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时光之流，浩浩荡荡，2013即将成为历史。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国家之折变到个体之忧欢，我们作为历史的一个个注脚，有幸见证并适度参与了剧变年代的中国故事。这出故事的大幕在2012年11月15日拉开之时便承载了太多期待，所有期待都可以用一个词来终结——国强民富。整个剧情推进的过程虽无跌宕但微澜不绝，然而前行是所有剧中人的共同梦想，故事演进至此，所有的面相都佐证了统领全域的主角只有一个人——习近平。

　　自十八大问鼎党首到两会接掌国家权力，习近平正式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至此，他便肩负起了统领十几亿人勇步往前的历史使命，他以“治大国犹如烹小鲜”的类比开始导演一个大国故事。

　　在他履职一年有余的当下，当我们回首检视时，正如民众早前所期待的那样，变化充盈期间。新作风、新气象、新理念、新方法……带来的是新希望和对未来的笃定。从官方到民间，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从互联网到报刊电视，太多的议题都留给了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人们根据这一年的变化来揣度中国的未来，的确，习近平的这一年总体上确能映照出未来十年的中国基本面。

　　改革为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让中国告别革命的话语体系，开启了改革开放模式，虽然曾有过短暂的停滞和疑虑，但在邓小平的强势推动之下，改革与开放互咬前行，为国家和人民累积了无穷尽的红利，经济总量也超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当下情状，在三十几年前几乎无法想象。这一切改变几乎都要归功于坚持不懈地改革开放。未来，改革也必然是促进中国向前的动力，习近平是这段历史的最直接见证者，他当然明晓其中的事理。

　　上任后第一次出京考察选择的地点是深圳，习近平重走邓小平“南巡”路线，这也是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这种选择极具象征意味，在回应历史的同时也开启了他导演中国故事的帷幕。

　　正如习近平自己所言，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改革进行到2013，带来巨量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伴生了各种问题：既得利益群体固化、收入分配制度畸形化、资源环境恶化，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已经全面释放，体现在方方面面，复杂性已深入国之肌体。鉴于此，习近平在这一年多时间的每一次讲话中几乎都会提到改革一词，强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不进则退。

　　在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上最引发关注的点是决定两个机构的成立，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强有力回应了民间对于改革的期盼和诉求，因为各层面的掣肘力量，改革速度已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为破除各种藩篱，习近平需组建一个全局统筹机构，强力执行改革相关政策。通过全会《决定》可以看出，对未来改革的规划，不仅限于经济，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层面多管齐下，已形成全面推进的初步阵势。根据国内外媒体各种层级的分析，未来，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头人无疑将由习近平担纲。

　　30多年前的改革曾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曾经的涓涓细流已变成了如今的大浪险滩，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已容不得一步一停，在当下，要想涉过险滩必须要通过“顶层设计”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根据过往一年的表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习近平的设计能力。

　　经济为轴

　　所有政党和国家的原生动力都在经济层面，以经济保障民生，以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及精神文明的不断优化调整，中国也不例外。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几乎都是10%以上的增速，表面的原因似乎是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人民的勤劳所致，但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忽视，那就是领导人的意愿。中共建政六十多年的历史是最好的注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着领导人的意志，整个国家的重心有所不一，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几乎是中国经济空窗期，只为了意识形态需要而存在。后来的领导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将国家从贫穷中托举而出，领导人的意志是前导。

　　当下的经济形势呈现一种极其复杂多变的形势，整个国际大环境下的经济疲软，中国自身的瓶颈期，资源、环境、人口的的负面因素协同掣肘。自身消费不振，出口增长缓慢，致使国际上对中国的唱衰之声日隆。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还是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界布局当下经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不急于求成，在稳的前提下，做一些结构性调整，以内需消费和全面城镇化为经济注入活力，看重质量不看重增量，不再以破坏式的发展来赢取GDP，从经济增量指标到地方干部考核的变化无不体现出这种发展的逻辑。

