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百年大公史，抗战最辉煌。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国难当头，大公报成为抗战舆论的“中流砥柱”，这段历史是逾百年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在蒙受巨大牺牲的同时，确立了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其贡献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了盛誉。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大公报记者 孙志）
一张报纸的抗战，大公报自己总结：“胥由忠勇二字而来”。总经理胡政之曾在痛失港版后愤恨陈词：“我们要吃了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大公报人将报国之忠、克敌之勇，与唤起国人、书写春秋的新闻理想结合，创造了抗战史和新闻史上的不朽传奇。
六地播迁：辉煌孕于苦难
“华北之紧张，紧张到搁不下一张书桌啊。”方汉奇说，大公报创刊于天津，1936年创办上海版，也完全出于抗战需要，因为“天津虽然有租界，但塘沽协定以后，中央军撤到保定以南，天津已经属于特区缉查政务委员会的范围了。”抗战时期又创办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一张民营报纸办了六个版，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绝无仅有。
“中央日报是通过国民党党务系统办的，但像大公报这样一家和党派、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的民营报纸，为了配合抗战，把事业做得这么大，是空前的，所以这段时期也是大公报报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大公报共赴国难，五次迁馆，资财设备损失殆尽。报馆员工和难民一起，流离失所，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出过一天报，正如上海版停刊时发表社论所说：“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但正是在此过程中，大公报成长为真正的全国性大报。
方汉奇指出，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把辉煌的新闻事业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同时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牺牲。正是这个时期，先后损失了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后就只剩下重庆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矣”，大公报人用 5个八栏高的标题大字表达内心汹涌的情感，“这个标题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个句号”。
“大公报的巨大损失是为国家付出的，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承担苦难的大公报这一群体，非常难能可贵。”方汉奇说。
“三驾马车”：“知日派”爱国者
新记大公报“三驾马车”——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旷世奇才，抗日态度始终坚决。方汉奇认为，大公报在抗战时期的出色表现，与这三位负责人的留学日本经历不无关系，“他们是知日派的爱国者”。
吴、胡、张三人1926年接办大公报，到抗战胜利结束，报馆内拥有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得上顶尖的对日本政情、军情、国情都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群体。“知日派里面也有软骨头，但这三位都是爱国者，他们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都很了解。” 方汉奇说，继张季鸾主持笔政的王芸生虽未有留日经历，但系统深入研究过日本，他在大公报发表的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国耻警示国人，奋起解救国难，后来结集成书，时至今日在中日两国还有巨大影响。
方汉奇所著的《大公报百年史》记叙，“九一八”事变后，出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和对形势的分析，大公报高层曾有过不轻于主战和缓抗的主张，这些都属于抗日时机和策略上的考虑。“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他们义无反顾地立即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不胜不止”。
抗战时期，大公报舆论还直接演化成为国民政府政策。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题为《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的文告，就是张季鸾执笔完成的。文告说：“我们必须发抒精诚，做到钢铁一般坚固的团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大公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战地记者：总在最前的战车上
新闻纸上的记述，历经岁月洗礼，衍变为被后人追忆的历史。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对于抗战的记录，拼凑和还原了炮火硝烟中的时代记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派了驻欧洲记者萧乾，向远征军派了吕德润，还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派遣了朱启平，向英国太平洋舰队派遣了黎秀石。大公报是中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有国际记者的报纸。中央日报是稍后去的，萧乾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在欧洲。”方汉奇说。
“战地记者方面，前方的几大战役都有大公报记者的身影，出现了一批很杰出的战地记者，战前有范长江的舆论铺垫，战争时期有第一线的众多记者。最后日本投降，中国有三位记者参加现场报道，两个是大公报的，一位是朱启平，一位是黎秀石。”
