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月16—17日，大公网主办的中美关系沙龙在香山大学堂举行，来自京城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媒体智库的近20名中青年学者齐聚香山，就当下中美和亚太的热点话题展开轻松研讨。在思想的碰撞中，参与者收获满满。本专题为香山中美关系沙龙上部分学者的发言合集。
外交学院林民旺副教授发言（大公网 李晓蓉摄）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未来亚太最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应该是亚太地区内部的制衡格局，美国占据这一格局的高位，中俄的阵营更加牢靠，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形成的阵营更加紧密，而朝韩、东盟仍旧处在分裂和摇摆之中。
亚太格局从来都是大国主导和塑造的
从1945年到现在，亚洲的安全格局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亚洲并没有特别清晰的格局。随着亚洲国家的相继独立、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1年美国完成在亚太同盟体系的建立，亚太的两极格局才慢慢呈现。
第二阶段为1954年到1969年，亚太呈现出标准的两极格局。主要特点是中苏团结共同对付美国。在中美苏亚太格局里，苏联是一个相对超脱的角色，中美则严重对立。这一时期，中国在亚洲搞社会主义革命输出，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联合所有盟友主要指向的对手是中国。
第三阶段从1969年到1991年，亚太呈现三极格局。从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原来的两极格局瓦解，逐渐演变成中美苏三极格局，这一格局基本维持到1989年的戈尔巴乔夫访华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个三极格局里面，又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到1979是标准的美苏缓和、中苏对抗。从1980年到1989年，则是美苏在亚太对抗，中苏趋缓的格局。
第四个阶段从1991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认为是单极格局。这一阶段大致处在“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没有清晰的敌我阵营，也可以认为是美国单极霸权的时期。
第五个阶段是从2008年迄今，出现了新格局的端倪，相信在未来五年内这一新格局会更加清晰。
从亚太安全格局演变的历史中，可窥见三点经验：首先，亚太格局从来都是大国主导和塑造。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东盟等能够塑造地区秩序，但只要回望历史，亚太格局的基本面从来都是大国塑造出来的。看看柬埔寨、越南、阿富汗的例子就知道，它们的命运都是大国决定的;第二，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倾向于遵从更加纯粹的现实主义逻辑。如果说两极阶段是意识形态的对抗，那么到了三极体系时，就是纯粹的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权力的逻辑，而这个逻辑也能够主导当前的格局塑造;第三，亚太格局和全球格局的架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大格局下会有小趋势，但难以逃脱大格局。
中美不可能共治亚太
从历史上看，地区安全格局或者全球格局大致有几种架构：
第一种是亚太的单极霸权。从1991年苏联解体迄今，鉴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以及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劣势，美国可以说是在亚太地区拥有绝对优势的单极霸权。但这一绝对优势现在已不明显，从GDP上就可见一斑。2015年底，美、中、日的GDP总量分别为16万亿、10万亿和4.8万亿美元。即便按照现时情况看，美国在亚太要实现完全霸权也基本不可能。
第二种是均势体系。均势体系很重要的特点是要求阵营的清晰对立，这种可能性会比较低。因为把亚太的几个重要玩家进行实力上的搭配，都难以匹配出大致对等的格局。
第三种是大国协调体系，可能性也很低。很明显，只有几个大国的实力大致相等了，才可能出现大国协调，彼此共享亚太的主导权。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可能实现大致相等的实力么?因此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另外，还有一种设想是亚太将来会不会出现安全共同体?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亚洲人的现代性意识，还远没有达到欧洲人的程度。此外，基于“G2“ 或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形成中美的双头政治，现实已经表明中美都没有这种共同意愿，而且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也都不答应。
亚太新格局：日印澳抱团中俄更牢靠
未来亚太最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应该是亚太地区内部的制衡格局，美国占据这一格局的高位，中俄的阵营更加牢靠，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形成的阵营更加紧密，而朝韩、东盟仍旧处在分裂和摇摆之中。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到2020年，如果按美国每年2.5%、中国6.5%、日本2%、印度8%的经济增长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美国的85%。因此，若美国不完全投入，单依靠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已经无法与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匹敌。届时，美国肯定没有强力意愿与中国对抗，中国亦不会与美国完全对抗，所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安全、政治、经济方面的协调也会更加一致。
第二个因素则是中、俄、印、日领导人的接替问题。可以预计，到2020年，习主席继续执政，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还会在任上(已经有智库预测2018年后普京继续执政，依照目前俄罗斯的国内状况，似乎这是大概率事件)。印度总理莫迪的连任概率也非常高，尽管他在国内的光环在下降，但民意支持率在印度仍算是处在高位。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2015年8月连任自由民主党的总裁，如果没有意外，至少可以连任到2018年9月。如此看来，游戏的玩家基本未变，中俄领导人的亲近，日印领导人的气味相投，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投入已近达到其极限，这是亚太内部制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整体“往西走”的外交大趋势，比如习近平出访沙特、伊朗，介入阿富汗和谈。过去中国不会去清晰地介入到敌对两方的事务中去，但现在却开始有所行动，这就是“往西走”所带来的巨大转变——积极塑造周边。俄罗斯也在“转向东边”，印度则推进“东进”政策，这都影响了亚太格局的形成。
谢韬教授发言（李晓蓉摄）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年，因“历史终结论”而出名的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书中他花了很大篇幅讨论美国民主的衰败，引起了中国学者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分析美国民主的衰败(或者说危机)，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危机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二，危机造成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危机有哪些后果?
