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将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和妄为。”
    这条以希波克拉底名字命名的誓言，在医学界流传了2000多年。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医生，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其将向医学界的行业道德规范书写下来，成为“希波克拉底誓言”，内容包括要求医生为病人的福利着想；恪守医生的职责；清清白白行医，不受贿赂，杜绝一切堕落害人行为，等等。至今，几乎所有国家医学院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
    中国医学院的学生同样对“希波克拉底誓言”耳熟能详。在古代，医学界派别林立，门户各异，但都遵循“医乃仁术”的主导思想，非常注重医德。“救死扶伤”与“悬壶济世”，成为东西方共通的职业准则，这也使得医生这个行业备受尊敬，以至于现在很多上年纪的人都尊称医生为“老师”，不难看出，多数百姓对于医生有着特殊感情。

    然而，医生的形象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种种“劣迹”暴露了医德的沦落，人们开始将“白衣天使”改称为“白眼狼”。
    “谋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医生在金钱的诱惑和利益的驱动下忽视了职业道德，见利忘义。一方面，医生收受红包，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红包也有行情，根据城市经济情况、医院等级、手术大小、患者经济情况综合决定红包大小。“一般的小医院主刀大夫给300元，最多不超过500元，麻醉师的红包价是200元，手术助手也得‘意思意思’。”另一方面，在中国“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院医生吃回扣屡见不鲜，中间的差价全由患者买单。2011年11月，央视记者在调查时随机选取的20种常用药品中，几乎所有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500%。其中一种常用药出厂价为7元，中标价56元，7元钱中，药厂挣1块钱左右，此外，从7元到56元差价的49元被分摊给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医院和医生。
    “害命”：比追逐利益更令人心寒和恐惧的是部分医生对生命的轻视，频频爆出的医疗事故固然与医生职业水平高低有关，但更多是责任心的缺失。“病人手术一年以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竟然发现体内残留手术刀”、“医生手术误将少女卵巢切除”，其他类似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诸如手术过后将纱布、剪刀等物体留在病人体内、在患者左右脚分别输A、B型血等事故，不禁让患者感到不寒而栗。

    看病难，看病贵，加上医生形象的一落千丈，患者很容易将不满情绪宣泄和释放，从言语暴力，到肢体冲突再到恶性伤人，医患关系已经完全异化，变成了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2014年2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钢医院的杀医事件震惊了社会，一名仅19岁的高中生，由于对治疗结果不满意，产生报复心理，将一根50厘米的铁棍对准了自己曾经的主治大夫。这距2013年10月发生的浙江温岭杀医事件不过半年。据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的调查统计，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间，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另据人民日报发布的《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显示，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
    在医患纠纷中滋生了职业牟利集团“医闹”。这些医闹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流程，如在医院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拉横幅、张贴标语或者大字报、散发传单等。待家属与医院达成赔偿协议之后，从中获取一定的报酬。职业医闹的出现，进一步反映了医患关系的尴尬与无解。

    从医患纠纷频发造成的伤害已是多数医者难以承受之重。哈医大一院一位参与抢救的外科医生写道：“我麻木地在走廊穿行……面对大多无助而信任的眼神，我努力控制情绪，尽量表现得和蔼而专业。但内心的恐惧却一直在滋长。满医院的患者和家属，仿佛每个人都身藏凶器，可以随时置我于死地。身上揣的柳叶刀，不到拇指大小。如果真的遇到袭击，如何抵抗？”
    一些医护人员因此放弃了本已规划清晰的职业医生梦，转而从事其他行业。年轻一代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更有甚者，因为医患关系的紧张，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许多医生越发保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病救人的效率。一些医护人员坦承，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赤脚医生是文革时期活跃在农村的医疗人员，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赤脚医生常常就拎着一个装有几片普通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尽管他们无法治疗什么大病，但通过一些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他们仍能治好一些疑难病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被认为是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在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宝贝了十年”的照片。这是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北京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合影，摄于2003年9月。照片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口罩后，笑脸灿烂。照片下方粘着一张心形卡片，13名病愈者在其上写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并郑重签名。“非典期间给人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场灾难面前的医患关系，透明、信任、忠诚、坚定。” 王仲说。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贾大成在《追忆非典点滴》一文中，回忆了如下难忘一幕：当时一位老人发烧两天，咳嗽、呼吸困难，“疑似非典”。他随几个同事全副武装后，立即登上危重症抢救车。 “我随手摘掉了‘猴帽儿’（一种罩住头部只露双眼的防护帽），护士一见，连忙小声、急速叫我：‘贾大夫，贾大夫……’我说：‘戴着帽子没法量血压’。”经检查，病人被排除了非典嫌疑，在采取抢救措施后，病人的呼吸困难基本消失，并被安全送往医院。“临别时，3位家属站成一排，给我和护士鞠了3个躬。”贾大成深情写道，“我真的非常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

    “20多年前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时，我的内心无比自豪，可现在我穿上白大褂却没有一点安全感。现在的医患关系究竟怎么了？”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按理说医患关系应是最可信赖的关系之一，但在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的今天，医患关系为何反而变得如此脆弱甚至可怕？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坦言，暴力袭医的背后，是患者对医生愈来愈多的不信任。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十多年来，医疗行业中某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造成的恶果，现在正在由众多无辜的医生和患者来共同品尝，并且引发了行业性的职业公信力危机。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二平说：“失去患者的信任，正是以往很多行为的‘因’酿就的‘果’。最简单的例子，医疗事故鉴定，常常是卫生部门给自己下属医院鉴定，这怎么可能取信于人？长此以往，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就会被逐渐扩散，形成某种全社会的共同判断。”

    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见死不救等等，各种医疗行业负面事件时常见诸媒体。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一些医生的不端行为使得医疗行业整体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是媒体过度渲染乃至无中生有，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媒体在事实尚未清楚之时就对医院进行有罪推定，进行大肆批判，纵然事后澄清，也难以弥补对医疗行业的名誉伤害。
    千姿百态的医患纠纷，经过舆论的格式化处理，呈现给公众的往往是一个面孔：无辜势弱的患者与不良失职的医生。于是，社会对医方的指责，也多集中于具体的医生。事实上，对一桩医疗纠纷的责任判定，至少应当分析三方主体有无过失：患者家属是否存在责任自负的情况、医生是否存在救治不当，以及医院是否存在管理漏洞。特别是在判定医方责任时，由于医生只是医院的具体工作人员，医院就应是相关责任的承担主体，即便医生个人负有失职责任，医院也不应推卸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中，不仅患者家属大多将怨气撒向医生，一些医院出于利益考虑也会果断切割，将责任推给医生个人。这便造成医生成为医患纠纷漩涡中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