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抗战纪念日应体现全球“价值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文/ 严雪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天皇终于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也就是9月3日，中国政府把这一天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不过实际上在中国，大多数人对于抗日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是在7月7日和8月15日，对于全面胜利的9月3日这一纪念，反而没有那么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对大公网记者表示，知道9月3日也是一个纪念日的民众确实不那么多，更别提民主党派之一的“九三学社”是因该纪念日而得名的事了。

　　据大公网记者了解，对于二战的纪念，每个国家的“择日”都有所不同，大部分是依据战争对本国的影响而定，例如中国重点纪念日是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美国是珍珠港事件，欧洲是诺曼底登陆等。

　　中国是二战亚洲战场的最重要一环，对于中华民族本身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抗日战争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新创立的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

　　雷颐表示，对于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战争，值得纪念的方面太多太多：“比如中国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最广泛的全民族动员、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彼此血战十年的党派在面临亡国之险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但其中一个重要却往往被忽略的内容，是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价值选择与坚守。”

　　二战中国“选对边”

　　雷颐对大公网记者表示，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可以说是“选对边”。所谓“选对边”，并非指与几个强国结盟取得了最后胜利，而是有自己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判断，选择了善与正义这一边。

　　在他看来，与完全是“列强”为瓜分世界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一方是民主、自由的代表与象征，另一方则是凶残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坚定地选择了民主、自由这一边。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民主与自由，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价值共识。

　　“二战结束，正义战胜邪恶，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也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雷颐称，二战最值得纪念的是，我们加入了国际反法西斯阵营，有了共同的价值、坚守、信念，有了共同的战线和朋友。”

　　《联合国宪章》的开篇之句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共识：“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

　　对此，雷颐说：“《联合国宪章》以最简洁的笔触深刻表达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价值共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对这种价值共识的维护与遵从，依然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也应是纪念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

　　两岸联手纪念障碍多

　　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化多端，每到“敏感”的纪念日，官方举办纪念活动的力度大小就成为了公众考察两国的判定依据。今年中国高调纪念了七七事变，甚至昔日被弱化的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也被中国媒体大力度报道。

　　雷颐曾经在演讲中提到，甲午战争100周年和110周年时，在中国的媒体、社会、专家等没有任何反应。而今年社会各界对于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反应却异常的热烈。

　　在此情况下，许多政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纷纷呼吁，抗日战争是全中国的事情，两岸应该携手纪念抗战胜利，以示对真实历史的还原和尊重。

　　对此，雷颐表示，目前两岸携手纪念活动还是空白，非常支持海峡两岸携手纪念。“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腥风血雨都能抛弃，两岸联手纪念应该早就推行了。只是台湾已经不是当年的台湾了。目前，如果和大陆联手举行纪念活动，台湾绿营恐怕不会同意，并且按照他们现在推行的制度，还需要提交方案，经过国会、立法院等等的同意吧，程序相当繁琐。”

　　“所以，我们都希望，并且觉得应该由两岸共同纪念，但能不能实现恐怕双方都有很多障碍待解决。”雷颐总结说。

 纪念抗战 中国能否学习以色列？

 　　文/ 木春山

　　年初，全国人大通过立法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之后，各方反馈的意见多为正面积极。也有相当一部分声音认为早就应该设立，他们的参照物是外国。确实，外国在纪念日上的某些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因为工作原因，笔者曾多次去中东小国以色列，对犹太人的坚韧性格和强硬作风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犹太人有着被纳粹屠杀600万人的苦难历史，因而早在中国设立抗战胜利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前几年，笔者多次和以色列朋友谈到二战的相关话题。遗憾的是，除了会点中文的人之外，大部分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当然对中国人在抗战中付出多达3000多万生命的事实也并不了解。当笔者和他们费力解释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吃惊地回应：你们为什么不快点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有的人也会拿出联合国设立“大屠杀纪念日”的话题来说事儿。

