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传媒大学的校园里，下了课的同学们三俩走在一起，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培茵，看到我之后，她快步朝我走来，靠近时，很亲切的说了声“您好”，令我印象深刻。还记得之前参加京港联的公益活动，第一次见到培茵，她拿着相机在场内忙碌着，一副专业记者的“派头”。身为京港联(北京香港高校学生联合会)的一份子，今年大三的培茵是宣传部的骨干，“自己学的就是新闻专业，加入京港联时，没有犹豫就选了宣传部。”培茵告诉我，这也是她探索新闻职业之路的第一步。

潮汕家庭长大的典型水瓶座

出生于香港，但她可是地道的“潮汕人”，父母都是90年代赴港潮中的一份子，谈起父母，她很自豪的说，“他们的爱情故事可以说一个传奇。”培茵说她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当年他去香港时，条件不是很好，他辛苦的打拼，给我和哥哥创造了现在的条件。”后来因为工作和家庭种种原因，父母从小把她送回家乡广东汕头读书，培茵说像她这样的香港孩子很多，“我们都是文化‘混血儿’。”

由于出生潮汕家庭，她除了保留了与其他香港同龄人活泼开朗的性格之余，也多了几分传统的思想。或因为是女孩子的缘故，对哥哥很严厉的父亲，对她却很宠爱，“但做错事的时候，父亲还是会指正我的。”父亲的恩威并重和言传身教，让培茵树立了很坚实的价值观，她很乐观、冷静的看待着这个世界，“大家都说我是典型的水瓶座！”

传统并不和保守画等号，选择大学时，培茵第一志愿就填了中国传媒大学，“其实很多同学都报考了广东省内的学校，”同学们的集体选择并没有改变培茵最初的想法，“既然我是文化‘混血儿’，也想去北京碰撞另一种‘文化’！”

来北京第三年了，培茵对首都的印象除了地域大、很气派、包容性很强以外，觉得北京与两千公里以外的家乡无论是气候生活习惯和习俗都差很远。

培茵坦言，最初来到北京，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让她有时候感觉到孤独。比如，初来乍到的她对北方同学习惯性的大嗓门感到很困惑，“刚开始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是在吼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茵渐渐适应了这种“新常态”，而且在北京的三年习惯的“新常态”很多，也觉得在北京的三年体验到了很多在自己所熟悉的地方未体验过的，还看到了未曾看到过的。

踏踏实实走好眼前每一步

除了广东话和普通话之外，“潮汕人”培茵当然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潮汕话，“其实这才是我的母语，”原来培茵平常和家人都讲潮汕话，和香港同学朋友才讲广东话。到了北京后，她更要在潮汕话、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频繁的转换，“这样锻炼大脑，”培茵开玩笑地说。培茵还告诉我，她一直有个愿望，“很希望这些独特的语言文化，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

还有不到两年就要毕业了，谈起未来，从小都没在香港上过学的培茵，她表示，其实很羡慕从小在香港上学的人，也很想弥补这个遗憾。

但是对于“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她也直言，“未来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踏踏实实走好眼前的这一步最重要。”

“话痨”但间接性词穷

和熟悉的人在一起时，与她聊天的话题一个接一个。但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她通常会扮演倾听者。

在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随京港联到天津一家收养遗弃儿童的福利机构探访，我看到培茵和那里的残疾小朋友们打成一片，陪他们聊天、玩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喂他们吃饭，我也看到了即将告别时，培茵脸上流露出的对小朋友们的不舍。回来的路上，同学们都在谈做公益的感受，轮到培茵时，她却巧妙的选择了回避。

接触中，我尝试着去了解她的故事，发现她看似略有些“大咧咧”的外表下，有着心细的一面。

(文/李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