我今天简单探讨下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美国民主的危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普通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急剧下降、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以及由于国会两党日益极化而造成的立法效率日趋低下。
民众对公权力日渐不满 党派对立加剧
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NES)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在1960年代中期达到了61%的历史最高点，此后开始下降，2008年只有26%。这么低的比例，在此之前只出现过一次(1994年)。到了2012年，仅剩下22%的美国人信任联邦政府，创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从1966年61%的历史最高点算起，美国人对政府信任度在46年里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几乎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美国人对联邦政府不信任也体现在对国会的评价上。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率1992年只有28%，是此前的最低点，但此后一直上升，到了2002年达到64%的历史最高点。从2002年开始，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10年后降至21%的历史最低点。
除了对政府的信任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美国民众之间的党派认同与分化也日趋增强。全国选举研究的数据还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表示，自己的党派认同意识很强。1978年的时候，有强烈党派认同的美国人只有23%，是有史以来最低。此后该比例稳步上升，到了2012年增加到34%。此外，原来学界经常说，美国的两党制是形式多于内容，民主党上台也好，共和党上台也好，两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然而，调查数据却显示，2012年有8%的美国选民认为这两党之间是有重要差别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上台政策会有显著变化，而共和党上台又有新的显著变化。
美国两党的分化，从选民投票的行为也能看出来。与以往投票率较低不同，2004年以来的三次总统选举，投票率都非常高，2004年是77%，另外两次是78%，而历史上的最高点是1960年的79%。投票率高说明选民认为，政党对选民的利益有重要影响。
政府疏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国会立法效力走低
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有一系列统计数据，涉及到美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在1920年代，美国的贫富悬殊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占人口1%美国人的税前收入占到了整个国家的将近25%。此后该比例一直下降，到1970年代中期达到了历史最低点。然而，此后该比例迅速上升，2012年时几乎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只看数据，并不能说明美国的贫富悬殊有多么严重。皮凯蒂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收集了除了美国以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比较。与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国家相比，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贫富悬殊如此严重，因此“占领华尔街”这样的民众抗议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普通美国人非常关注的贫富悬殊问题，联邦政府却鲜有作为。以国会为例，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涉及民众关注的重要议题法案，在国会的立法过程中遇到堵塞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它们成为法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简而言之，民众关注的问题(比如贫富悬殊问题)越来越难以在一个他们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中得到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民主也在明显衰败。
30年一轮回 美国退回“保守主义”
据历史经验，美国政治生态往往30年左右经历一个轮回。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轮换期，开始向右倾。回顾美国历史，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高峰期。此后，1960年代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再次进入自由主义状态。保守派的高峰期则出现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按照这个规律，到2010年左右，美国应该有一个新的保守期到来。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这次大选中的崛起就能够看出，美国民众整体的意识形态似乎正在在走向右倾。
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期相比，我觉得这两次政治右倾有两个相似之处：第一就是内忧外患。里根时代正好经历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经济面临困境，而美国的霸权也面临来自前苏联的巨大挑战。里根当选后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要跟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重新树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的美国也同样面临经济危机的问题，在很多保守人士看来，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不亚于前苏联。当然，这两个时代也有不同之处。里根时代是精英主义，而如今的特朗普似乎选择了民粹主义。此外，1980年代两大政党之间的分化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希拉里或成美史上最保守民主党总统
