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文萍
4月，习近平开启了2015年的首次外访行程，除了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之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标还有参加印尼的“新万隆会议”。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2015年有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整数年纪念。一是4月的万隆会议60周年，二是9月的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两个重要历史事件既有区别，又有重要联系。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催生了亚非拉一大批新生独立国家；万隆会议则是战后新生的29个亚非国家自主召开国际会议，向世界宣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并高举“团结、友谊、合作”旗帜，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且，这“十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共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搁置各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并由此实现了亚非国家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正是这种相互理解和尊重、包容与互鉴的“万隆精神”不仅加强了亚非国家的团结，而且也构成了国际法治的基本精神。
60年前，当29个新生的亚非国家克服殖民宗主国的重重阻扰毅然决然地走到一起时，他们希望通过团结把握自己的命运，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60年后的今天，当100多个亚非国家再次聚首时，他们更重视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亚、非两大陆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建立在反帝、反殖和反霸基础上的团结合作相比，亚非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一轮团结和战略合作则是以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为基石，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整体权重为目标。
值得亚非人民自豪的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亚洲和非洲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大陆。亚非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转型国家的政治治理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发展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推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等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60年之际的再度聚首对于推动亚非团结和南南合作，进一步发扬光大“发展与共赢”、“合作与分享”的新时代“万隆精神”更是具有标杆性的历史意义。
正如亚非国家的许多谚语所表明的（如“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独行走得快，相伴走的远”，“兄弟齐心，其力断金”等），亚非国家只有“在一起”（Together and United），才能形成发展的合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地区强国，有责任和义务在推动亚非团结与发展的征程中贡献更多力量。事实上，中国政府近一年来提出的许多设想和动议（如提出了对外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新倡议，设立“丝路基金”、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以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均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与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发展经验、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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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木春山
印尼召开盛大会议庆祝60年前团结亚非拉的万隆会议。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和众多亚非拉国家的高层和代表聚首交流。国人的关注可能更多停留在现实层面：对中日、中韩甚至中朝互动充满期待；其实谈到中国和万隆会议的关系，远不止表象这么简单。中国的外交政策曾因此发生过重大改变，一直影响了此后数十年。
1955年举行万隆会议之际，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远没今天这般“高大上”。当时新中国刚成立6年，又经历过一场朝鲜战争，在西方话语主导国际局势的情况下，不少国家，包括亚非拉国家都对中国持有观望、甚至警觉的态度。但在中东，却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关注良久。这就是1948年独立的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国际问题专家几年前曾和笔者聊起那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以色列是首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早在1950年1月，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就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承认新中国的函件。原因之一是以色列当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一样，同样刚打完“反侵略战争”，和周边众多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所以很希望在外交领域多方着手，打开局面。
很多资料都显示，万隆会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对苏“一边倒”，但也愿意接触更多亚非拉国家。再加上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相对宽松，中国的国际交往欲望非常强烈。以色列伸出的“橄榄枝”被中国接到后，出于互有所需和共同利益，双方“一拍即合”。
笔者在以色列看到过有关中以交往的信函复印件，一些媒体也报道过双方你来我往的具体内容。比如《百年潮》杂志在2007年曾透露，1950年6月，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建交谈判。同年9月，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数千名犹太人离开中国移居以色列。
不过有中东问题学者曾对笔者介绍，就在中以加强交流的同时，万隆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引起了中以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表现在中以彼此的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一头冷一头热”的局面，并随之奠定了中国与以色列关系今后40来年的格局。
中方对万隆会议的期待非常之高，认为这将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重要步骤。因为出席万隆会议的有数十个非西方国家，中国可以借此打破西方外交孤立。而万隆会议的主办地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国出席会议的本身已然有向穆斯林国家示好的意味。此前有不少穆斯林国家摆脱西方的殖民束缚，纷纷取得独立，他们潜移默化中成了中国希望争取的对象。
对以色列而言，虽然也是亚非拉国家，但犹太人特色使其被排除会议之外。以色列意识到，万隆会议上众多穆斯林国家到场将使己方处于被动，于是在会议前希望与中国关系更近一步。中国则担心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对以色列的暗示没有正面回应。
万隆会议后，中国对中东政策调整全面开始。虽然当年7月以色列驻苏联大使以私人身份访华谈判建交，但中方没有在短期建交问题明确回复，而是加大了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在此后短短年内，中国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掀起了建交潮。不久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方猛批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力挺阿拉伯世界。与阿拉伯的“兄弟关系”成了中国中东外交最明显的标签。当然，此举使得中以关系更加冷淡，双方接触停滞。
1992年1月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以色列终于建交，这成了中国中东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与阿以双方关系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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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南出席新万隆会议