　　和中国的对外宣传相比，二战后立国的犹太人做国际公关确实有两下子。数十年来美国和西方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围绕以色列在打转，联合国也不例外。这既有西方对纳粹德国残暴性反思的比较彻底，总觉得亏欠犹太人什么相仿；也与以色列善打“悲情牌”有关。

    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将每年的1月27 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以纪念1945年的这天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因而这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胜利纪念日”。其实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早就将此作为大日子，每年都会举行各种官方和民间的活动加以铭记。联合国的“背书”是顺应潮流之举，而且也把犹太人的民族记忆升华到了全世界。可以想见，一旦哀悼某个民族的苦难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的道德标杆，谁还敢明目张胆地反对？

　　然而具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是，全世界都在这一天哀悼大屠杀遇难者，庆祝集中营被解放之际，犹太人在这天的纪念活动却非常简单。以今年1月27日为例，时任总统的佩雷斯发表一份特别声明，将纪念上升到了普世价值的高度，呼吁实现人类和平。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午和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召开会议，随后发表声明，特别强调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这似乎与纪念的基调并不相符。

    在以色列，1月27日除了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之外，还是另一个重要日子——与反犹主义抗争纪念日。以色列实际上将这个日子政治化，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从这个角度上思考，内塔尼亚胡的讲话就顺理成章。

　　与总统总理相比，以色列的议员们这天的活动非常充实。鉴于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特殊意义，以色列议会中有50多名议员自发来到这里参加纪念活动，占议员总数的一半。那一刻他们暂时抛弃了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每个人的形象在老百姓眼里似乎都变得高大起来。

　　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态度并不特别积极？实际上，以色列每年要举行3个具有哀悼意义的纪念日。1月27日只是其中之一。犹太人最看重的是本民族设立的“正牌”的“大屠杀纪念日”以及“阵亡烈士哀悼纪念日”。这两个日子都和犹太传统历法有关。前者在犹太立法的国庆日（他们叫独立日或者复国日）前7天，后者在国庆日前一天。

　　从把哀悼日放在国庆日之前来纪念的方式来讲，从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念念不忘与谨慎操守上而言，确实能看出这个民族的不一般。笔者对此有切身体验。

　　记得“大屠杀纪念日”前一天晚上（犹太传统的节日和纪念日的活动都是日落后开始），笔者所认为的纪念的高潮就已经到来了，因为晚上要举行官方哀悼活动。仪式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举行，这更增添了悲悯的气氛。此后的一天时间里，这个国家的电视里都不会有什么娱乐性的节目，一些公共场合的表演也不会被安排。全国的电视似乎只有一个“节目”——哀悼。

　　每年的纪念仪式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2012年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大屠杀时期犹太人的团结”。2013年的主题是“华沙犹太人起义70周年”。2014年纪念仪式换算成犹太历法是公历4月，主题与坚强有关。

　　传统的程序是一样的。纪念仪式上，政治家、老战士、大屠杀幸存者与家人都会出席，他们都要头戴犹太小帽，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献花圈。一个特别的仪式是，大屠杀幸存者在祈祷的歌声中，点燃6支火烛，为冥人哀思。电视镜头扫过，看到年近9旬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轻轻擦了一下眼睛。他是全球年纪最大的在职国家元首（7月刚刚卸任），每年的类似活动都会出席。大屠杀幸存者和他的年纪相仿，看到这个场景或许让他想到了自己的苦难童年和难逃厄运的亲人。总理是以色列这个议会制国家的实权一把手，他自然也要出席，而且要发表讲话。去年内塔尼亚胡就在这个场合公开宣布给全国19万大屠杀幸存者拨款1700万美元，用于他们的福利。

　　笔者的以色列朋友边看电视边擦眼泪，还不忘和笔者说，第二天上午将会有3分钟的鸣笛。一开始作为东北人的笔者对此并未觉得意外——每到9·18的时候，东北的大小城市也会鸣笛，以色列人纪念遇难者应该和笔者们的做法并无二致。然而第二天的场景还是让人感到震惊。