里根时期的美国外交是很强硬的，处处体现维护美国霸权的坚强决心。如果当今的美国与那个时代有可比性的话，那么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今后也极有可能趋于强硬。此外，由于国会两党的高度极化，即使能在重大外交政策上达成共识，但在“怎样做”的问题上恐怕很难达成共识。
今年的美国大选，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而希拉里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者可能胜出的概率似乎要高一些。但即便如此，由于整个美国的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希拉里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民主党总统。
中美沙龙现场（大公网李晓蓉摄）
中国人民大学吴日强副教授在发言（大公网李晓蓉摄）
中国人民大学 吴日强
朝鲜一共做了四次核试验：第一次2006年，当量是400吨左右;第二次是2009年，当量是4000吨;第三次是2013年，10000吨，这次差不多也是10000吨这样的量级。
朝鲜第一次核试肯定失败了
对于这四次核试成功与否有不同说法，第一次肯定是失败了，因为400吨太少了。对于第二次的成败有两种说法，部分中国学者倾向于相信第二次成功了，因为第一次朝鲜做核试验之前提前通报中国说核试验的当量是4000吨，结果只有400吨，而第二次朝鲜果真做出了4000吨，做成了。而西方人认为朝鲜还是失败了，理由是各国第一次做核试验都是10000到20000吨量级的，朝鲜不可能做出4000吨那么先进的东西。朝鲜第三次做核试的时候，大家都肯定朝鲜做到了。
第四次核试肯定不是氢弹
第四次核试朝鲜声称是氢弹，肯定不是氢弹，氢弹当量要大的多。目前猜测的比较多的是助爆法原子弹，做法就是在原子弹里面加一些聚变材料，这样在爆炸的时候会产生一点聚变反应，聚变反应的目的不是用来增加爆炸当量，而是用来提供中子，这些聚变产生的中子，可以让裂变材料更充分的裂变，也就是说可以提高裂变材料的裂变效率。
应该关注朝鲜核武器小型化问题
有美国专家说这次核试的关键点不是当量问题，10000吨的当量无论在哪个城市爆炸都是一个极为可怕的问题。这次核试的关键是朝鲜想通过助爆的原理使核武器小型化，这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朝鲜核武小型化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专家认为朝鲜已经可以把核弹装到导弹上面扔出来，韩国认为朝鲜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朝鲜的核试验还有一个核材料的问题，前两次核试专家认为材料是钚，钚是从反应堆里出来的，自然界是没有钚的，朝鲜从一个小的反应堆里提取钚。但从第三次开始，朝鲜是用铀还是钚就不确定了，因为在那之前朝鲜已经向外界展示过铀浓缩能力，因为是地下核试验，封的非常好，试验之后一点微粒都没有采集到。第四次到目前为止也还没听到任何的核材料消息。
朝鲜目前做不出能打到美国的核弹
有了核武器，还需要有运载工具——导弹。朝鲜现有的成熟导弹有飞毛腿和劳动系列。飞毛腿的射程是300公里，打到韩国一点问题没有，劳动射程大概是1300公里，恰好从朝鲜就可以把整个日本主岛覆盖上。朝鲜还展示过基于俄罗斯SS-N-6潜射导弹的舞水端导弹，但是从来没有在飞行试验里飞过，所以外界认为朝鲜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发动机技术，如果舞水端导弹能做成，那就可以打到关岛。此外，朝鲜的大浦洞洲际导弹理论上可以打到美国，但是前提就是要用上SS-N-6的发动机，如果没有，那么朝鲜手里就只有基于飞毛腿技术的导弹，劳动就是大个的飞毛腿，如果只依靠飞毛腿，是打不到美国去的。
从目前来看，朝鲜的导弹打日本，打韩国没有问题，打美国还不行。什么时候能打美国，前提就是第一朝鲜要做SS-N-6发动机的飞行试验，第二要做一个弹头的试验，这两个都具备才可以。朝鲜现在不具备做弹头试验的条件，要想做弹头的试验，一定得投到公海，因为朝鲜太小了。朝鲜要派出至少五、六艘一定量级的军舰，前出一万公里到公海，要警戒出一个圈来，谁也不能进这个圈，弹头过来之后，仪器舱弹出来，潜水员要下去赶紧捞出来。 美国人保守一点认为说可能2020年以后朝鲜有这个能力，我认为朝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朝鲜不能验证它的弹头技术，它就永远都做不出洲际导弹。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朝鲜的弹道导弹是美国导弹防御的一个借口，美国一直说要对付朝鲜，中国跟美国谈的时候就会说朝鲜导弹还没有影，美国的导弹防御技术就是针对中国的。
王冲发言（李晓蓉/摄）
沙龙现场（李晓蓉/摄）
王冲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几年前就判断台湾大选国民党要输，当时只是从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发展形势来判断的。民进党提出一个口号叫“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对国民党极具杀伤力。现在来看，中国第一个女“总统”已是指日可待，美国也可能出个女总统，届时两位女强人组成“英拉配”。
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是谁，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中美之间，中国可能更多的是处于守势，斗争的前沿可能会后退，而不是再往前推。未来南海问题的热度将会下降，台湾问题的热度将会上升。
美国总统大选将上演“克林顿二世”VS“小布什三世”
美国总统选举中国人最希望看到的戏码，就是希拉里对小小布什，即“克林顿二世”对“小布什三世”。
目前看希拉里在民主党是一枝独秀，基本没有竞争对手。拜登曾经想出来选，但是因为儿子去世深受打击。还有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波兰裔的犹太人，我个人判断他没有希望，就是出来打酱油的。
反观共和党，现在是诸侯混战，特朗普算是一匹黑马，现在大家都看好他。我认为他也只是火一时，大家觉得好玩来炒炒，真正投票时，任何有点理智的人都会好好考虑，所以他没有希望。在他后面还有一堆人，比如外科医生本·卡森、跟克林顿在阿肯色干过的一个州长叫哈克比，还有一个古巴裔的鲁比奥。综合来看，共和党目前没有特别领先的。
