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近十年，香港政府在2010年提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独立成科建议，随后推出公众咨询并计划于2012年9月新学年开展课程。然而反对声音一波高过一波，一些政党团体和办学机构举行示威和罢课，特首梁振英最后宣布“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

国民教育在香港掀起的争议热潮给何晋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那时正在高中读书的他也在思考，政府为什么要施行国民教育?民众又为什么反对呢?“归根结底这些都跟教育有关。”

何晋炜说，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一国两制’是一个五十年的政策，让香港慢慢去跟内地去接轨。”反对声音却认为之前英国没有做(80年代后期)，那么在“一国两制”下也不能做。

“但是他们没有反观80年代之前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也有同样情况，当时中文被抹杀，政府人员包括警察局也是外国人为主，去华人化的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何晋炜说道。

他觉得香港回归后需要“国民教育”这样的政策来与国家逐步接轨，然而培养一个人对国家的感情，应该先是去了解和理解国家，“人们去爱国是觉得国家有一定的力量，很乐意去当这个国家的人。但如果强加爱国的观念，效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而如何以良好的教育形式和内容提升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正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身份认同的困惑

教育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在何晋炜看来，两地之间关系的融合更需要良好教育，这样下一代才能更好维护这种关系。而要理解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他觉得不仅仅要靠隔岸观察，更需要深入内地去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能学习喜欢和思考教育学，又能亲身感受内地的政策。

来到内地后，何晋炜发现了一个他觉得很奇怪的情况。在这里，香港往往被冠以“中国香港”之名，“香港不是独立的而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观念似乎总是被过分强调。“为什么他们就一定要定义香港是中国香港，而其他同学的故乡却不用强加，为什么不叫中国湖北呢?”

带着种种不解，他翻阅内地学生的政治课本，发现书本上对港澳台的用语很有特点，港澳台地区的字眼总是被另外区分开来。“这恰好印证了我的想法。”他说，“教育对社会的观念产生影响。所以国民教育是需要做的，因为你不能否认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也不能说你不是香港人。”

奇思妙想做策划

大学对何晋炜来说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阶段，更是提升自己各方面能力的平台，包容开放的北师大给了他施展的空间。何晋炜了解自己的短处，“我知道我的成绩不可能跟内地同学比得上，因为他们的这种学习模式是以前就培养出来的。”学习上拼不过，他就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乐于接手这些社团活动。

大一时何晋炜加入多个社团协会，承担起港澳台文化交流的工作。运用之前在中学时的学生会工作经历和香港学生活动的创意形式，他策划了万圣节夜行、复活节画彩蛋、美食文化节、两岸四地沙龙交流等各类活动，还承接北京市团委的港澳台学生交流活动，让学生们在轻松有趣的活动中了解各地文化特色。

“北师大对我们港澳台学生很信任，把一些举办活动的机会交给我们去做。”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让何晋炜倍加珍惜，“我会尽力把活动做好，很多事情要自己尽力一点一点好的(信誉)建立起来。一旦有什么问题，所有人都会记得这个不完美。”

在举办各种交流活动中，何晋炜也在思考如何做一个长期、有效的交流活动。“现在很多交流活动，除了学术性的交流生计划之外，都只能限制几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何晋炜希望能有机会去举办这种青年计划，面向某个年龄阶段的青年，通过长期的活动增加成员收获、提高活动的有效价值。

“五年计划”太长

未来，何晋炜表示自己还想继续读书，而且还会继续参加这些活动来开拓眼界。他觉得可能会继续留在北京，他喜欢北京这种高效率的节奏，让自己成长得更快，而内地社会对青年的支持更是让他看到这里的无限机会。

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的缓慢减弱让香港整个社会氛围多了一丝戾气和暴躁。“为什么以前一直存在的东西到了回归之后就没有了?抱着这样的想法很多人对特区政府产生不信任，对各种事件、政策的不满逐渐累积，到最近越来越严重。”不同于香港资源的有限和社会上对青年大学生的种种负面评价，这里有对青年人创新创业的充分政策支持。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对何晋炜来说“五年计划”都已经太长了，“现在这样的形势更有利于去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未来发展怎么操作。”何晋炜说，不要后悔就好，尽力去把所有事情做好。（文/计梦慧 实习生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