　　鸣笛的时候，在室内的笔者从窗外望去，满大街的车都停下来，司机走出车外，肃立哀悼。行人也停下脚步目视前方。时间仿佛凝固，只有荡气回肠的笛声在撕心裂肺地喊着。一个朋友说这是自发表达哀思的做法，但也有人说这是法律规定的。笔者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但笔者相信“眼见为实”——没有亲眼见到真的很难想象这种场景的巨大感染力。在那时，法律和道德相比，笔者只会相信后者的力量更强大。

　　至于降半旗等惯常举动，在这样哀悼的感召力下似乎都不值得一提。

　　第三个哀悼日的对象是为了以色列的独立而牺牲的烈士们。由于以色列全民皆兵，因而这个日子也成了全民纪念的日子，唱主角的是官方和军方。这一天的哀悼之后，就迎来欢乐的庆祝——以色列的国庆日。先苦后甜、先悲后喜成了犹太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真正写照。

　　由此，中国的抗战胜利日能否学习一下以色列的经验？

两岸能否携手纪念抗战胜利日？

两岸抗日军人见面会 资料图

　　文 / 张博

　　泪水、鲜血、屈辱、愤怒，每个词似乎都可以用作抗日战争的标签。转眼69年过去，但这场战争仍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束，各国都有不同的纪念形式。胜者如俄罗斯，会采取胜利阅兵的形式，邀请当年的盟国和战胜国老兵一同庆祝胜利；败者如日本，则常以“终战纪念”的借口，羞答答地为自己披上一件“不欲再战”的外衣。

　　严格说来，作为正义一方和最终战胜国，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纪念应当具备两种意义或者说作用：首先，自然是纪念逝者，以示对先烈的怀念与敬仰；其次是展示实力，以威慑外敌，防止其重蹈覆辙。前者强调不忘过去，后者着眼现在与未来。

　　在笔者看来，如今常规的纪念活动侧重缅怀先烈、展示敬意，但对当下与未来的筹划略显不足——我们需要懂得借助纪念活动更好地为自身利益服务。我们当然要缅怀先烈，感谢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但我们更应珍惜现在的幸福，进而为未来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做好谋划。这一点似乎需要进一步加强。

　　甚至在普通中国人看来，某些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流于形式。他们对以往抗战纪念活动的印象，大多仅仅停留在“领导献花”、“外交发声”、“学者开会”、“群众表态”等。而这些活动展示了对历史的愤怒、对屈辱的铭记，却少有强大力量的宣示。就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经常被提起的话，似乎也成了自说自话的“名言”。而它本应被清晰传递到海的那边、让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引以为戒。

　　我们应该努力避免的就是，如同我国历史上许多节日一样，抗战胜利纪念日，逐渐也成为一种日历上的存在，甚至慢慢消亡。由此可见，比现今更加有力的纪念，我们还需更认真、更具全局视野和国际眼光地加以谋划。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就是应该理直气壮地纪念。从军事的角度看，我们不应仅仅为了避免误解、降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就对军事纪念活动畏首畏尾，否则那才叫“自虐史观”。总的来看，我们应以“展示实力、形成威慑、鼓舞士气、创造契机”为目标，统筹安排军事类的纪念活动。

　　首先，可以参照国外“胜利阅兵”的形式，邀请亚洲、太平洋战场抗战期间我国的主要盟友，如美俄英等国派员参加。通过雄壮的阅兵或游行，展示国威、军威，提振军民士气；通过各国高层官员的集体出席，体现团结精神，传递震慑效果；通过参战老兵的列席，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凝聚民心民意。而且这种阅兵不必像国庆阅兵一样兴师动众，只要选择在抗战历史上战功卓越的部队、配合适当的装备并稍事训练即可。

　　其次，可以借助两岸“合作纪念”的形式，共同纪念抗战胜利。两岸共同纪念，一来可以为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创造更多的交流契机；二来可以为两岸共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态势。这也是两岸老一辈军人共同的期盼。笔者曾多次参加由两岸军方高级退役将领参加的国际研讨会，会上大家对抗日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即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御侮战争，自然要由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共同纪念。为此，可以邀请双方曾经抗战的退役将领及其后人举行研讨，也可针对某些涉及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如海洋争端、海外权益、护渔护侨等在军事方面进行某种配合或协作。这种合作不一定必须在双方协商妥善之后进行，只要实现形式上的配合即可达成很好的效果。

