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和村民座谈时说，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土地权益。很显然，对农民来说，作为“命根子”的土地，是生存权益最集中的体现。从增收的角度讲，每一条增收渠道都与土地紧密相关：在家务农，说到底是要靠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提高财产性收入，更要依靠对土地的权利来分享现有价值和未来增值，取得收益。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离开乡土进城务工，但土地仍是“最后的保障”。广州市调整了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但据调查，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是否入户城镇，原因在于担心入户城镇后会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失去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等权益。“优秀农民工”李玉平的话发人深省，颇有代表性：“谁不喜欢城市呀，但舍不得老家的地，没有地，户口有什么用？” 李玉平算了笔账：老家还有8亩地，老人在家种地，每亩地至少收350公斤小麦，现在收购价是每公斤1.6元，8亩小麦能卖4480元，庄稼一年两熟，再加上8亩地一年的分红1600元，种地的收益每年超过1万元。

    按照现行法规，在城市规划区内，当投资者需要使用土地时，只能从国家取得建设用地。这意味着对于列入城市规划范围的农村土地，农民集体不能在遵守规划的前提下自主开发、自主招商，而必须将土地卖给国家，转变土地所有权性质。这个法律规定的弊端之一，就是政府依靠普遍征地、多种方式转让土地的办法人为控制建设用地供需，降低了土地流转的透明度，产生了腐败滋生的土壤。在17.8%的征地案例中，被征地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征地拆迁的手段。
    “这简直是强盗，我们所有的农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所有的水田就不是我们的了！”在开平市马冈镇，当地农民回忆起自己辛苦耕种几十年的土地，惊叹又痛苦地说。农民失地之快，“得益”于开平市委书记赵瑞彰所全面推行的所谓“三大战役”。按照赵瑞彰的说法：“搞经济像打仗一样，要军令如山倒。”正是由于当地主要领导一味盲目追求“GDP”业绩，“军阀”式作风，全市近3万亩土地在短短4年内，被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全部“吞噬”。

    据彭真怀的统计数据，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今年的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每个农户7亩地的平均数计算，每年夏秋两季的种粮净利润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这就是农民种粮收入的家底。因此，农民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给别人种，自己种地大多就为了收获点自用口粮，并不指望从中能有多少收入。
    因此，农民并不是要求固守土地，也不是反对征地，而是担心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职是之故，保护土地不如保护权利。首先，应在宪法中明确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收益权。我国征收补偿采取的是适当补偿的原则，按征收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其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耕地。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各国规定，在宪法中规定公平补偿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为其他土地征收补偿立法具体规定以及补偿标准明确宪法基础。实践中可以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制定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合理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收益。
    其次，准许农民参与土地增值分配。在土地流转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益。在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过程中，对于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尊重市场规律，按照同地同价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