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一花一世界

洛阳与牡丹，经过久远时光的淬砺，已经难分难舍，互为一体了。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洛阳牡丹，承载着浓重的人文情结，在时势的沉浮之中，见证着历史的兴衰，也以它的命运起伏，阐释着“国运昌则花事兴”的至理。禅语道：一花一世界。智慧之人，大概可从洛阳牡丹的身影后，领悟了滚滚红尘。(引语)

九百多年前，芳菲四月时，在神京汴梁久居的欧阳修，卸下朝廷的繁琐公务，轻装简从，前往故都洛阳。和他一起策马西行的，大概应有他最喜爱的学生曾巩，抑或他颇为欣赏的苏东坡。

欧阳修前去洛阳，只为品赏牡丹。位高权重的欧阳修，首先是一个文人。文人自有文人的雅兴，欣赏牡丹大概应是他的嗜好之一。甚或，他可能像今天的某些官员以公谋私那样，借公务之名，落赏花之实。

经过隋唐二朝的孕育，在北宋年代，洛阳牡丹已经“甲天下”了。牡丹雍容华贵，品性端庄，是“冠绝群芳”的花中之王，被称为“万花一品”。想必当时汴梁城里的文人墨客当中，追随欧阳修前往洛阳赏花的人不在少数。

“面白过耳，唇不包齿”的欧阳修，在他探身嗅闻牡丹的时候，他的容貌的丑陋与猥琐，在端庄华贵的牡丹的映衬之下，相形失色。然而，文人“腹有诗书气自华”，欧阳修的满腹经论多少可以冲淡他的容貌与牡丹姿色之间的巨大落差。

山水遭逢李白是它们的荣幸。洛阳牡丹握手欧阳修，是它前世修来的福气。欧阳修绝对不是走马观花的寻常看客，他这一“看”，就捣鼓出一本《洛阳牡丹记》。这可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然文人各有所爱，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朱熹爱桂。毋庸置疑，欧阳修痴爱牡丹，且是洛阳牡丹。他居住的汴梁，是一座菊城，如果菊花是他的最爱，他大概不会心有旁骛，大老远赶赴洛阳欣赏牡丹。

出自那本专著的名句“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浓缩了欧阳修对洛阳牡丹的痴爱。洛阳的“地脉”究竟是否最适合牡丹，终究是一个可待商榷的问题——毕竟，另一个城市山东菏泽，牡丹栽种面积已经逾越洛阳。

花与城交融的绝唱

尽管菏泽牡丹已经声名鹊起，但离洛阳牡丹的登峰造极尚且有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毕竟，洛阳牡丹背后的时间积淀，在历史的演进之中渗透着人文的穿透力量。

中国的众多城市皆有市花，藉此彰显自己的城市性格和情调。广州笃定木棉，安庆心系月季，九江钟爱荷花，新乡缘牵石榴。花与城市的媾和，毋庸置疑，最美的绝唱乃洛阳与牡丹。二者水乳交融，互映生辉，相得益彰。天下人提起牡丹，无不剑指洛阳;而论及洛阳，无不锋向牡丹，仿佛牡丹和洛阳是彼此的代名词，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在春潮涌动的牡丹花季，那些赶往洛阳的赏花人，络绎不绝。洛阳城里，花影重重，人影叠叠。花海人潮，气象万千。彼时全城沸腾，只有等到牡丹凋谢之后，古城才慢慢趋于平静。

牡丹无疑拓展了洛阳城市的知名度和海外影响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这个城市大张旗鼓举办牡丹花会。三十年过去，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洛阳牡丹，联姻商业运作，大放异彩。

洛阳的点睛之笔

实际上，即使牡丹缺位，大概也丝毫不影响洛阳的名气。十三朝古都的洛阳，九十六位帝王在此君临天下。国之辐辏之地，天下英雄豪杰和文人墨客汇聚在此，冠盖满京华。洛阳历史的厚重自然是其它城市望尘莫及，羡煞不已的。

牡丹之于洛阳，似有了锦上添花之虞。但这“花”，似乎又不仅仅只是点缀，或许是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因为牡丹的存在，洛阳在外人的印象里不只是徒具文化和历史的沉重质感，也凸现着时尚新潮的外形和生机勃勃的活力。如果说历史是洛阳的建筑，那牡丹大概应是城中的水了，平添了一份百转千回的绮丽和澄澈人心的灵性。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被甩在身后。那些曾经显赫的建筑，终究抵挡不住岁月的风尘，或者战争的燹火，次第坍塌了，终荡然无存了。洛阳虽然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但那原汁原味的遗迹，除了龙门石窟，和邙山上的无名冢墓，大概已经为数不多了。然而，牡丹却从那遥远的年代里走出，裹挟着历史的味道，走进当今，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历久弥新。