　　第三，可以采取军队“定向演兵”的方式，为纪念抗战胜利“锦上添花”。军队的职责只有两个：实施战争和准备战争，但军队完成其职责的方式则有很多，既可以是真刀真枪，也可以是剑拔弩张。我们可以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针对某些方向、某些领域举行特定军事演习、演练，如两栖登陆演习、战备等级转换演练、战备突击检查、海空联合反潜演习等。这样既可切实检验部队，又可确实提振民心士气，更可在某些领域和方向形成于我有利的态势，真正震慑对手。

　　其实，纪念抗战胜利的方式还有很多，关键是要立足长远、谋划全局。从军事上看，要不怕“中国威胁论”，敢于展示肌肉，这才是对抗战最好的纪念。（作者为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学者） 

美国纪念二战突出价值观 民众参与积极性高

受访者：美国奥克伍德大学教育学学者戴瑞·伍德（Deril Wood）

　　文/ 严雪

　　每年对于二战胜利的纪念已成了世界性的重大活动。往往人们都习惯把目光集中在美俄中等在战争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对于美国而言，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不仅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伤痛之一，还使得他们被迫卷入了这场全球浩劫。因此在美国，珍珠港事件的纪念日就是对于二战最受人瞩目的纪念日。

　　据美国奥克伍德学院学者戴瑞•伍德（Deril Wood）介绍，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这一天，美国白宫、政府大楼、家家户户的国旗都要展示出来。人们集结在美国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早上7点55分，全体默哀，随后总统或其他国家领导出席纪念仪式，并代表官方发表演讲，神职人员会进行祷告。其他的纪念活动还包括，敬献花圈、午宴、媒体对幸存者的故事报道、回忆珍珠港的袭击和学校组织活动，让学生了解偷袭珍珠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除珍珠港纪念日以外，伍德还说， 6月6日诺曼底登陆纪念日也是一个隆重纪念的日子，每年甚至一些二战退伍军人会在这个时间专程回到诺曼底。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专门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与上述两个不同，美国的5月31日“阵亡将士纪念日”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假日。它最初是纪念在19世纪的美国内战。现在,它是庆祝纪念那些有美国军人牺牲的所有战争。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总统会向无名战士的坟墓敬献花圈。

　　美国建国的历史不长，发生过的比较大的战争就属独立战争、南北内战和一战二战了，而他们也从不吝惜对战争的高调纪念，比如花费17年时间构思并修建的“二战纪念园”。

　　2004年5月29日，大约14万名曾在二战期间征战沙场的美国退伍老兵在华盛顿欢聚一堂，参加位于这里的“二战纪念园”落成揭幕仪式。

　　伍德称，“二战纪念园”位于林肯纪念堂、越南战争纪念碑、朝鲜战争纪念碑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之间，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其中心为下陷的凹型，看上去与古代露天圆形剧场颇为相似。在纪念园南北两端各建有一个拱形塔楼，将这两座塔楼连接起来的是56根花岗岩柱子，每一根代表着在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个州或者一个海外领土。这些柱子上还都雕有铜质花环，它们之间又用一根铜质绳索连接起来，象征着美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反抗暴君统治的精神。纪念园内还建有一座弯曲的“自由墙”，上面刻着4000颗金星，每一颗星代表着在二战中牺牲的100位美国人。

　　美国对战争纪念的高调，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名流足够重视。美国著名主持人汤姆•布罗考曾写过一本专门描述二战期间那一代美国人的专著，书名为《最伟大的一代》。 “最伟大的一代”已成了二战老兵的代名词。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还在讲话中赞扬他们为美国和世界人民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强调“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对二战问题也格外重视。2011年，他还特意签署命令，授予在二战中贡献突出却长期被忽视的“女子飞行队”成员“国会金质奖章”。