无论从伦敦一直随同盟国军队打到柏林，发回许多著名战地通讯的萧乾，还是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的日本投降仪式上，写下经典名篇《落日》的朱启平，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每临大事“在现场”，而现场即战场。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在联合国成立大会的现场，都有大公报记者的身影。
中国远征军的战地记者吕德润，多年后追忆那段经历，感慨万端：“永远乘坐最前方的战车采访”，这就像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塑起的雕像，鲜活生动，屹立光辉。
“这样的规模、业绩和影响，在当时全国的报界、在整个中国新闻史上找不出第二家，说明当时大公报整个群体对抗日战争的报道，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报道投入之大。”方汉奇说。
抗战十四载：每个岗位都出彩
方汉奇指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抗日战争实际上进行了十四年。大公报在这十四年都是在为抗日战争的准备、进行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做舆论上的铺垫、鼓吹、激励和推动，一以贯之，矢志不渝。
范长江于1935年在大公报发表的西部旅行通讯，在方汉奇看来，也是大公报为抗战所做的舆论铺垫的一部分。“他的报道提到绥远抗战，为后来整个华北地区抗战做准备”。此外，大公报还发表与共产党“八一宣言”有关的北上抗日的观点、主张，“能够为公众所知晓，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都与大公报的推动密不可分。”
方汉奇认为，大公报抗战时期全心全意为了抗战胜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殚精竭虑做好自己的工作，“经营管理很出色，编辑很出色，写社论的很出色，前线的采访很出色”，写评论的斫轮老手，像张季鸾、王芸生等，在抗日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这些大公报都做得都非常到位，非常出色，“可谓每个岗位都出彩”，方汉奇加重语气道。
正如大公报老报人郭根所说：“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
在名垂中国新闻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众多大公报人的身影，他们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萧乾、杨刚、朱启平、王文彬、吕德润、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仅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就有六十多位。方汉奇称：“他们都出于这一时期的大公报，都属于‘国家级’的新闻名人。”
正是在抗战时期，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1941年授予《大公报》“杰出贡献荣誉奖章”，称赞：“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期间中间仅停刊数日，实见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其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萃之特出地位。”可以说，大公报在抗战的正义事业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是获得久负盛名的密苏里新闻奖嘉许的重要原因。
抗战期间，大公报发行量一直稳居同时期所发行报刊的前列，辐射范围远播英美日等国。以抗战时期大公报重庆版为例，发行量高达九万多份，相当于《中央日报》等其他九家报纸的总和，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之最。
方汉奇认为，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仅是大公报报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实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大公报记者 孙志
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奖，在发表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将办报成功经验概括为两条：其一，文人论政;其二，商业经营。曹谷冰曾撰文说：“新记大公报是由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三者构成的。”又说：“经营用人之权全操于胡政之之手”。方汉奇说，胡政之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多面手，特别是在经营方面颇有建树，事实也是如此。
人称“胡老板”的胡政之，作为一位报业家，在外国同业中被誉为著名发行人和“报界巨子”。方汉奇认为，在抗战恶劣的办报条件下，大公报一纸风行、辗转播迁，事业获得长足发展，这与胡政之擎画精彩不无关系。“胡政之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很多的预见，宏观把握的几步棋下得都很及时。大公报的好几个版，特别是现在还在出版的香港版，都是在他深谋远虑的指挥下创办的。”
方汉奇认为，胡政之在动荡的乱世中运筹帷幄，才干非凡，“他及时储备了纸张，及时更新了设备，及时部署往后方的撤退，很不容易，一路上民生公司的船就很难租啊。还有资金运筹，物资的调配，都显示出一流的运筹能力。”
方汉奇说，特别是作为抗战时期一张出版量近十万份的报纸，单是保证每天出版的纸张所需，就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抗日战争后期大公报所用纸张都是四川的土纸。“纸张叫嘉乐纸，嘉乐是产地，比现在的草纸还差，带一点儿微黄颜色的，造土纸要办纸厂，需求很大，撤退到后方后就是靠土设备、土机器生产纸张，他要自己办纸厂，做土纸。”
有评价认为，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大公报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在乱世中把辉煌的事业推向极致，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方汉奇指出，胡政之对时局的发展、风云的变幻，有着职业性的敏感，1948年恢复香港版，也是以香港为今后的出路计划。“在他的领导下，大公报抗战时期有一支善经营管理的团队，像曹谷冰，后来的王文彬。” 方汉奇说。
抗战胜利前后，胡政之雄心万丈，还计划创办广州版，以天津、重庆、上海、广州占领华北、华西、华东、华南四大据点，他心目中有一个“大公”品牌的庞大中国报业托拉斯。据李侠文回忆，胡政之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这张报纸的影响不下于一个政党，你看办报是不是很有意义?”