文/高浩荣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至今已经60年了。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万隆会议60周年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起，成为今年国际社会隆重纪念的事件。
朝鲜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参与国，但与万隆会议却有着深厚的渊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际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朝鲜至今奉行的“自主、和平、友谊”对外政策十分吻合。万隆会议被称为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发端，而朝鲜至今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更为重要的是，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曾一起参加过1965年的万隆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并访问印尼。如今，金日成和金正日已经去世，但是“捍卫领袖光辉业绩”、“继承领袖遗志”和“坚决贯彻领袖遗训”是当今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意志”。由此，朝鲜参加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似乎也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去年以来，国际社会就对金正恩“外交首秀”的对象猜测不断：是把“外交首秀”确定为4月的印尼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还是出席5月在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一直是吸引世界舆论的一个焦点。尽管印尼和俄罗斯的官员都曾声称金正日将出席在本国举行的纪念活动，但是金正恩确实没有现身印尼。
其实无论是金正恩参加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还是其他高官出席，朝鲜都希望通过这次纪念活动来表达本国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方针，阐述自己的对外政策和重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谋求对外关系的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今年2月18日，朝鲜举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发表讲话说，“朝鲜党、军队和人民的坚定不移的意志是：一丝不苟地、寸步不让地坚决贯彻金正日同志的遗训，让金正日的构想和心愿在祖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变为现实”。也就是说，朝鲜将坚定地走金正日生前制定的“自主、先军、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放弃和偏离“朝鲜式社会主义”。尽管国际上对朝鲜的内政有着各种非议，美韩等国希望并正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方法促使朝鲜“变化”，但朝鲜不为所动。这或许是朝鲜希望通过参加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想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的首要意图。
朝鲜因核问题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的制裁和封锁至今毫无松动，并且以“人权问题”为由对朝鲜展开全方位的攻势，导致朝鲜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境地。如何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摆脱国际孤立局面，这些年来一直是朝鲜外交的主要课题。金正恩或其他朝鲜高官如果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必然会在各种场合阐述朝鲜为何“拥核”，如何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以博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去年，朝鲜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特别是其外相15年来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今年3月，朝鲜外相又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有关裁军和人权会议，阐述朝鲜在核问题、人权问题、联合国改革等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无疑也将为朝鲜提供这样一个舞台。
朝鲜近年来在摆脱外交孤立方面也颇下功夫，一方面，朝鲜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去年金正恩的特使访问俄罗斯，决定“进一步加深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交流和接触”，
并且启动了多项经济合作项目。今年，双方又首次确定为“朝俄友好年”，决定在这一年里“活跃地进行代表团的交流接触”，并共同举办文化活动。朝鲜外相继去年10月访俄后，今年3月再次访俄“讨论两国关系及半岛局势”。朝俄关系正全方位发展。
另一方面，朝鲜把外交突围的对象放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东盟国家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去年，朝鲜高官多次访问东盟国家，今年1月，朝鲜又派出外务省代表团巡访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七国。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将为朝鲜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再次提供机会。尤其印尼是在东盟国家中与朝鲜关系最亲近的国家之一。这与金日成和印尼独立后的首任总统苏加诺的友谊有着密切关系。1965年在万隆会议10周年时，金日成首访印尼，与苏加诺结下友谊之情。如今被朝鲜视为“国宝”、每年都举行展览的“金日成花”，就是苏加诺当年命名并赠送给金日成的。而且，印尼也是金正日除中、俄之外唯一访问过的外国。虽然世事变迁，但朝鲜和印尼一直把金日成、金正日当年访问印尼的事情作为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朝鲜参加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60周年活动，显然将为发展与印尼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创造新机遇。
利用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的舞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或许也是朝鲜的一个构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直是金正恩执政后强调的重点。金正恩在今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党已经答应人民，再不让人民勒紧腰带过日子”，“当前在贯彻金正日同志遗训的斗争中，我们党面临的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决定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朝鲜一方面在国内采取了“企业责任管理制”、“土地担当责任制”等新政策，另一方面成立了大批经济开发区，努力吸引外资，展开“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合作”。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协会官员2月对媒体说，“全方位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就是要改变过去偏重几个国家的情况，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朝鲜“不仅要与欧盟、金砖国家等国际及地区经济机构进行合作，而且要大力发展与欧洲、东南亚、拉美、中东、非洲等国家的经济交流合作”。
借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把经济发展蓝图、经济开发区的现状、吸引外资的迫切愿望等等传达给国际社会，以在“全方位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迈上新台阶，这或许也是朝鲜想从万隆会议纪念活动中获得的效果。（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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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 资料图
文/严雪
对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大公网记者适时采访了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他强调会议对中国和印尼都是重要的契机。印尼通过会议展现地区大国姿态。