　　第二，民众参与度很高。一般的市民会通过参加纪念仪式或者观看电视直播来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会在因为二战而离世的亲人的坟前，敬献花圈，或者竖起美国国旗。即便是没有亲人因战争而离开，他们也会聚集起来悼念，或者志愿者们自发地，去看望战时的老兵。

　　伍德认为，美国上上下下如此重视对战争的纪念，跟美国所诠释的爱国主义密不可分。“其实美国的爱国主义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价值观更加丰富，因为这包含了对这个国家的认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多个民族混合组成的国家。”

　　美国人的价值观里，最重视的就是人权和自由，在《人权宣言》中提到的那样，第一修正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请愿自由。

　　“就是这些深入人心的条目，让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无论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家族起源、出生地。难得的是，除此之外，人民又维持着自己的个性，不会因为民族的融合失掉自己的个性。人们依旧说着自己的语言，吃自己最爱的食物，遵循自己的信仰，按自己的方式穿着打扮。可以说，人们拥有自己的次文化，同时又拥抱美国的人权与自由的价值观。”伍德表示。

　　而事实上，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开始的并不早。伍德表示，大概在六年级的时候，美国的学生才会学习美国历史课。当然，世界第二次大战也是必学知识之一。他们被录取升入大学后，学习的历史知识会更加详尽。不仅要学习美国历史，还必须学习世界历史。

　　无论怎样，战争都会为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的伤痛。大公网记者就此询问，此次美国针对ISIS出兵伊拉克,美国国内态度如何，伍德说，由于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解释，美国公民可以对政府决策公开发表异议。他们可以召开发布会电视直播抗议，示威游行，甚至烧毁国旗以表达不满。“而人们对战争的反应也差异很大，有的人可能支持任何一场战争的爆发，而有的人，甚至连正义的冲突都要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战争真的打响，就可能使成百上千的人失去生命。而更多的人则会带着伤病回家， 甚至变成终身残疾。这一次出兵伊拉克，是人们为了捍卫人权和自由而战，去对抗那些反人权的恐怖主义斗争，是正义的战争。相信多数美国人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和发动战争的本质区别。”

日本人如何看待“8·15”战败日？ 

加藤嘉一 资料图

　　文 / 加藤嘉一

　　终战纪念日，对我这个普通日本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

　　它指的是8月15日，是我们投降的日子。从小到大，每年到8月15日，舆论就变得不一样。

　　各大报纸毫无例外地撰写有关“终战”的社论，有的呼吁如何记住那场战争，再也不要犯当年的错误；有的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说那场战争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有的探讨到底什么是符合时代的和平，并如何面对国际新局势……

　　看看2014年，即终战69周年8月15日的社论吧。

　　《读卖新闻》的社论以“今年，也迎来了终战之日”为开头，强调为了维持和平，使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最小化，日本务必加强日美同盟与国际协调，也肯定了7月份安倍内阁通过的集体自卫权的部分实施。“重要的是，日本今后坚守了让美国方面感到值得信任、值得保护的国家地位”。

　　《朝日新闻》的社论立场与《读卖新闻》截然不同，明显与安倍政权站对。社论表达的意思是，安倍内阁“忽悠”老百姓，在没有充分沟通和说明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集体自卫权的实施，从此开始，日本从“不打仗的国家”变成了“可打仗的国家”。

　　坦率说，这些社论的论调和立场，以及两大报纸的立场纷争，没什么出乎意料，“我们”都习惯了。当然，围绕如何回顾，评价一段历史，国内容纳着不同的主张和价值观本身是好事，说明这个社会是相对健康的。假设一个社会在总结一段历史的过程中只能容纳一个声音，那才是可怕的境地。

　　69年过去了。这个时间不短，至少没那么短。这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一直在思考。

　　思考的是什么？是依然追究“那场战争”的成因、背景、后果、责任等问题，说明“那场战争”对日本人的活法与命运来说多么地意味深长和错综复杂。这种思考或许“没完没了”。

　　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深信、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日本人将永远追究那场战争的来龙去脉，至少本人在世的期间，肯定不会中断论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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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最近有一种舆论似乎超越了“8·15终战纪念日”的意义。