大公报记者 孙志
采访方汉奇先生时值五月，年近九旬的方老追忆幼年时代的经历，慨叹国仇家恨难以忘怀。“七七”卢沟桥的第一枪，他还是在北平读书的一名小学生，亲耳听到入侵的枪响。丧权辱国的痛楚，令他怆然涕下。
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方汉奇仅凭脑力,全然不借助书籍，常是询问上句，就已明其意，略加思索，出口成篇。年代、人名、地名，掌故和史料拈来，轻松准确，学问之精深，令人钦佩不已。
纵观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中日关系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轨迹。日本近现代以来带给中国的侵略记忆，就像是一个抹不去的伤疤，在方汉奇幼年时形成，伴随一生。“五月净是国耻”，老人摇摇头，长抒口气。
方老细数五月的三个国耻日。“五三国耻”：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国民政府派出蔡公时与日军交涉双方冲突事宜，蔡被日本人割去耳鼻，大义赴死。“五七国耻”：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对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卅国耻”：中国民众在上海举行抗日游行，英租界射伤射杀民众。
在那个国家和民族尊严遭肆意践踏的年代，“耻感”逐步从人们模糊的耻辱意识发展为被明确提出并大规模纪念的“国耻日”，国耻日也渐渐成为凝聚民心、升华爱国热情的符号和手段。
方汉奇原名“方汉迁”，祖籍广东，儿时在北京的外公林松坚家度过。外公的父亲林启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杭州太守、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人，而外公是日本法政学校的留学生，与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一样，也是一位知日派的爱国者。家学渊源，令方汉奇从小就受到学术的熏陶。
方汉奇回忆道，当他还是名小学生，老师带全班去北京万牲园(动物园)参观，一位教自然的女老师遭到为日本人当狗腿子的朝鲜浪人的调戏和侮辱，“我们这些小朋友气愤得不行啊，回到学校全班同学趴在桌子上哭啊，发誓将来一定要给老师报仇。”言及此，老人不禁怆然涕下。旧耻已前雪，但亲历过的旧恨难平，这段尘封往事，仍勾起老人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楚记忆。
五年级时，“七七”发生后，方汉奇举家搬到香港。在广东话中“汉迁”疑似“汉奸”，在那个抗日救亡的环境下，当然谁也不愿意当“汉奸”，于是，“方汉迁”这一名字正式改为“方汉奇”。
1945年抗战结束那年，方汉奇中学毕业，此间他读过七所小学和七所中学，就像大公报辗转迁徙报馆一样，颠沛流离的生活伴随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就像描写张季鸾的那句，‘时时念国仇’。”方汉奇再次为之动容。
导语：“明耻教战”、“国家中心论”等作为大公报抗战时期的鲜明主张，与文章报国、文人论政的新闻理想一脉相承。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认为，大公报在全面抗战前就提出“明耻教战”的报道方针，为备战进行舆论铺垫和推动，这无疑与当时执掌报纸的张季鸾和胡政之对中日关系和时局的深刻洞察有着直接的关系。“国家中心论”的提出，是为了凝聚全民族力量一致对外，在抗战救亡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公报记者 孙志)
方汉奇说：“从‘九一八”到“七七”，正处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黄金十年’,大公报挽救国难的报道方针,就是‘明耻教战’,为赢得对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准备。”方老一语蔽之：所谓“明耻教战”，“明耻”，即：勿忘国耻;“教战”，即：积极备战。
芸生“明耻”百里“教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胡政之召开编辑会议，确定“明耻教战”为今后挽救国难的报道方针。1931年10月7日，以《明耻教战》为题发表社评，正式刊载这一方针。社评说，“尤有一重要工作，谓宜全国上下，彻底明夫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讨雪耻之方案。易言之，昔人所谓明耻教战者，今则明耻更较教战为尤亟。”并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张、胡为贯彻“明耻教战”的报道方针，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其一，指派王芸生负责编纂近代以来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屈辱史，即使国人“明耻”，直接成果便是王芸生独立完成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二，请著名军事专家蒋百里主编增辟的《军事周刊》，专门刊登军事知识，以向国民“教战”。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大公报对日本的异动即有警觉。当时日本舆论所谓“满蒙政策”甚嚣尘上，鼓吹向朝鲜增兵，大公报于1931年7月1日发表社评认为，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政府的“举止有异于前”。这表明，这份“知日派”爱国者执掌的民营报纸，对日本侵略已有洞察。
梳理推动全面抗战前的重大事件不难发现，学生运动、兵谏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策。不过方汉奇认为，大公报对抗日救亡的舆论造势，在鼓励政府决策和激活民众情感方面，发挥了独特的舆论先导作用。“当然也需要‘一二·九’运动那样的推动，需要西安事变那种方式，来刺激当权的国民政府。但同样需要舆论上的推动，大公报就担当了这一重任。”
通过社评的多次申述，以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文章的作用和影响，张季鸾、胡政之的良苦用心，大公报主张“明耻教战”的“救国之道”、“自卫之策”才渐为公众所理解。
“国家中心” 一致对外
在风雨如晦、烽火连天的抗战形势下，大公报提出“国家中心论”，主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这是全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由张季鸾执笔的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和国防委员会公布的《国民抗战宣传纲领》，都将这一主张纳入其中。至此，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直接演化为国民政府的政策。
谈及“国家中心论”的思想起源，张季鸾便是这一思想的起草者和奠基人。他曾在《归乡记》一文中阐释自己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这种报恩思想，在他的办报实践中，就是“文章报国”。在其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十五年间，绝大多数社评都出自他手。