隋炀帝的恩赐

名冠一时的西苑，早已灰飞烟灭，和它的主人隋炀帝一起走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那个短命王朝的隋代，不是洛阳走进中国历史的端始，却是洛阳牡丹走进历史视线的肇源。遥想当年，隋炀帝在邙山之下大兴土木，建造著名的西苑。王公大臣为博帝王之欢，广罗天下珍奇进贡。雍容华贵的牡丹，最得炀帝欢心。随之，西苑遍种牡丹，普天之下的牡丹花匠被征召进洛阳。牡丹因此在洛阳扎根，从帝王将相之宅，逐渐走进寻常百姓之家。

芸芸众生钟爱的洛阳牡丹，却是被暴虐无道、荒淫无度的隋炀帝推进了历史的舞台。历史的悖论无处不在，不必大惊小怪。但洛阳后裔，似乎应该感谢隋炀帝的恩赐。

炀帝终缢死扬州。隋朝寿终正寝，继任的唐朝建都长安，曾经的国都洛阳黯然沦为陪都，然而它依然稳坐“第二把交椅”，地位应该远超出当今的上海。失去依恃的西苑没落了，衰颓了，但已经根植洛阳闾巷的种植牡丹之风，流传下来。

不知是李唐家族和杨隋家族的血脉渊源，还是世风所及，牡丹在国都长安兴旺起来。或许，泱泱大国，大唐盛世，总得藉以某种媒介粉饰太平，而富贵“养眼”的牡丹，沦为为歌功颂德的工具。牡丹的如此功用，大概类似汉武帝的御用文人司马相如。

武则天劝栽

唐朝是诗歌的国度，诗人如星汉灿烂。他们歌咏的对象，自然不会忽略牡丹。刘禹锡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曰：“花开花落二十日，满城人人皆若狂。”然而，诗人歌颂的牡丹，大概应是“长安牡丹”，而非“洛阳牡丹”。

提及大唐，那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一不小心进入人们的脑海。这位女皇帝与牡丹的传说，家喻户晓。宋人笔记《事物纪原》记载了女皇贬牡丹之闻：“(唐)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牡丹冠天下。”

传说自然只是传说。然而武则天偏爱洛阳，似乎有据可考。武则天称制后，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只有两年居住长安，一直以洛阳为家。据传，她曾号召洛阳的老百姓栽培牡丹。想必，她一声令下，应者如云。

有唐一代，虽然“洛阳牡丹”不及处于政治中心的“长安牡丹”，但它从未终歇过，星火燎原的态势蓄势待发。

国运昌则花事兴

世事纷纭，国朝改弦易辙。当历史进入宋代，长安失去了国都的至尊地位，彼时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至洛阳、开封一带。长安牡丹凋零了，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转至洛阳。此时，洛阳牡丹开始显世，遂“甲天下”。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也”。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

牡丹花期短暂，一旦错过只能待到来年。据传北宋之时，人们观花兴趣盎然，白天赏花也就罢了，还要夜以继日，“夜惜衰红把火看”，甚至在雨天“劝君披取鱼蓑去，走看姚黄拼湿衣”。在北宋时代，“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况为遨游”。可见，此时洛阳牡丹已经构建了深厚的民间心理基础。

南宋以降，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洛阳名园的毁夷，以及战乱与沉重的赋税，洛阳牡丹品种与数量锐减。元朝近百年，牡丹的发展进入低潮。明清之际，洛阳牡丹缓慢恢复。民国时期，频繁的战乱再一次创伤了洛阳牡丹，品种寥寥几十个而已。

世事沉浮，洛阳牡丹伴随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国事的兴衰，影响着洛阳牡丹的兴衰，洛阳牡丹的沉浮映射着国家命运的沉浮。花事与国事，居然可以类比，应验了那句“国运昌则花事兴”的古语。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从洛阳牡丹的兴衰窥探出历史的兴亡，他叹曰：“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侯于园辅之废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力逐增，洛阳牡丹的春天应运而至。基于洛阳牡丹的历史地位，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中国洛阳国家牡丹园”，这是我国唯一的以国家名义命名的花卉专类园，是野生牡丹引种驯化、新品种培育和商品牡丹繁殖的国内最大生产基地。

如今，在昔日隋炀帝的西苑遗址，新的西苑公园拔地而起。园内牡丹绽放，只是这位帝王作古一千五百年。不知后人在牡丹花丛中徜徉，可会想起这位洛阳牡丹的“始作俑者”?(柳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