2015年7、8月份的时候，杰布· 布什排名还比较靠后。现在看他虽然不善于表达，有他哥哥带给他的阴影(小布什是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比较低的一个总统，最低到29%)，但实际上他的筹款能力很强，再加上布什家族在共和党主流派系里的影响力，所以他后来居上、代表共和党参选还是很有可能的。
希拉里最大的问题是她是一个老女人
克林顿和布什两个家族各有优缺点，希拉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她是个女人，而在于她是一个老女人。等她干上几年就70多岁了，年龄太大了，而且身体健康有问题。“邮件门”、沙特的捐款等问题被一点点揪出来，这是她的劣势。
还有一个劣势就是奥巴马，奥巴马演讲比较好，但在跟国会的协调上除了搞成一个医保法案，其他一事无成，只好搞一些行政命令像《控枪法案》，让各地控枪，甚至要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实际上，在美国要想靠行政命令，很多事都不成。
奥巴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犹豫不决。对中国、俄罗斯、叙利亚都是如此。有时候想干，但又不敢大张旗鼓的去干。像叙利亚问题，2011、2012年的时候不用费多大劲可能就解决了，拖到现在普京反而成为中东的驾驶员。最近，美国的两艘舰艇被伊朗人扣了，美国大兵跪在那，举着手表示我投降，别杀我。所以希拉里需要在竞选的时候跟奥巴马切割，表明“对外软弱的事不是我干的”。
她的老公、前总统克林顿应该是一张好牌，但也有副作用。克林顿性丑闻不断被抖落出来，有传当年克林顿曾经在酒店里强奸过一个女孩，希拉里为了丈夫用各种手段隐瞒了整个事情。但整体来说，克林顿当总统期间美国的经济是蒸蒸日上的。选希拉里最大的好处是“买一赠一”。
美国外交重点：中国排在中东和俄罗斯之后
美国的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平均经济增长率是2.5%左右。民主党在经济上虽然数据不错，但实际上未必能拿到更多的选票。因为经济不是特别差，所以经济议题并不像前两届、尤其是2008年时那么重，我认为外交议题会占比较重。
外交问题主要是中东，俄罗斯和中国。中东和俄罗斯是美国更看重的点，中国可能只排在第三位。从战略和GDP总量上看，美国知道中国是未来最大的对手。但因有中东议题摆在那、ISIS摆在那，所以在议题设定上，还是会把中国放在中东和俄罗斯之后。
但是我看民主党能赢得了今天，却赢不了未来。共和党这些候选人里面，很多都是40多岁的少壮派。而且美国各州州长和实权派里面，共和党占了大多数，所以再过四年共和党或许会翻盘，而民主党给人感觉是后继乏人。
未来中美关系：中国的斗争前沿可能会后退
台湾跟美国同时出现变化，对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把中美之争前沿阵地会往回推。中美关系像两个人掰手腕，你推我、我推你。趁着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衰退的契机，中国是一直往前推。
整体看，美国重返亚太会进一步加强，美日、美台、美菲、美越关系会更紧密。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是谁，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中美之间，南海问题的热度将会下降，台湾问题的热度将会上升。
未来几年中国可能更多的是处于守势，斗争的前沿可能会后退，而不是再往前推，这是我整体的一个判断。
杨丹志发言（大公网 李晓蓉摄）
杨丹志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谈美越关系，离不开美越关系发展的大背景。近年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东南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地位凸显，成为美国重点突破的方向。
越南共产党十二大上，现任总书记阮富仲获得连任，而被外界认为更倾向于改革、且与西方关系更为密切的越南总理阮晋勇可能淡出越南政治舞台。无论越南政局如何变化，越南现行外交政策并不会发生重大调整，越南不会成为美国战略棋盘上可任意摆布的棋子。
越南不会很快变为美国铁杆盟友
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新阶段，东南亚成为美国重点突破的方向。原因主要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东南亚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第二是部分东南亚国家处在政治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美国期待这些国家能按照美国所乐见的方向转型;第三，美国战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东北亚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对日本的绝对优势。但在东南亚，东盟和中国力量对比处于下风，同时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在制衡中国方面也存在着战略上的契合，有共同需求。
近年来，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选择一是强化和巩固既有的军事同盟关系，二是通过建立伙伴关系，确定并利用一些新的战略支点国家。从内容上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了军事力量部署的再平衡，经济上的再平衡，还有盟友和伙伴关系的再平衡。
在东南亚，美国高度重视的是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是中等强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设计，期望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美国都有一定的需求。目前，美国在东南亚实则是把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可以争取的，或者可以借用的战略支点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美国有时还会主动放下身段，与之接触、交流、互动。当然，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对美国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猜疑，不可能很快就转变成美国的铁杆盟友。
美越安全合作主要针对中国
安全合作能否常态化通常是衡量两国关系好坏亲疏的重要标尺。近年来，越美安全合作日益密切且呈不断深化之势。
如果我们对越美安全合作现状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