方汉奇表示，“‘国家中心论’对张季鸾来说，思想是一贯的。因为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希望国家富强。因为，蒋介石对他很礼遇和尊重，‘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他也是以国士自居的。”
有观点认为，“国家中心论”是与“拥蒋”划等号的。在方汉奇看来，大公报所秉持的“国家中心论”，是在“抗战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本质上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为了凝聚全民族力量一致对外，这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方汉奇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所有的抗日力量都不能不打出“拥蒋”的名义，八路军、新四军拿的是国民党的番号;毛主席在重庆谈判还喊“蒋委员长万岁!”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提“国家中心论”和提“拥蒋”，都是大局。“在抗日战争主要时期和阶段，‘国家中心论’是国共两党和全民共同的需要，共同的意志，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方汉奇还引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指出，“国家中心论”是为当时共产党所支持的口号，全民族对日抗战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国家政权。“二战”中国战场的负责人是蒋介石，因此以蒋为领袖，这是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支持认可的。
文人论政 传递正能量
方汉奇说，“文人论政”是大公报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从先秦两汉到宋朝大学士，再到明朝的东林党，清朝有文字狱，然后到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这些都是“文人论政”。论政到了后来出现媒体，在报纸上形成观点和主张。“实际上，大公报‘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条主线，这是有传承的。”
这一时期，代表大公报“论政”的社评，受到高度重视。社评“笔锋常带感情”，激情洋溢，江河直泻，非常能引起共鸣。譬如：1938年3月15日《知耻》的社评指出，“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疆土日削，国运不保，这是我们的无耻”，社评疾呼：“今天的情况，是弥天的大耻压在我们民族国家至上，我们的唯一任务是抗敌雪耻”;1940年社评《元旦献辞》指出，持久战必须有打百年的心理准备，“凭百年之牺牲，换得中国民族永远之自由幸福”;1941年元旦社评，张季鸾在文章中概括了抗战必胜的最大理由，就是中国的目的是“绝对正义的”——“绝对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这些社评已成为宣明中国抗战大义的传世名篇。
方汉奇进一步阐释指，“文人论政”就是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党派的担当。大公报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反对那些对抗战没有信心的舆论，一定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所以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在抗战时期传递的都是正能量。他引用北宋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指出“这就是大公报人的理想和抱负”。
大公报记者 孙志
时至今日，中日政治关系仍受历史认知、钓鱼岛争议、军事安全战略对抗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对日舆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及和平发展的需要?对此，方汉奇认为，从大公报历史经验看，首先要保持“知日”传统，特别是要做正能量的事，维护国家利益的底线必须坚持。
方汉奇说，大公报对日舆论传统上有“明耻教战”，对敌国外患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舆论的准备，包括调查研究、相关资料的分析整理、舆论引导等，当前保持“知日”传统具有现实意义。
不鼓虚劲儿不添乱
“应对当前的形势，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媒体要做正能量的事，不要鼓虚劲儿，别给国家添乱!‘明耻教战’，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这个底线必须坚持。”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早已与外侮入侵时不可同日而语。这位新闻史学泰斗从媒体责任角度建言，一方面，媒体要向受众及时传递相关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舆论要配合国家领导人制定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
方汉奇指出，大公报的传统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借鉴，应使其传承下来，在新时期有所弘扬，让舆论的作用更好更到位。媒体要做好舆论的相关配合，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这就有如何去驾驭，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掌控的艺术”。
谈到在香港的舆论环境下办报，方汉奇认为，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当前在香港仍要强调“一国”，突出“一国”的教育，维护国家的利益，树立港人特别是香港年轻人的国家观念。
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普宁。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这位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被人们尊称“方先生”。
专著有《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史上的奇情壮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大公报百年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