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妨碍了信息公开？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然而六年过去，什么可公开，什么需保密？二者的界限仍模糊不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以不公开为原则”。而《条例》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但前者是法律，后者是条例，一旦发生冲突，后者要让位于前者。所以，一些政府信息披上国家秘密的“外衣”而不予公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钱存到瑞士去”。一直以来，瑞士银行以其严格的保密制度著称，发达的银行业使这个仅仅4.1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掌握了世界1/3的个人财富。5月6日，在巴黎举行的经合组织年度财长会议上，包括瑞士在内的47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实施银行间自动交换信息的全球新标准，意味着瑞士银行长达80年的保密制度传统将归于完结，瑞士2.2万亿美元私人账户可能被曝光。
此次瑞士银行信息公开，中国民众一片“欢呼雀跃”，因为这对某些富人和官员来说，无疑是一次“见不得人”的“财产曝光”，其对中国进行海外反腐的促进作用也显而易见。[详细]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眼下美国的私人理财顾问对客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忘了保密性吧，透明化是长期趋势……”
瑞士银行业已经摊开“隐秘账本”，中国人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还在持续进行中。
5月10日，杭州余杭区中泰乡九峰村5000余居民抗议规划中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少数人在抗议过程中堵截高速路，围攻民警和群众，推翻甚至焚烧车辆。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今天，上述事件在网上又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据某舆情网站统计，超6成的网民认为政府应加强信息公开，用信息的“透明可视化”来阻止矛盾，而当地政府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行为忽视了群众的感受。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沟通，是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主因。[参与讨论]
工厂运行各环节会产生什么污染物？如何处理？最终排放标准如何？对民众健康影响多大？工厂运行后，如何加强各环节的监督？政府应将以上信息清楚地说明，让专家和民众进行评判。这样，民众的情绪也不会如此激愤，暴力事件获或许也可避免。
根据《条例》规定，政府公开信息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主动公开，另一种是应申请公开。本来，如征地拆迁信息、食品安全信息等群众普遍关心的信息，政府应该主动公开。但事实上，条例赋予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的义务远远没有落实，导致大量的信息需要公众去申请才有可能获得。“公开的信息群众不关注、群众关注的信息不公开”，是对这一现象的经典描述。
2012年4月1日，《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发布，规定征收民航发展基金的缴纳标准为：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每人次50元，乘坐国际和地区航班出境的旅客每人次90元。与该管理办法废止的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的缴纳标准一致，因此被网民称为“换汤不换药”。2012年5月16日，律师王录春申请公开国务院批准《办法》出台的文件遭到拒绝，理由是国家秘密。
无独有偶。2013年1月，北京律师董正伟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信息。同年2月24日，他收到了环保部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环保部又是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直到2014年4月17日，环保部和国土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国家秘密”之说不攻自破。
近些年，尽管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都开展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但真正让人们满意的并不多。在实际执行中，有些政府部门往往是以涉密为借口，避重就轻，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
例如，几千个停车位造成市民出行不便，郑州市规划局以“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规划信息；北大三位教授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流向，也被“秘密”挡在门外；一些本应公开的人事问题，某些人借助涉密的借口，大搞暗箱操作甚至卖官鬻爵；又如“三公”费用问题，某些单位公开的大部分都是人们已知的事实，而像如用于上级领导和各级检查组的招待费等“民众关心”的问题却往往“保密”。
2010年12月，律师助理叶晓静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委和财政局，申请公开北京市的公车数量及具体型号清单。三个多月后，她等来了北京市财政局的信息公开答复，告知北京市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但未涉及公车型号。市财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在公开后表示，此类信息只是对申请人公开，谁来申请就告诉谁。
媒体记者就北京公车数量采访了北京市多个部门，得到的答复均是“不便回应”或“无法单方披露”，并透露“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们不禁想，难道公车的数量及型号也是“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吗？难道它不是每个纳税人都有权知晓的吗？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优银认为，有些政府部门在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时，以《条例》规定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为由不予公开。显然，《条例》的某些条款，已经成了信息公开的“挡箭牌”。
从2008年5月1日施行以来，与《条例》相关的社会矛盾如影随形，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案件，也正呈现“井喷”态势。信息公开案件“井喷”说明什么？维护公民知情权还需要做什么？太多的问题还需解答。
北京高院行政庭庭长程琥曾透露，全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占整个行政诉讼的比重，从2012年的十分之一猛增到2013年的六分之一。
2014年4月30日，广州一家公益组织发布报告称，2013年全国有9个省份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量过万份。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这显示出公众对政府信息知情权的强烈需求。报告也指出，对公众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政府部门普遍存在回复率低、滥用豁免权、回复内容避重就轻等问题，与公众高涨的知情权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司法实践中原告胜诉的比例较小。统计显示，2013年度，31个省区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65441份，有5成多得到回复。相对未获得回复的申请，产生行政复议5185起，相关行政诉讼3175起，其中胜诉240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齐莹介绍，在信息公开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远远高于普通行政案件的败诉率。
依据《条例》规定，向政府申请获取信息申请信息公开是有门槛的，而且，还有三道之多——“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正是这个“三需要”，给政府信息公开平添了三道“篱笆”，实际上是人为限制了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合法权利。他们被反复“审问”：“你申请这个信息干什么用？怎么证明你的使用目的？”有的还被要求就其目的盖上公章。
故而，我们能经常见到那些“躲猫猫”式的回应，有以属于“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有每次申请都石沉大海的，甚至还有的政府官员认为申请人是在“给政府找麻烦”。中国社科院连续几年发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一再重申依申请公开难已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短板”，公民获取政府信息难度与成本也在逐年增加。
区分哪些政府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信息需要保密，这个问题涉及公民权益，也涉及国家安全。
在制度上，保密范围的界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在定密的操作过程中，主观的裁量权和空间过大，使司法审查遇到了“尴尬”。保密法规，应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事项包括七大类。2012年保密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作出了明确界定，对于保密法所称“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明确列出了九种情形。但是，正式出台的保密法实施条例删除了上述细分条款。
《条例》确立了“公开是原则,保密是特例”的理念，但是如何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却是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重大难题。正因为国家秘密的范围界限过于含糊，以至于有些利益秘密被掩在了“国家秘密”的幕布之后。
我国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公开”与“保密”的法律主要有《保密法》和《档案法》。《保密法》着重保护国家重要信息不被泄露，档案法旨在保存档案，两法的立法指导思想都是以“不公开”为原则，而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公开政府信息，显然《条例》与两法的立法目的不同。由于在法律位阶上，两法高于《条例》，当《条例》与两法规定出现冲突时，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应适用两法。由于立法原则的冲突必然会导致其保护利益的冲突，公民获得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与国家秘密保护相对立时，公民的知情权极易被侵犯。
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矛盾凸显，反映的是公民知情权与保密文化的博弈。5月14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撰文称，在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升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已成为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