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由毛泽东主笔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说：“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催生“毛主义”在国际共运中传播开来的直接契机正是这场“中苏大论战”。如《人民日报》所说，“真理越辩越明”，论战使得“毛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毛主义”则认为，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借助于这次论战，国际共运中的后起之秀“毛主义”开始被世界所熟知。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毛主义”的观点得到了支持，虽然支持者主要来自诸如阿尔巴尼亚、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更小的国家。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都产生、分裂出“毛主义”的小宗派。
　　1967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点名批判毛泽东，并指责道，“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一切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至此，中苏关系宣告破裂。然而正是在破裂之后，“毛主义”开始在第三世界作为明显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完整的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意识形态得到重视。“文革”在国际共运中被苏联“老大哥”否定，而在国际共运之外的世界，“毛主义”却随着“文革”的暴发不可遏止地传播开来。

    “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毛的有生之年，效仿一种确定无疑的“毛主义”的革命的最重要尝试发生在印度，这一尝试在1947年实现了印度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并且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
     在发动人民战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毛主义”的下一个部分是继续革命，尽管这条道路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并不清楚。1967年5月，始发于西孟加拉大吉岭地区的一个叫做纳萨巴里（Naxalbari）的村庄的一场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印度，并且越过国界来到了毗邻的尼泊尔和孟加拉（那时叫做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场由纳萨尔派领导的运动，在印度“毛主义”共产党的指导下，得到了城市知识分子甚至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的支持，从而得以在1970年加尔各答大街上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1970年底印度安全部队镇压了纳萨尔派，并在1972年杀害了他们的最高领袖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这场运动终于弱化成一场沉闷的较低水平的起义。但从长远来看，它影响了1990年代在尼泊尔成功爆发的“毛主义”革命。
     柬埔寨与越南、老挝一起，从19世纪末开始就成为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至越南独立同盟会运用“毛主义”军事理论，于1954年将法国军队赶出了东南亚。柬埔寨独立后，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周恩来会面、次年在北京与毛泽东会面。1960年代初，激进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倡导了一场反对“封建”君主制的人民战争。在1970年代，柬共利用内战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在1975年建立了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在之后仅四年的时间里，柬共在其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领导下，成为20世纪最为残暴的政权之一。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红色高棉把“毛主义”推向恐怖的极端。然而，尽管柬共的政策和言辞都明显归功于毛泽东，但柬埔寨人自己并没有公开宣称是“毛主义”者，柬共固执地坚持认为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是超过、胜过和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的……
     如同在中国一样，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毛主义”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军事理论，但却不是一个实现有效统治的意识形态。柬埔寨的情况表明，太过教条地推行“毛主义”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此外，南美另一个典型的“毛主义”国家——秘鲁的情况则表明，甚至是很有耐心地扩展人民战争，都可能充满着危险。

     神秘、激进、浪漫的“毛主义”拥有更高的道德感召力，其强烈的反权威、反秩序观点，迅速点燃了整个世界年轻人身上躁动已久的反叛情绪。西方学生涌上街头时，他们辗转于美洲的丛林、穿行于喜马拉雅山的山麓、跋涉在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小径、挣扎在棉兰老岛的泥沼……“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主席”，那是“毛主义”风靡世界的年代。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学生举着标语牌，握着“红宝书”，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热的罢课、大字报、大串联使巴黎成为继北京之后的第二“革命中心”。当“五月风暴”到达顶点之时，巴黎有30座大学被占领，80万青年上街游行，300座工厂被占领，1000万工人罢工，全国瘫痪，总统戴高乐被“宣告失踪”。虽然“五月风暴”来势汹汹，且破坏力惊人，但这场“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运动，却给战后的法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强心剂”，从行为艺术到新电影流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每一种思潮都在运动中获得全新的发展。             
     日本显然更得“毛主义”真传，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下，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力量很快发展出以武装暴力革命为手段的“赤军”。赤军主张推翻日本皇室和政府，并在全世界推动革命。1972年，赤军在以色列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0人死伤，其中24人死亡。这一袭击行动震惊了全世界，日本赤军也由此成为与意大利的红色旅、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齐名的国际恐怖组织。
     而在美国，黑人民权组织“黑豹党”虽不被看成是共产党组织，但却从毛泽东的“反对阶级压迫，进行阶级斗争”中获得了精神指导。熟读“红宝书”的黑豹党创始人牛顿提出的策略是：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他们坚信，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身上花衬衫的袖子”，而是来自于枪管子。他们给穷人小孩提供免费早餐，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希望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的想法，并赋予他们力量。

     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一名日本赤军骨干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收音机中伟大领袖毛泽东和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的消息，犹如空中爆响了一颗炸弹；中国“第一号朋友”“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公开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变成“修正主义”；从美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美国进步劳工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背叛革命”，并开始着手修订自己的意识形态政策；而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在世界毛派看来，中国是革命阵营里的“背叛者”。世界“毛主义”运动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决定意义的大分裂。几年之后，“文革”结束，标志着世界“毛主义”运动高潮落幕。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曾经打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1985年，随着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他们身上的“毛主义”热情，也已随着冲动的青春一起结束。随着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上台，保守主义的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