　　不少日本人认为，日本最后投降的最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掷的原子弹，其日子分别为8月6日与9日。那么，日本社会迎来8月15日之前，如何“纪念”6日与9日已经是个重要命题。况且，后者或许具备着更加广泛且普世的、人类历史有可能共同面对的涵义与教训。毕竟人类有史以来使用核武器就有那么两次。

　　倘若人类社会有一天，真的愿意告别核武器，实现美国总统，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所提倡的“无核世界”，那么，记住广岛和长崎，至少超越了记住日本或二战的范畴。

　　但愿，日本人“纪念”终战的意义是超越时空的。

　　我去过广岛，与广岛人打过交道。他们很反战，由衷渴望再也不要打仗。广岛人和长崎人是日本和平主义的先锋，从当前的语境来说，她们也属于普遍反对安倍政权的某些政策之群体，比如，7月安倍内阁通过集体自卫权的部分实施。在她们看来，安倍是在“突破历史”。

　　我有时也感到困惑。

　　日本人对“历史”两个字是执着不放呢，还是容易忘却呢？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不少日本人觉得“日本人是容易忘却历史的民族”。这番话，在我看来，不无道理。

　　不过，看到日本人对“如何清算那场战争”又这么地执着不放，作为一名日本普通老百姓，此时此地，我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执着不放”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凭什么要如此执着？为的是记住？纪念？反思？还是忘却？

　　我很清楚，不敢面对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不敢清算历史的政府是没有希望的；不敢交代真相的国家是没有历史的。

　　但愿，纪念为的是往前走。总结过去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寻找未来。
 

苏联俄罗斯庆祝“胜利日” 热闹似圣诞

俄罗斯胜利日大阅兵

　　文/杨进

　　与中国把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同，俄罗斯的胜利日定于5月9日。

　　1945年4月中旬，苏军向柏林发动进攻，激战16昼夜，至5月2日下午3时，德军停止抵抗，柏林战役结束。5月8日24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柏林举行。德国投降书于1945年5月9日零时生效。欧洲战争结束。这一天被当做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

　　从那时起直到苏联解体，苏联政府每到这一天都在全国范围举行隆重盛大的活动来纪念胜利，缅怀英雄。

　　苏联式如何纪念这个日子的呢？除了全国性放假，在红场举办盛大阅兵式几乎成为惯例，还包括各种民间庆祝游行、音乐会、电影、向老战士献花等活动。苏联时期，胜利日是举国同庆的盛大节日，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圣诞节和新年等传统节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胜利日的纪念热度一度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独立初国内面临混乱局面，经济能力下降，民众思想涣散。但是，每到5月9日这一天，官方和民间还是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这一已经成为传统的节日，只是没有苏联时期那么盛大而庄重。

　　1995年4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了永久纪念胜利日的法令，规定5月9日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假一天。这在法律上重新确认了5月9日作为胜利日的永久性地位。此后，胜利日纪念活动再次规范和热闹起来。俄罗斯政府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考虑到胜利日在民众中已经成为一种信念，是再次凝聚俄罗斯民族精神，支撑俄罗斯重新走向强国的精神支柱。

　　真正认识到纪念胜利日伟大而深刻意义的俄罗斯领导人是普京。

　　普京执政头8年，恰恰是俄罗斯理顺政治秩序，摆脱经济混乱的八年，也是普京认为俄罗斯急需恢复和振作民族精神的8年。因此，普京执政以来，重视对二战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官方有意在各个层面组织全国性活动，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纪念高潮。

　　官方的纪念活动主要有胜利日这一天在莫斯科红场举办传统阅兵式，鸣放礼炮，为无名烈士墓长明火设置固定岗哨，为牺牲者点燃庄严神圣的长明火。通常，在开幕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俄罗斯关于二战或其他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立场。全国各地举办各种与二战有关的图片展览、音乐会、电影节、讲座等文化活动。官方还要举行慰问二战老兵的活动，宣示他们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英勇事迹。