　　刚刚过去的一周，中共高层进行了为期四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会上习近平阐述了自己的经济理念，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3年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无疑成了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难题，破题需要时间，需要整体布局，更需要布局者的决断力。

　　习近平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时间节点，刚好是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只剩七年，而这七年也贯穿于习近平的十年执政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法治为力

　　从革命党转身为执政党的一个要件是国家的法治化，而当下的中共已彻底实现了这一身份的过渡，显然，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诉求。

　　当下的中国腐败形势严峻到了需要用“亡党亡国”的词汇来加注，公职人员滥权渎职、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在每日的媒体报道中俯拾皆是，法治不彰，有法不依，官员法外特赦引起了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因此而酿成串联的群体事件。

　　习近平关于反腐的言论已数不胜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应是，“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此后的一系列举措强有力证明了习近平的言行合一，十八大至今，已经有十几只“大老虎”被捉，被拍的“苍蝇”更是不计其数。

　　习近平在参加现行宪法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法治和宪法意识。

　　习近平本身拥有法学博士学位，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一个利好的因素，未来，运用法治元素和法治思维治国理政、深化改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人事为辅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提到的一句，语出《荀子•大略》，为官者必为学，这是他的为官之道，当然也会以此来要求其下属。

　　治国理政的基础是制度和依附于制度的人，需要有一批极具专业素养的贤士，更遑论要管理一个如此浩大的国家，习近平需要一个高效的团队来推动各种政策的执行和各个层级的上传下达，以避免曾被人诟病的“政令不出中南海”。

　　栗战书、刘鹤、陈希、丁薛祥、何毅亭、黄坤明……这些人都在此前的从政生涯中与习近平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然而，自古举贤不避亲，打破成见，强势的领导人总能毫不避讳地启用“熟手”，举凡能在治国体系中有用武之地的人，被大胆重用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利好的事。未来，这一串名单上或许将会出现更多的新面孔。

　　道路为本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然而，人类文明的演进并非是单向度的，“历史的终结”到目前看来并非事实。

　　当下，美式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集体的萧条，多有媒体开始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模式”，这在经济层面是唯一的兴奋点。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这是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适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是习近平在2013年3月22日访问俄罗斯时的发言片段。

　　习近平以上两段言论确凿无疑地传递给世界一个信息，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没有主义之争，唯有正确与否。未来，几无变数可言，道路之争应该让路于全面深化改革。

　　复兴为旨

　　曾经的文明古国，曾经历次举世的辉煌，被后来的“东亚病夫”所取代，自晚清以降，中国历经了各种屈辱和动荡，这种折线的跌落有时来自外部，有时源自内部。这种情状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所改观。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辉煌成就已载入民族史册，美好未来正召唤着我们去开拓创造。”这是习近平在2013年1月1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笔者自己当愿百分之百相信，习近平出于由衷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源自于他对动荡与贫穷的切肤体验。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接掌总书记13天后，率领其他六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在回顾了一段中国的磨难史之后，他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有幸身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没有战争，没有动荡，没有外辱……在这个意义及大时代的需求上来说，习近平也算生当其时。

　　传承中有变化，强势中存善意，现实至此，习式治国路线图渐趋清晰。未来，不管经历多少变数和起伏，我们惟愿，民族复兴的梦想早日落地，凡公民权利皆有所保，人心齐聚，戮力前行。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2013年，如果要选出一个最热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中国梦”。这个词在过去也曾提及，但只是零星地散布于各处。在去年11月29日习近平等七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中国梦”才正式被官方提出并阐释。今年两会上，习近平的讲话进一步解读了“中国梦”。

　　时至今日，一年多过去了。经过官方、民间和海外等各方面的共同阐释，“中国梦”的思想理论逐渐形成了架构。但有一条核心是不变的，即习近平所言：“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接下来的问题便呼之欲出：如何依靠人民来实现？怎么才能真正为人民造福？