—是越美共同关心的安全议题范围不断拓展，同时机制化也在加强。从2015年美越高层互访的议程即可以看出越美双方安全关切的高度一致性。在2015年3月15至29日，越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陈大光访问了美国;6月，美国防长卡特访越，美越签署了《美越防务关系的联合展望声明》;7月份，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美，再次提到了南海问题和越美海上安全合作;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越南。
目前，美越防务合作包括高层战略对话、海上安全搜救、人道主义救助和灾害的救济、维和，甚至还有可能扩展到防务贸易及合作生产军事装备。美国关注越南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地区安全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对美国的大战略的实施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双方在战略上互相有什么借助等等。但美国和越南在讨论双边安全合作的进程中，也不完全局限于双边关系，实际上还谈到了越美安全合作在地区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二是指向明确和方式灵活。美越安全合作的最主要的指向是针对中国，但合作方式目前来看较为低调。越美双方已经进行了数次海上联合演练，越美关于双边海上联合演练的对外信息发布称上述行动主要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旨在避免刺激中国。但实际上越美两国军方在演练中的协同在不断加强。
三是开放性。美国和越南均高度重视多边安全合作，希望引入更多的力量制衡中国。这在南海问题上比较明显。美国担心自己的举动容易招致中国强烈不满，引发中美之间更为激烈战略竞争。因此乐见日本及印度等国介入南海，越南对此同样表示欢迎。
总体上看，美越双方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美越双边关系现在对外宣称是全面伙伴关系，但实际上更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特征。
当然，美越安全合作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越南对美国也有担忧和不满。首先，在南海问题上，如果越南主动采取冒险举动导致中国的强烈反制，美国为越南公开站台或为越南而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点越南非常很清楚。此外，现阶段美国也难以按照越方的需求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其次从国内安全的因素看，美国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对越南的抨击及对越南异议人士或明或暗的支持，在越南执政者看来是对越南国内安全和稳定的破坏。越南权力精英对于西方国家对越的“和平演变”保持着高度警觉。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对美国政府在越南国内民主和人权问题尚未出现明显改观情况下，便与越南开展安全合作也持反对态度。
美越关系要持续提升存在着瓶颈
占世界经济总量40%、号称历史上标准最高的贸易集团TPP诞生，从安全和经济的不同视角判断差别很明显。从安全的视角看，TPP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协定，而是一个战略性的协定。即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中美博弈的视角认为TPP的主要目的是要遏制和边缘化中国;但从经济视角看，TPP准入标准高，涉及了市场开放、产业调整、区域整合等多项内容，实际上有助于参与方深化国内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其实应该更加积极地向TPP靠拢。
具体到越南，美国欢迎越南加入TPP肯定是有多重意义的考量。从经济方面看，越南加入TPP有助于美国进入越南市场，强化美越的经济联系。越南现在也算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达1360美元，年均增长率是7.5%，被称为亚洲虎。从政治上讲，越南加入TPP还有推动越南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的效应。越南在国内劳工的权益保护等方面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美国认为在保护工人的结社自由、劳工权利等方面越南需要做出改进。再有就是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牵制。TPP里面有一些条款对中国影响会比较大，例如原产地规则。以前越南服装制作行业很多布料从中国进口，纱线从韩国进口，制成成衣之后卖给美国。但是在加入TPP之后，对原产地的要求就非常的严格，可能越南很难在中国买布再制衣卖给美国。因此，越南加入TPP后，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会有所降低。
总体上看，美国的战略构想是通过美越安全合作和TPP进程使越南在安全和经济上与美国更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越南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固然可以利用中美的纷争获利，但越南也需要谨慎的制定实施对美和对华战略。毕竟，越南和美国在战略上虽有契合点，但信任度有限，越南不可能选择“一边倒”。
越南共产党十二大上，现任总书记阮富仲获得连任，而被外界认为更倾向于改革、且与西方关系更为密切的越南总理阮晋勇可能淡出越南政治舞台。西方有观点认为越南国内改革可能会因此趋缓，国内政治会趋于保守。但无论越南政局如何变化，越南现行外交政策并不会发生重大调整，越南不会成为美国战略棋盘上可任意摆布的棋子，美越关系要持续提升存在着瓶颈。
崔轶亮发言（李晓蓉摄）
崔轶亮 《现代舰船》主编
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最依仗的装备第一个是隐身战斗机，第二个就是海军的航母战斗群。这里只谈大家熟悉的明星型号，但并不是说其他装备不重要。
如海陆不联合美在亚太作战难操胜券
美国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前几年搞了一个概念推演，叫海空一体战。假设美军遭受中国军队突袭，美军在一岛链、二岛链以内，大部分关键的作战力量(航母和隐身战斗机的基地)都受到严重损失。给他们造成这样损失的是近些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各类陆基武器，尤其是弹道导弹。理论上一岛链以内都是解放军的有效打击范围(南海中部以南可能有点勉强)。如果出了一岛链，再远一些可能就有问题，因为海空军都比较依赖陆基兵力提供的支援。
