梁漱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4月至9月间，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梁漱溟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谭启龙，东北的高岗、林枫等领导人都亲自出面会见，并征求他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通过农村实地考察，梁漱溟发现新中国的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热情很高，粮食产量提高，许多地方还建立了互助组，农村干部也都一心为群众服务。农村的社会风气也非常好，旧社会的黄赌毒等现象基本绝迹。对于共产党的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梁漱溟表示了认可。

      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思考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考着怎样建设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在一系列重要决策中，特别是在他构思所谓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严重牺牲农民的利益，将一个原本完整的乡土中国人为地分隔为城乡二元社会，因而引起梁漱溟的不满。
      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年间，梁漱溟身体力行，辞去北大教职，走出城市，步入乡村，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实地进行乡村建设事业，根据实地考察经验，梁漱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破产、农村的衰落、农民流离失所，主要原因是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的侵袭，而中国的应对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工业化，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去发展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决不应该是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而发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业，而应该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起来的团体力量，重建乡土社会，走上农业、工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均衡持续的现代化道路。【详细】

      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早期就指出，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乡土中国诚信体系，使乡下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乃未来中国建筑新政治的基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制度，选举人地位似较被选举人为高，与乡土中国习惯上因某人之道高德重而公请其主持之意大相悬殊，这是政治层面农村破产的一大原因。乡土中国的真意是以乡绅的个人感召力去治理乡村，而这些乡绅的来源不是政府通过赎买的方式让那些大学生或城里人到乡下当村官、乡官，站在指导者的立场上去规划乡村、领导乡村、建设乡村。
      从经济层面说，梁漱溟认为，乡土中国的重建，一定要重建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重建中国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用道德的力量去整合乡村，而不是用斗争、用分化的手段去均贫富，去劫富济贫。地主是农村社会的楷模，是农村居民信仰崇拜的对象。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后来的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折腾更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的复兴决不是通过分化、斗争的方式重新建构农村的产权关系，而是尊重农村产权形成的历史事实，尊重农村居民拥有土地的权力。【详细】

      毛泽东与梁漱溟争论的关键就在一个词：“地主阶级”。这是二人根本的不同：
      毛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梁则以“士”的立场看待中国农村；毛认为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村已形成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而梁则认为中国农村无阶级对立，更无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毛主张从废除封建地主占有制的土改斗争入手，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而梁则主张走乡村建设的改良之路。
      归根结底，在农村中是否存在巨大的阶级分化，对于“阶级矛盾和斗争”的不同认识和态度，正是二人乡村建设思想根源上的最大差别。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叙述里，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阶级社会，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经普遍支持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因为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和财产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并没有很大的阶级分化。而梁漱溟也一再表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要为了让共产党不能成功，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坏了乡村的统一性。

      晚年，梁漱溟到韶山参观。一见毛泽东故居地道的农舍房子，想起毛泽东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这位老人的心情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种发自肺腑的内疚第一次冲击着梁漱溟的心。梁漱溟突然感到自己首先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他意味深长的说：“我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 

      由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同，毛泽东与梁漱溟不认同对方的方式和道路，但两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从乡村入手, 最后解决整个中国的问题。青山东流去，毕竟遮不住，毛、梁之间的恩怨情仇已融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但两者的共通之处，即对亿万农民的重视和致力于中国乡村建设，对今天颇具启示，可兹当政者借鉴。或许，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就回答了梁漱溟父亲梁济自杀前问儿子的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