　　在政治高层，整党治吏是一大方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又是一大方面。这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但毫无疑问，无论治理体系的建构还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的目的都在于对社会的治理，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每个人，以及每个人所组成的社会。而“中国梦”的实现，正在于每个人梦想的实现。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问题异常复杂，且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社会。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治理思维与实践的创新，便显得异常重要。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并非真空。但有时人们往往会产生错觉，即每天发生的无数事情绝大多数与自己是无直接关联的，互联网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觉，因为每个人知道了更多与自己仍旧无关的东西。人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但这些于己无关的事又真实发生在社会中。人们回避了这些事情，但不可能取消这些事情曾经存在。而一旦有一天自己曾听说的事情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又会发现绝大部分人和自己一样，对自己的遭遇就是一看而过，不采取实际行动。在作为事件的他者看社会时，自己认为除自我之外与本人无关；而当自己变成事件的主体的时候，又感到整个社会与自己的对抗，感觉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中国社会走到今天，似乎成为了一盘散沙，社会治理似乎无从下手。为什么会有上述这种矛盾的存在？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个是权力的硬暴力。这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政府的公权力，一个是资本的权力。这两者有时互相独立，但更多时候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而且在当下中国尤甚。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富士康。为什么富士康的员工会频频跳楼？难道他们不能组织罢工吗，不能争取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吗？现实是，当政府利用法条限制罢工，资本以利益限制工会的组织之后，留给工人的权利几乎所剩无几。而当冲破重围进行群体性事件后，自己的饭碗能否保住又是问题了。在这里，公权力和资本力共同压缩了本就处于弱势的工人，即社会组成部分的公共参与力与自组织力。当社会参与与组织程度被不断打压后，一旦个人需要维权的时候，他会发现多数情况下只能自己去面对。而面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资本，个人的力量必然是难以撼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被政府和资本对社会的管制所取代。而其他像农村里层出不穷的强拆、城市里城管的暴力执法，如果细究，都不难发现背后相似的逻辑。

　　另一方面，虽然不如硬暴力显而易见，但它更为重要，也更难破解，这就是市场的软暴力。1992年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把中国打造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这在体量上是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把中国人打造成了世界上最精于计算、最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亚当•斯密在世，也许他会惊讶于当代中国人比之当年英国清教徒有过之无不及的“新教伦理”。现实是，中国人大多不信教，而是信市场和金钱。

　　虽然中国经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型，而且那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是否可欲也是有待论证。尽管如此，中国没有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却提前进入了“市场社会”。什么叫市场社会？简单说就是以市场作为价值判准核心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任何东西都可以化为物质与金钱的交易，比如空气、土地、劳动力，甚至知识与思想。这在市场全面渗透社会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经济活动逐渐脱离人的社会属性，开始自成体系并将社会抛离，以至于本来应服务于社会中人的各种经济活动变成消除人的社会性，拆散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最终阻碍社会良性治理的行为。英国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脱嵌”于社会。经济活动本来是嵌入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当脱嵌之后，经济独立运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便强化自己经济人的属性，于是，每个人就开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又因为身边的事物都在被迅速变得可交易，相对的，每个人的社会公共参与度便急速下降，社会自组织能力也逐渐萎缩。当本应是作为公共讨论与公共参与，开拓建立公共领域主力军的青年人们，却为房子、车子、婚姻、地位等一切能被交易和市场化的东西所疲于奔命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活力可持续、可生发？这也就无外乎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断裂，甚至溃败之中。这种市场社会的软暴力，并非如硬暴力来自某个明显的外来主体容易针对，它是弥散在社会之中，无处不在。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既是被动的，更是主动的。这对社会治理，布下了更难破解的网络。

