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查”王芸生莫须有

　　抗战的胜利曾给王芸生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他当时的社评《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先生来了》都显得那么乐观。他还为马歇尔来华、停战令、三人军事小组、政协会议的召开喝过彩。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王芸生一直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他都以理性分析来发表见解。但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渐显现，乃至病入膏肓之时，《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愈发尖锐。

　　一九四七年，王芸生在《我看学潮》一文呼吁“赶快停战，快快和平!”并对学运作了大量客观报道。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防止学运扩散，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大公报》的李纯青发表社评，指摘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干涉和镇压。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授意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大公报》加了一串罪名后，指名道姓地对王芸生进行人身攻击。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日报》以《王芸生之第三查》为题发表社论，对王芸生的“反蒋罪行”，进行彻底“清算”。这“三查”都是莫须有的，无非是给《大公报》罗织罪名。《中央日报》如此叫骂，气势汹汹，各右派报纸闻声而起，纷纷“围剿”王芸生。

　　遭受围攻 毫不畏怯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国民党政府当局勒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王芸生发表社评声援《新民报》，宣称“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很快《中央日报》就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

　　一九四八年夏，正当王芸生遭受围攻，思想陷于彷徨苦闷、无所适从之际，十月三十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通知他，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他万分高兴，便离沪绕道台湾到了香港，再往北京。

　　面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三查”和各种指摘、谩骂，王芸生坦然回应，毫不畏怯，他曾对家人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