推演实际上反应出美军在亚太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很多要害距离大陆太近，比如说隐身战斗机必须要依赖陆基的机场，大部分的空军、海军基地都在一岛链上(以日本为主，而且都在台湾以北)。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活动也主要就是在台湾以东的一片区域。
因为太近，所以容易遭受重大打击，地面机场可能没法再用。美国在亚太只有一个常驻的航母战斗群，这个战斗群遭受打击，航母未必沉，但是航母丧失了舰载机的作业能力也就失效了，只能撤出战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境地就会非常尴尬，因为一岛链附近只有这么些兵力，再调动兵力很麻烦，一岛链外美国有一个最棒的基地在关岛，关岛有足够的力量把兵力提供上去，无论是作战平台还是海空军部队，但是关岛毕竟远一点。
冷战时期，美军在越南、菲律宾都有很好的基地，但是冷战结束后都失去了。
基于这样的现状，美国就提出海空一体战的概念，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演化称为“全球公域介入及联合机动”，最初是因为单独的海军或空军已经搞不定中国，所以需要联手，到现在又把美国的几大军种都包括进去了。
需要着重关注的美军三类装备
具体到装备来说，需要关注的非常多，近期我主要关注三个点：第一个，新型的精确制导弹药，这类弹药空军的轰炸机可以带，海军的大部分平台只要有垂发系统都可以带，甚至有一些舰载机也能带;第二，航母使用的无人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X-47B，它是一个演示平台。第三，是一种战法叫快速猛禽，是一种在战时保障F-22持续作战的战法，F-22是目前全球唯一服役的隐身战斗机，它的绰号是猛禽。这个作战概念，目标是让飞机即便是失去了主要机场，仍然有能力在一岛链之内作战。
首先是新的精确制导弹药，未来美军大部分精确制导弹药都可以在一岛链之外开火。在我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开火，至少可以打击中国沿海的主要目标，包括陆上和海上的。
还有一个它的通用化做的非常好，空军所有的轰炸机都可以带，海军的驱逐舰、巡洋舰、核潜艇，甚至航母的舰载机都可以带，这就加大了处理难度。为什么难处理，因为这些平台太多，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威胁到你的要害。
第二是舰载的无人机。在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航母可以直接跑到台湾的东边，甚至穿越台湾海峡，因为当时中国的确没有什么手段对付它，但现在我们有一些对付它的手段了，反舰弹道导弹，美国人之为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这些武器射程非常远，已经超过了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所以实际上单就航母来说，没有太好的反击手段。
现在美国航母的主力舰载机都是短腿的，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公里，意思就是航母必须要深入到弹道导弹打击范围之内才能有效的展开行动，那风险很高。但是，X-47B这类无人机可能会改变这个状况，它的作战半径比大黄蜂长了一倍不止，按照美国公布出来的数据是1900公里，这个距离就可以让航母待在安全区域，还能打得到反舰弹道导弹。
一点可能很关键，有人战斗机升空作战的极限是十个小时。但是，无人机没有这个问题，它没有驾驶员，还有它的隐身能力非常强，有的美国专家说它甚至可以到中国大陆腹地高风险区域自由活动。
假如X-47B无人机在这些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附近待命，那么只要时机合适它有能力对发射阵地进行攻击。
第三，快速猛禽。从2008年美国就开始搞了，它的思路是这样的：用一架C-17运输机把四架猛禽所需要的油料、保障设备、地勤人员、甚至弹药和替换的飞行员全装下。1架C-17照顾4架F-22，即使基地机场被摧毁也没关系，只要有跑道长度能满足F-22的起降，就算是民用机场，C17过去之后就可以保障4架猛禽作战。
从技术角度说，这个战法很有创意。C-17虽然比猛禽要大很多，但是，它的起降要求比猛禽低，猛禽要求的跑道大概在1800-2400米以内。美国人做了一个统计，在一岛链之内，大概有174个机场能够满足这个条件，而且有130个机场在距中国大陆1500千米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在我们鞭长不及的地方。
如果他能把这些东西都盘活，即便美军的主要基地被毁灭，其隐型战斗机还能保持一定的作战能力。如果美军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依靠F-22虽然在战术上可能不会输，但很可能会丧失在台海上空的持续的控制权，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中国版猛禽——歼-20
最后，也有不少好消息，中国也在发展中国版的猛禽——歼-20，可能要不了多久就能装备。新的反舰弹道导弹东方-26也已经亮相，射程更远了，第二艘航母已开工，这些都说明中国的装备发展一直在大步前进。
但坏消息是，现在这些战力还未成熟，美军已在着手应对了。所以，两支武力间的角力似乎还会加速。
华侨大学黄日涵老师发言（大公网 李晓蓉摄）
黄日涵 华侨大学
斯诺登事件将美国打回原形
美国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时就有中国的民间黑客团体入侵了包括美国能源部、内政部和劳工部的网站，这是当时中美在网络上的第一次交锋。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黑客在7月份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交锋事件。中国第一批黑客团体，包括中国红客联盟、中国鹰派联盟以及中国绿盟成为了中美网络空间博弈的主力。这些团队的许多核心成员后来都成了中国互联网安全的顶尖力量，诞生了包括绿盟等网络安全领域的上市公司。
2005年到2009年，美国炒作“中国黑客威胁论”进入第二季。这一时期，中国黑客攻击的字眼在美国媒体上出现的越来越多。2005年的福布斯杂志炒作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发现一种来自中国的带有程序的电子邮件。2006年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宣称系统受到中国黑客的攻击，2007年美国国防部谴责中国军方黑客侵入了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美国从之前怀疑黑客来自中国，转变成逐渐确定黑客来自中国，从网络安全公司发现逐渐演变为美国政府官员来披露。