　　这两方面，共同将当下社会变得“原子化”与“无组织化”，即个人独立于社会的虚拟存在感，与个人在遭遇各种事情时面对整个社会时的无力感。一方面是硬暴力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另一方面每个人在市场社会的环境下又在自我抑制这种建构的实践。内外合力，让社会治理的道路变得异常艰难。但，如果想要实现每个人的中国梦，那就必须解放社会，解放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一个改革方面被单独列出，这可以被看做中央对社会治理重视的一个新高度。针对公权力和资本力，政府和资本的自我限权与放权是要义，加强法治化、机制化管理是贯穿其中的根本。这些，都是为了重新发现社会，让本来掩藏在公权力和资本力之下的庞大社会主体走上前台，与政府和资本实现平等的对话，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公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不可能由政府单向度、单方面地管制，这样成本太大，而且风险太高。因此，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多元治理和双向利益输送，是实现从社会管制转型为社会治理的稳定结构。

　　另外，我们每个个人的思维转变与升级也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只有突破了唯市场化的思维，个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中的人，强化自己的社会属性，以实现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角色，而不是作为他者或孤立的主体。也只有如此，市场才能重新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以服务于社会，推动每个人实现自由的发展，而非奴役个人的因素。而中国梦的根本，也正是在于让每个人得到自由的发展。

　　大公网评论员 盛战军

　　这一年，雾霾成了一种新的“节气”，隔三差五就会光顾北上广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心情，也引起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市场化治“霾”

　　看似自然现象的雾霾，实则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唯GDP论英雄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GDP高速增长的代价是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结果则是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经济结构畸形和地方债高筑等问题并发。比起雾霾这种对人体的慢性伤害，经济体内的毒“霾”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伤害更大。

　　就是在这样的雾霾节气和社会经济环境里，继十一届三中三会之后，新一轮的改革启动了。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所有人都意识到社会经济出了新的问题，但对于引发问题的原因却争论不休。 “中国向何处去？”近代以来历史每隔几十年就会这样发问一次。

　　寻找问题的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新一届领导人刚一上任就开始赴各地调研。2012年12月7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广东考察。此行，习近平发出改革总动员，他强调要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此次视察与20年前邓小平南巡遥相呼应，新南巡呼唤新改革。

　　随后的一年里，常委们开始密集考察各地。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天津保税港集装箱码头了解货物吞吐量变化和经营效益；4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赴山西、新疆了解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8月，习近平又到辽宁了解企业自主创新情况……七常委足迹遍布全国多省份，关注问题之多之广引发人们对改革动向的关注。

　　也是在这一年里，一批改革意识较强的官员走向台前：政策主张具有超前性的周小川连任央行行长； 曾参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楼继伟出任财政部部长；刘鹤任发改委副主任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被称为总书记的智囊，担纲领衔的“383”改革方案引发关于改革的热议，而且大部分建议与此后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致的。

　　在高层调研和谋划改革的同时，民间关于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从黑龙江的亚布力到海南博鳌，从瑞士小镇到大连达沃斯论坛，从传统媒体到微博等新媒体，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中外企业界、商界、学界都发出了要求深化改革的声音。包括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等一群耄耋之年的经济学界老人，也为改革奔走呼吁，成为独特一景。

　　问题与呼声引导方向。这一年的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理念方面将市场的作用空前强化，首次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比于此前“基础性”作用是个重大进步。此外，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等方面都有大的突破。中央的决定正视了问题，回应了民间和网络的声音，也受到了各派学者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一致肯定。

　　简政放权破垄断

　　如何让美好的蓝图成为现实，又如何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这不仅需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坚定的改革勇气。“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所说的那样，新一届政府一直在努力践行简政放权和深化改革的承诺，也一直在努力向既得利益集团宣战。

　　简政放权方面，截至12月10日，政府一年就已完成本届承诺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近2/5的任务量。同时，国务院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零门槛”注册公司成为现实，大大地降低创业成本。