　　民间纪念活动同样丰富多彩。节日这一天，人们走上街头，胸前和手臂佩戴黄黑条纹相间、被视为勇敢和胜利象征的“乔治丝带”，司机则把丝带系在汽车天线和反光镜上，有的年轻母亲把丝带系在孩子的小推车上。欢庆的人流形成胜利日活动中一道亮丽风景线。二战老兵是节日主角，不过，随着岁月流逝，他们的人数正在减少，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近年来，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有所变化，其中最令俄罗斯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是，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等国掀起一股所谓重新评价二战和苏联作用的思潮，有的国家公然质疑苏联在二战中的积极作用，甚至想否定二战成果。这引起了俄罗斯举国上下强烈愤慨和抵制，因此，二战胜利日的纪念显得更加重要，俄罗斯从官方到民间，以更大热情和更隆重方式来纪念二战胜利。

　　牢记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俄罗斯举国欢庆胜利日，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胜利，更是为了凝集民族精神，以史为鉴，开辟未来新篇章。（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德国法国共同纪念二战的“指标意义”

 德国法国士兵共同纪念二战

　　文/ 彭小贤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起国，战后受到同盟国的惩罚和清算。但跟亚洲的日本截然不同，德国在举办和参加二战相关的各种纪念活动时，获得的是其他国家的掌声和鲜花、理解和认可。

　　在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包括统一前的西德）一直在排斥在盟国的各种纪念活动之外，纵使德国加入了北约并与西欧诸国一起建立了欧共体/欧盟，也没有改变它的西方盟友不给德国发邀请参加各种二战纪念活动。

　　对于这种待遇，德国人虽然心理难受，但也无可如何，只能用自己的言行改变盟友们的做法，争取能够堂堂正正的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布兰特在波兰华沙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致歉，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11月，时任总理赫尔默特•施密特前往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表示歉意，再次树立德国高层反省历史的表率。12年之后，即1989年11月，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默特•科尔也曾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表示歉意。1995年1月，罗曼•赫尔佐克成为第一位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表示歉意的德国总统。1996年，赫尔佐克总统宣布1月27日为德国的全国性纪念日——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2004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D-Day”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德国领导人每年都会被东道主“世仇”法国邀请参加这项西方同盟国最为重视的二战纪念活动。10年前，当施罗德收到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邀请，曾表示“深为感动”。其时，德国官方和民间都对这份邀请十分看重，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世界完全把德国从战败国身份转变为正常国家的标志事件，德国和德国人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得到减轻，越发自信起来，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活跃，特别是此后的伊朗核问题，参与磋商的一直是当事国伊朗和安理会五常加德国，俨然第六常。

　　在施罗德活动参加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一年后的2005年，时值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德国时任总统霍尔斯特•克勒亲自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与来自世界其它42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同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纪念仪式。

　　自此之后的每年1月、5月、6月等二战重要纪念日，德国领导人都会受邀参加盟国的各种纪念活动。这种仇敌举杯同欢的场面屡屡出现，或许对于东亚人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完全融入西方世界的标志，他们也从一开始的欣喜欢腾到现在的习以为常。德国获得如此待遇以及德国国民对此的认识都源于历届德国政府对二战的深刻反思，而且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战争纪念和历史教育等实际问题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诚意：几十年来认真履行赔偿义务，向受害国及受害者个人支付了巨额赔偿；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禁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并对新纳粹分子进行严厉追究；在教育方面，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行为的内容，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特别是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进行充分讲解。

　　现在如果你去问一个普通德国人，你对二战怎么看？他会回答你说：那是一个灾难，是希特勒和德国带给欧洲和世界的灾难，是集体狂热带来的灾难。他们并不把罪行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小撮人，他们不否认当时的集体狂热。毕竟，希特勒是被大多数德国人选上台的。

　　这就是德国——同时拥有坚忍不拔和务实理性精神的德意志民族对战争的认识，德国人通过自己的思想、行为让国家彻底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以自身的实力领导欧洲。（作者就职于德国驻华机构，为德国波恩大学亚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