2010年至2013年，双方博弈进入一个加速发展期，导火索就是谷歌退出中国事件。谷歌退出中国的风波炒作，实际上更多是源于美方声称包括雅虎在内的网络公司受到中国黑客的攻击。2011年，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CAFEE发布报告声称，来自中国黑客的网络间谍活动窃取了它们很多信息。不久前，有香港媒体还报道称中国的无人机技术是从美国窃取的，这和美国炒作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2013年，美国对中国黑客的炒作进入大高潮。2013年的1月底，《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称他们的电脑系统遭到有中国政府和军方背景的黑客攻击，美方进一步认为总部位于浦东区的解放军部队是整个活动的整体策划。之后，美国又公布了涉嫌攻击活动的五名中国军人的信息。但是中国方面并不承认，认为是美方捏造并刻意要炒作这次行动。这一阶段美方从指责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信息变成了指责中国黑客窃取多层次、多角度的美国情报信息。
斯诺登事件的披露使整件事峰回路转。斯诺登事件后，全球媒体认识到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窃听并且通过网络攻击来获得情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原本占据道德高地的美国一下子被斯诺登打回了原形。
到2015年，中美网络空间的博弈忽然又上升到一个新高度。2015年4月，美国互联网公司发布报告称，中国的黑客公司十多年以来一直在对东南亚和印度的企业、政府进行监控和窃秘。5月，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在美国被扣，核心问题在于他参与的项目是美国国防部下属一家公司的核心机密，即现在我国使用最多的4G手机核心技术。 8月，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窃取了美国人事管理局数据库2000多万美国人的信息，很快美国就派人到中国进行交涉。由于9月份习主席要访美，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中美之间的网络博弈在8月底开始降温。
9月份习主席访美期间，有传言称中美要签订一个中美网络军控协定，但是并没有实现。虽然没有签订网络军备控制协定，但双方建立了一个热线电话，随后国务委员孟建柱赴美访问时签订了包括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协议。2013年后的中美网络空间博弈，虽然动静很大，但是基本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美借炒作“网络威胁论”增强网络军备
美国为什么要渲染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其一，美国每一次对中国网络安全的炒作实际上都在为其下一步要推出的网络空间动作做铺垫。4、5月份美称中国黑客对东南亚进行监视，5月天津大学张浩在美被扣押，同月国防部就出台了网络战争新战略。同样，包括2011年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报告在内，“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的炒作都为其做了铺垫。
第二，每炒作一个事情总有审美疲劳期，过去炒作“中国威胁论”，总说中国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很强，同一理由听多了就会厌烦，因此创作一个新的话题有利于提高关注度，也有助于媒体炒作。此外，中国的网民数全球第一，而且又存在几个世界级别的网络公司，所以提出“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来进行炒作能成立。
第三，美国担忧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近些年提倡开展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的品牌建设，所以不管是在电脑的CPU研发，还是其他的核心技术都有很大进步。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为手机、微信的使用度很高，这对美国公司构成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也是炒作的一个重要推手。因为中国快速崛起的信息产业使得美国进入了一个忧虑期，认为必须通过炒作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和中国政府的力量来制衡中国。
中国在网络安全上善“攻”不善“守”
美国人很担忧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到中国来交流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时，都会提到中美在网络空间信任的缺失，他们认为目前中美相互指称对方的网络攻击能力强，互相不信任，所以最终的结局必然是陷入了“安全困境”。
根据对一些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发现，中国在网络安全的进攻领域，即“矛”的领域实力很强，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经常来挖中方公司的“墙角”，把人才挖走佐证了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其实不差。但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也存在短板，就是无法有效防守的问题。原因在于美国建立了一种分享机制，即当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被攻击后，会迅速的分享这个链条，并组织一批网络安全专家来分析，确定始作俑者。与之相反，中国公司一旦发现被攻击，因为害怕被指责，会迅速销毁证据，或者不愿意拿出来分享。所以，中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矛”的水平可以，但是抓不到美方的攻击，说明“盾”的水平还需要提高。
目前在网络安全建设上，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近些年，中国军方开始表示在发展网络支援部队，但与美国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综合来看，只要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博弈的格局不变，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博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