　　金融改革方面，7月20日起我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路线图开始清晰。12月8日央行决定对金融机构发行同业存单实行年度备案制。同时，同业存单的发行利率、发行价格等以市场化方式确定，这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自贸区方面，虽曾存在诸多争议，甚至有总理怒怕桌子的传闻，但领导层力排众议，终令计划获批。新领导班子希望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的用心和决心可见一斑。

　　资本市场方面，1月1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揭牌仪式举行，传闻已久的新三板交易模式正式诞生。11月30日证监会公布包括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及IPO重启、优先股获准试点、严格借壳上市审核标准、推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在内的一系列 “政策组合拳”。同时，证监会开始严查老鼠仓和内幕交易，光大证券因乌龙指事件被罚没款共计5.23亿元。资本市场开始给优质公司和投资者以希望。

　　此外，在国资领域，中央高调反腐，今年以来，已有包括中国石油、中国远洋在内的十多位央企高管被调查。上海、重庆、安徽等多地国资改革蓄势待发。

　　经济转型升级路漫漫

　　这一年，除了雾霾，经济之“霾”也接踵而至：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5月下旬开始，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现象；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

　　然而，新一届政府并没有继续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面对钱荒，央行曾迟迟不肯“放水”，这背后显示中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决心。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为特征的“克强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决策中显现。

　　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速比上季度反弹0.3个百分点，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稳中略升。此前一度唱空中国经济的外资机构改变了看法，花旗银行、瑞银集团等近来纷纷上调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这是一份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成绩单。

　　但正如北上广天空的雾霾一样，经济之“霾”仍然笼罩。11月新增信贷超预期，央行M2全年增速13%目标恐失守。地方债台高筑，一位财政系统官员近日透露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地方债总规模已达18万亿。此外，产能过剩、楼市泡沫、金融风险、股市波动包括美联储缩减QE都可能引发经济新的危机。

　　面对新老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将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落到实处，关系到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升级，也关系到2020年居民收入能否翻番，明年的霾是否散，天是否蓝，心情是否愉悦，工作是否更有成就感。

　　2013年，市场化改革再出发，我们经过等待，疑虑，最后满怀期望。2014年，市场化改革在路上，我们愿意前行，努力，希望最终收获更多。

　　【大公网记者杜鹃】  经过了10年的职场历练，我决心创业。2009年，满怀创业梦想的我和几个朋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征程。经过几次尝试，我把方向定在了为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解决方案领域。

　　近几年，电子商务正一片红火，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如果再不去“触网”就意味着失去了行业竞争力。但是，当他们真的去尝试的时候却发现，做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儿，资金投入压力、不同运营模式、人才缺乏等问题相继而来，不少传统中小企业因此半途而废。于是，传统制造企业开始将触网的业务交给第三方综合平台，这给像我们一样的创业者提供了市场机遇。

　　巨大的市场机遇也意味着挑战。作为提供触网解决方案的第三方，我们在搭建网络平台的同时，还要具备为客户进行全方位推广的资源和管理经验，这就是说谁拥有的资源多，谁就越容易得到企业的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这对初创企业来说，往往因为资源实力以及经验不足而与大项目失之交臂。

　　今年九月，习总率中共常委集体到中关村学习，李克强总理与马云对话等高层举动，极大掀起了电子商务领域的创业热情。在此前后，我所在的城市陆续创立了多个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在园区内，我们与传统中小企业，物流行业，支付行业，以及其他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聚集在一起。在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划下，园区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了解客户及产业链上所有环节的经营环境，这就是说，公司的业务不再是单枪匹马地作战，而是可以联合兄弟企业，借助平台化运作理念，为客户提供电子平台服务，支付服务，品牌管理服务甚至是金融服务。

　　除了业务上的扶持，园区还在项目资助，税收，租金，贷款，人才招聘等方面为创业型企业给予了优惠。园区将每年的税收按照一定的比例，以项目资助的方式返还给企业；在创业资金支持方面，对于一些优质企业 ，园区还尝试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帮助企业提高资金体量。