中国和印尼近来互动连连，去年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来京参加APEC峰会，今年3月参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无论是国家层面上的合作还是与习近平的交流畅谈方面，都释放出了两国越走越近的信号。中国计划在今年加强对东盟（ASEAN）各国的外交。东盟十国将在2015年底成立统一经济区“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中国对其中人口约2.5亿的大国印尼尤为重视，打算以该国为突破口加强对东盟的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更具有特殊意义。印尼驻华大使苏更说，60年前的万隆会议对中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是周恩来总理出色的“国际秀”。此次诚挚地邀请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来到印尼共同庆祝，也是对中国的重视。有大约80个国家确定出席。
印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拥有喜人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很多金砖国家。甚至还有人预测，不久的将来印尼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一极。对此，苏更表示，“印尼被预测成世界经济新一极，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的经济水平已经排到了世界第16位。根据我们自己的预测，在未来20年时间中，我们至少应该排到世界第7。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更加努力地发展，以争取达到这个高度。”
“印尼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这不仅是个促进清真工业进出口发展的良好契机，又可以同时扩大我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发挥这个团体的作用。”苏更大使说。
对印尼未来的“大国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所主任许利平也表示认同。在和大公网记者面对面交流时，许利平主任表示，印尼的地位不可小视，佐科总统推广的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市场，对中国来说都与“一带一路”政策的需求不谋而合。
但是，两国的民间关系依然引发了担忧，因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印尼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被记者问及当地华人现状之时，苏更说，“这个问题很好。的确，1998年两国民众之间曾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现在在印尼境内，这种紧张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举例来说，在选举上，华人与土著拥有相同的权利，现在的市长、军官、国家高层中都不乏华人的影子。带有种族歧视的印尼人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许利平也对此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目前印尼已经取消所有排华的法律条款，在上届总统苏哈多离任前，还特别修改了对中国的称呼，由支那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字眼，改为中华、中国。印尼已经进入民主改革时期，极端主义应该没有太大市场了。”
对华人参政的问题，许利平说，现在雅加达的省长就是华人，非常年轻，和佐科总统关系亲密，很有可能进入更高的层面。
当然，也有人担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会左右中国印尼的交往，而苏更大使则给出了他的理解，“我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因为美国而存在什么摩擦，相反两国的友谊深厚，应该在海洋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同时我相信，今年恰逢两国建交65周年，我们应该一起办个类似友好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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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常晓宇
“新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不只是中国对此非常关注，日本也对此看到了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往来的机会。安倍晋三亲自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这与东道主印尼给习近平的“待遇”类似。
记得2013年习近平就是在印尼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随后这个倡议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起，组成“一带一路”规划，而且被外界视为是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广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TPP）相抗衡的大战略。印尼之所以成为习能提出大战略的节点性国家，与其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南部经济和战略安全的影响密不可分。中美经济暗战的升级似乎由此成为学者讨论的话题。
除了印尼之外，外界对东南亚在中美日等大国间的“平衡外交”一直很感兴趣。梳理历史，其实能看到比较有趣但却激烈的大国博弈脉络。
冷战期间，东南亚成为社资两大阵营交锋的主战场之一，高潮是越南战争。战争爆发的初始阶段，美国纠集八国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不过其中仅菲律宾和泰国属地区国家；中苏指责东约为反共联盟，妄图分裂亚洲，并坚定支持越共。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国向东南亚多国进行了革命输出，令这些国家一度对华关系紧张。
1975年越战结束，同年东约解散，紧接着中国也因“文革”结束而改变了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此后，剧情连续逆转，曾经的中苏同盟走僵、中美坚冰融化，邓小平访美归来中国就对越南发起了自卫反击战；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转而寻求遏制中国，紧邻中国的东南亚被美国重新利用。今天，东南亚已经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高地，中美乃至日本正展开激烈竞争。
防务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这是很多东南亚国家奉行的策略。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一再向菲律宾半卖半送旧装备，还对越南解禁军售；日本也以“安全保障的能力构建”为名向菲越提供军事援助。菲律宾和越南都是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国家，正因为有美日在背后怂恿，才助涨了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对抗，从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4月20日，美国和菲律宾展开为期10天也是第31次的“肩并肩”军演，参演兵力达到去年的两倍。美菲“肩并肩”连同美泰“金色眼镜蛇”、美日“利剑”、美韩“关键决心”等联合军演，特别是美国在南海推销的所谓“自由航行权”，都为其自身在亚太的“和平守护者”形象服务，相反，中国则被塑造为“麻烦制造者”。
与美国主打安全牌不同，日本在东南亚更多是以施展软实力为主。以缅甸为例，今年2月，日本曾在仰光举行战后70周年阵亡者追悼会，甚至邀请了靖国神社的神职人员参加；而中国远征军烈士墓早就被缅甸当局夷为了平地。据生于缅甸的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林锡星介绍，借助发展援助政策（ODA），日本在缅甸影响力巨大。军政府上台后，因美国以人权问题施压，日本才减少了在缅的经济活动；近来美缅关系松动，日本再次加大了在缅的投资力度。
林锡星指出，美日“拥抱”缅甸各自考虑不同，美国最大目的是搞“亚太再平衡”，遏制中国，如果中国不去缅甸，美国也不会去。至于日本，它的外交政策受制于美国，同缅甸走近虽然是要继续巩固两国关系，但更多的是为经济增长寻找突破口。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越南。
亚投行令中国同美日在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战略竞争形势大变。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菲律宾早在2010年11月就表达了加入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但在本月1日放弃TPP转而加入亚投行。至此，东盟十国全体申请加入，连日本也按捺不住，只等美国点头。这表明东南亚国家对发展的诉求高于对抗，美国为一己私利人为制造矛盾，终究是偷鸡蚀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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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于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是部分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国际会议，主要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议题。中国代表团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一些参会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周恩来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点击查看精彩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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