王鹏发言（李晓蓉摄）
王鹏 世界和平论坛秘书处
我从三个方面讨论中美网络主权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即中国怎么做才能使美国接受中国的网络主权相关的理念，或美国为什么不接受网络主权;第二部分，从基本理念和治理模式来谈中美分歧在网络主权议题上的具体表现;第三，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主权，主权的本质是什么，主权是怎么得来的，然后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中美在网络上有根本分歧
中国在最近两三年不遗余力地推广网络主权这个理念，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网络强国的美国，基本上对此不理不睬。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习主席访美时，中美并没有在网络上达成相关协议。
沟通必然导致合作吗?斗争能否产生合作?合作的前提是不是一定要有信任?是否只有信任，中美在网络上才能够有效的合作?
首先，中美在网络上的分歧是本体论不同。中美在“什么是网络，网络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认知不同。中国认为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现实世界核心的主权原则，就可以顺其自然的移到虚拟世界。但美国认为网络是自下而上人自发建立起来的，跟国家没有关系。
其次，两国对主权国家政府角色的认识不同。以联合国为例，中国认为应该尊重《联合国宪章》等，其实还是强调主权的框架，美国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在对非国家组织方面，中国不感兴趣，而美国却感兴趣。
第三，主权国家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的地位问题。美国认为互联网公司的地位很高，但中国认为公司不能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从具体治理模式来说，美国依循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美国最好的军火公司和网络公司都不是国有企业，但这些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沟通。与之相反，中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各方参与。
美国具备将一国从网络上抹掉的硬技术
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分歧包括话语权、网络规则、市场份额竞争、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传播等。使用简单的二分法(即涉及意识形态的和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可能不能他国之间的网络分歧，但是在分析中美之间的网络分歧时却有好处，尤其在“颜色革命”后。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这一方面基本上还处于守势。
在中美网络实力的差距上，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排名上不是很靠前，2014年是82位，和中国的GDP相差太大。
另外，全世界的13台根服务器，唯一的主服务器在美国，其他的12个根服务器中，有9台也在美国。美国不能把一个国家从现实世界上抹掉，但它可以一夜之间断网，把该国的IP全部删除，让你一夜之间蒸发掉，这是硬技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讲好中国故事不会带来中美网络有效合作
主权的产生实际上是众多国家反抗神圣罗马帝国唯一霸权的产物，把这个历史的类比放在今天，就能发现美国在网络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也是一超独霸的。中美之间之所以在网络上有那么大的分歧、且愈演愈烈，恰恰是中国在网络技术上急速崛起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动因则是，美国继续用它的网络优势在意识形态层面不断对各国进行渗透，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此，中国想和美国在网络上达成一定的妥协，仅靠沟通、靠不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网络主权故事是不大可能的。参考主权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需要做的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网络实力，要拿出牵制美国的东西，只有这样，中国的网络主权才有可能。回顾冷战的历史也是这样，美国拥有核武器优势的时候，是不会和苏联谈裁裁军的。
中国发展网络实力是应对王道
中国怎样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网络实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总体实力，另一个是政府对网络的驾驭能力。总体实力上，美国是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治理网络，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如果想塑造全球网络秩序，并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就意味着中国要发展更强大的网络实力。
网络的特质是强烈依赖知识产权保护，依赖独立创新。在网络上，可能就是几个天才，创造一个新的APP就能够异军突起，这就是为什么像马云这样的草根能够在中国崛起，这也意味着政府主导的形式要做调整，要为民间的资本或者民间的创新留出空间。
中国要学习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和大公司的关系，既让公司有自由和足够的利润空间，又确保公司对国家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对国家忠诚，第二不能挑战执政党的统治模式，第三遵守国家的法律。
在国际上，中国继续以尊重联合国为旗帜，建立相互承认网络主权的伙伴网络，这比较可行，乌镇互联网大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