　　目前，我所经营的公司已经在资源整合，税收，房租减免等环节得到了相关政策的大力帮扶，让我感觉创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而随着4G时代的来临，以及国家相关创新战略的实施，电商的发展环境一定越来越好，企业无疑是此次产业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采访对象：陈彬，系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大公网记者杜鹃】 2011年2月，我正式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品牌管理咨询公司，专注于为文化类的轻资产企业提供品牌建设及运营方案。和任何一个创业者一样，选择这一领域不仅是基于自己十几年的工作积淀，更是受益于国家对文化产业及相关企业的扶持。

　　做品牌就是做文化。中国的商业社会已经从产品竞争发展到品牌竞争的阶段。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品牌，而真正的品牌，说到底就是做文化。也就是行业内经常说的，营销是企业的一部分，企业是行业的一部分，行业是经济的一部分，经济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是文化的一部分。

　　今年以来，克强总理多次提及小微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其中提供的政策支持，这更让我明晰了创业方向，而微观层面的政策支持让我在创业过程中少走了弯路。文化产业的振兴与发展促使各个区县将“文化强区”，“文化强县”等纳入地区发展目标。为了促进文化创意企业的健康发展，我所在城区的国税局出台了专门帮扶小微文化企业的税收政策，并对文化企业纳入专业化管理，包括及时汇总新兴文化产业等税收优惠政策，提醒并辅导企业准确申请减免备案等。尤其是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税收政策的扶持作用更加显现。转型后的税制体系设计，一是有利于减少重复征税行为，降低消费的税收成本；二是有利于引导文化企业的健康发展。由于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且无法抵扣，不可避免会使企业倾向于“大而全”的模式，进而扭曲企业的经营决策。而改征增值税后，消除了重复征税，企业就可以向专业化和升级换代迈进。

　　除此之外，一些国有银行还设计了针对小微企业的理财产品，帮助小微企业的资产进行保值增值。为了帮助小微企业办理有关缴费及银行对账业务，银行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办理流程，简化了办理手续。可以看到，从国家的政策到下面相关机构的配套设计，都为我们中小微企业做了很多服务，我们只要把专业领域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这样，小微企业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采访对象：王老歪，系国内资深品牌管理专家）

资料图

　　马浩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连日来佔据全球各大主流媒体显著版面或时段，其关注度甚至不亚于去年的十八大。“划时代意义”、“新里程碑”、“歷史拐点”、“飞跃式大发展”成为国际媒体描述三中全会的关键词。《福布斯》形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邓小平让中国迈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最重要的三中全会”；英国《每日电讯报》同样评价“其意义不亚于35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甚至彻底改变了整个国际舞台。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歷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危机的洗礼，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世界经济基础仍不稳固，习李新班子所启动的新一轮改革，就是要启动中国经济新引擎，不仅不能熄火，反而要开足更大马力，继续发挥对世界经济的定海神针作用。因而，习李的强势改革，不仅将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更将令世界受益。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东莞的乡镇工厂和义乌的批发市场，连接着纽约的圣诞装饰和巴黎的新年气氛。这种蝴蝶效应更深刻反映在国际经济分工上。中国国内，以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资源支撑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国际上，欧美的再工业化，以及印度、东南亚承接的产业转移，共同对中国形成压力。中国如不尽快寻求改革突破，就很可能沦为国际经济中的“夹心层”。习李新班子着眼长远，通过改革开闢增长新路径，无疑对全球分工产生重要撬动作用，并令中国在新一轮分工中把握主动。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将培育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来产业的重新洗牌，这将给世界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李克强亦指出，中国将一如既往鼓励外国公司来华投资兴业。

　　在三中全会之前，上海自贸区的挂牌成立，被认为将继续引领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中国政府在自贸区试点推开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环境，充分释放了开放诚意。而习近平所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构想，将在中国外部构建一个广阔市场，反过来助推改革开放。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邓聿文

