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1945年9月26日晨，军统局南京区以宪兵南京司令部与警察厅名义逮捕了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伪教育部长李圣五、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经理总监部长岑德广、伪海军部长凌霄、伪社会福利部长彭年、伪宣传部次长郭秀峰等23名大汉奸，另以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名义逮捕了汉奸陈昌祖、葛世平等24人。

     伪监察院长梁鸿志被通缉抓获。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被列为通缉对象，他便藏匿于苏州。不巧的是他新娶的姨太太去上海料理私事时被人发现，那人跟踪尾随找到了梁鸿志幽巷深隐中的苏州私宅，便向国民政府举报。于是，梁鸿志在苏州被捕。

   1945年8月25日乘日本飞机秘密逃往日本九州的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陈公博、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等6人，也于10月3日被引渡回国。军统还以伪造蒋介石手令“请陈璧君、褚民谊赴重庆会商善后事宜”的方式诱捕了陈、褚二人。

   关于陈公博的抓捕尤其曲折，在汉奸抓捕刚开始时，重庆的《新民报》转发了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消息:“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26日自杀，伤势严重，于29日不治而死。不过，戴笠很快识破陈公博假自杀的伎俩。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汪早年留学日本，“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加之，汪精卫仇视共产党，他曾说过“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自以为知日和极端仇共促使汪精卫“和平运动”救国。

   汪精卫的计划分为五步：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三、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四、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五、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

   汪精卫集团的大汉奸们都是汪精卫的幕僚，对他充满钦敬之情，人们称“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表态对以“和平运动”为核心的“曲线救国”路线的看法在汪精卫心中意味着关乎政治正确。

   陈璧君将妹夫介绍褚民谊介绍给汪精卫时，汪披头就问他对“和平运动”的看法。陈公博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

  陈公博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但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一席话，陈公博心甘情愿下了水。

      面对国内的滚滚骂声，汪精卫继续顶在对日交涉的风头浪尖之上，而因抗日赚足人气的蒋介石则对何谈态度暧昧起来。于是，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寻求与汪精卫的合作。1938年2月，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逃往昆明，经越南河内潜赴上海，走上叛国之路，拉开了汪伪国民政府丑剧的序幕。

      1946年8月15日，最高法院公布了裁定书，否定了江苏高等法院准予褚民谊再审申请。褚民谊22日晚连夜写了抗告，请典狱长转交最高法院院长。

      8月23日晨，褚民谊起床后正在洗脸，忽见几个挂着手枪的法警进来，他本能地问进来的法警：“是不是提我执刑？”法警没有回答，摇了摇头。褚洗漱完毕，便在囚室里打起太极拳来。打着，打着，褚发现与以往不同，进来的法警没有离开的意思，且手枪的保险都已打开，便收回出拳的手：“如是行刑的话，能否转告汪夫人。”

    法警看了看表，表情严肃地说：“褚先生有什么话要对汪夫人讲，我可以代为转告。”
    褚民谊被枪决于狮子口监狱。

   1946年5月3日上午，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成殿开庭审理梅保平。4名法警押着50岁的梅思平到庭。审讯一开始，他突然高声喊叫“我抗议！我抗议！”同时指出法警在提审时用绳索捆绑他为非法。

  在法庭辩论中，检察官指控他多次与敌人私议和平、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筹组伪国民政府、订立卖国密约、发行伪币。梅对此进行百般抵赖，声称与今井武夫密商是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之命，商谈的“中日和平五条件完全为高宗武之工作”，他不能承担责任。他还狡辩：“和平运动是为了饵敌、欺敌，起到掩护抗战之妙用，具有极大之缓兵作用。”梅成宣传汉奸卖国有功的铁杆汉奸。5月9日，法庭宣判梅思平死刑。9月14日上午10时，他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枪决。

      法院于1946年11月7日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不服，上诉于最高法院。周在上诉状中听取了别人的意见，只讲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维持治安的功劳，其他一概不提。这一手果然生效，蒋介石遂于1947年2月1日写信给司法院院长居正和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承认他对周佛海曾表示“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提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司应改判”。

    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此案由最高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周佛海身败名裂，因而忧郁终日，1948年2月心脏病复发，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1946年4月22日，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被送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服刑。陈璧君在法庭上叫嚷：“我有被枪毙的勇气，没有坐牢的耐心！”

   陈璧君一直拒不承认汪精卫的“叛国”和“汉奸”罪名，并痛骂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卖国贼”。解放后，陈璧君一直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身患多种疾病。据说宋庆龄与何香凝曾多次亲身前往或托人看望、关照，甚至在毛泽东面前说情；毛泽东也曾说过只要其在“认罪”、“悔过”的书面文件上签字，便可予以从宽开释。但是，陈璧君本人却当即拒绝，坚持“汪先生的清白”和“救国理想”，一直到病死在监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