　　2013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部署的第一年，是新领导层执掌中国权柄、开启未来10年的第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三个年头。所以，2013年的这个局开得如何，全国人民和全球舆论，都在观望和期待。

　　目前来看，有一个好的开端。新领导层展示了一种务实、亲民、警醒、开明的工作态度和执政风格，无论是中国梦的提出，八项新规的出台，还是对反腐的强调、改革的力推，都体现了新领导力图开创一种新气象，从而，为中共党风、政风和中国社会风气的好转带来了一丝希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领导层对改革的重视和宣扬，这是十八大新领导层集体发出的最响亮声音。这种重视和宣扬并非一般地泛泛而谈改革的重要，而是体现了改革的逻辑和设计。这从候任总理李克强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大谈“改革红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制定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以及在2012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对改革经验的五点总结上，都充分予以了体现，从而反映出新领导层对中国改革的一种总体思考。

　　可以说，中国改革已再起航。这个起航的基点就在2013年。改革是一个连续的事业。展望2013年的改革，大致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户籍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转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为主的党风建设，协商民主的推进，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的政府大部制改革布局，反腐的深层推进和制度建设，社会组织的松绑和发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法治建设的提速。

　　新型城镇化要求户籍改革实质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3年的六大任务，其中一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领导层之所以把新型城镇化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主要是从扩内需的角度考虑。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启动内需是关键。而城镇化普遍认为是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因为中国目前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35%，而世界平均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以上，发动国家更是高达75%以上。所以，城镇化被看作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既然是大战略，就不能仅仅从战术的角度来考量和规划城镇化，重走过去只是简单进行城市规模扩张，着重于土地收入、房地产和GDP的造城运动，而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一般认为，新型城镇化指的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它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来看，新型城镇化不能以剥夺农村，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含义。迄今为止的中国城市化一大教训是，城市化政策客观上对农民造成了双重伤害。微观上我们似乎一直在关注农民、农村、农业，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结构上造成了农村的双重伤害：一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一共向城市输入了2.4亿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是这些人到了城市以后，没有和城市同等市民处在同一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拿到的报酬却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的一半。三十多年下来，我们发现剥夺了数亿农民的青春年华。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圈地化，把农民赶上楼，剥夺了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有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6%，但是中国的城市面积扩张了50%。目前除了一线大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以外，全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密度，这就是我们圈地的原因。

　　今后的城镇化不能再走这条路子，必须做到城乡融合和互补。为此，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剥离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做到凡是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有权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务，并且不得有原住民与新住民不同身份的制度性歧视；同时，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有体面的家庭和能够团聚的安居住房。

　　为了稳妥积极地推进户籍改革，从中国城乡实际情况出发，可以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先将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户籍放开，在这些地方，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和居住，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为放开大城市的户籍做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对条件是否具备的规定，由中央来确定，只要城市基本条件具备，即放开户籍，而不必等所有条件都具备。另外，户籍改革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什么规模的城市到什么时候必须放开入户限制，要有具体规定，鼓励城市提前开放户籍，通过时间表来倒逼城市创造条件，推进改革。

　　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决定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图为习近平与李克强握手。中新社发 盛佳鹏 摄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张广昭

　　自十八大以来，习李体制虽开局不足一年，却给外界展现了耳目一新的风格。这种风格的最大特点，便是“求变”。“求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执政党主动回应政经变迁、大众诉求的一次变革。变革的突出特征便是“习近平政治学”与“李克强经济学”的相辅相成。

　　李克强自十八大以来，最鲜明的标签便是“改革”。他先后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等经改思路，巴克莱资本将“李克强经济学”归纳为三点，即“不刺激、去杠杆、调结构”。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新一轮放缓的态势，李克强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再以传统的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而是提高了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

　　在人口红利、后发优势逐渐用尽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到了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时候，这个新动力源就是结构调整。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未来施政方向是全面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进一步放权，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内生性、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均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然而，方向正确后，能否顺利推动下去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相比于10年或20年前，今天的经济改革、经济转型面临着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唯一的出路，便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当年启动改革时，就是经济、社会、政治改革同时进行。三者之中，尤其政改，是重中之重。正如他在1986年所讲的，“当前中国所有改革，其最终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换言之，“李克强经济学”的成败关键在于“习近平政治学”。“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行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风运动，构成了“习近平政治学”的第一部分。腐败问题、作风问题解决好了，可以为解决其他矛盾和改革难题创造条件。一方面，经济转型，政治上的稳定是一个关键。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社会”的转型国家，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变革，而要逐渐的进步。历史上的“乌托邦工程”往往容易带来社会的急剧变革，进而是社会的混乱与失序。简言之，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社会不稳定或者动乱，则成本太高，不仅政府体制改革不能完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也可能会被打断。因此，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体制的完善，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习近平把反腐整党作为“习近平政治学”的开局和突破口，争取民意的支持，推动改革。选择在吏治和党建上这样“有感的改革”，可以获取民心，凝聚民意，并把民意的支持，转化成推动改革的助力。正如他最近讲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换句话说，今天的改革，已到政经难分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深化。

　　同时，“习近平政治学”的成效又系于“李克强经济学”的演进。比较政治研究表明，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在经济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能推进，或者说，经济发展是政府体制发展的动力。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将有利于缩小贫富阶层之间现存的巨大差距，有利于小康社会（或中产社会）的全面建成，这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理性温和的社会环境。

　　外界普遍预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如此，“习近平政治学”与“李克强经济学”将进一步显示出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态势，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硕士、青年专栏作者

李小鹏、陆昊、郭树清（左至右）（大公时政制图）

　　大公网讯（记者辛忠）今年“两会”前后，多个省份更换了政府“一把手”，部分为十八大后出任代省长，两会前扶正，山西省长李小鹏即属此类；另有数位是两会后任代省长6月份扶正，以郭树清、陆昊为代表。

　　两会结束即将半年，在中央政府强调深水区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新任省府首长们，如何落实中央精神值得期待。大公网《北京观察》栏目总结发现，今年履新的省长中，以郭树清、李小鹏、陆昊的“政绩”亮点最多、最具代表性，其施政风格亦有规律可循。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前证监会主席的“金融新政”

　　57岁的郭树清出身法学专业，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但其从政轨迹与其专业并无太多交集。自1988年起，郭树清先后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任职，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工作。

　　有内地财经媒体回顾，1991年10月，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郭树清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郭树清的发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这轮座谈会后来被认为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此后，郭树清还参加了由吴敬琏等牵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其系统研究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做了理论准备。这段经济领域的系统历练，为郭之后任职央行、外汇管理局、建行董事长等打下了“硬实”基础。

　　2011年10月，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作为资本市场领头人，郭树清在职期间推出了多顶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政策，市场评价颇高将之称为“郭氏新政”。

　　两会后，郭树清出任山东省代省长。调任山东的消息传出后，舆论曾普遍猜测，郭树清或将利用其金融背景和广阔资源，解决山东金融产业落后的难题。上任后，郭树清随即展开了高密度的考察调研，为执政方案出台做准备，同时也频繁接洽多位金融业高层。

　　8月7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被业界解读为“金改22条”。有媒体认为，这位金融战场的老战士希望以金融为抓手，让重工业为主的山东转型为重工业与服务业匹配、政府主导与市场内生动力相平衡的现代经济大省。

　　“金融新政”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改革，亟需地方拥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具体落实，为此，郭树清疏通中央和山东的人才培养渠道，启动了金融改革的配套人事政策。根据山东金融办消息，中央金融部门和企业将选派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山东省每个地市将配备一位懂金融的副市长，而山东省也将选派34名干部到中央金融部门和政府挂职。8月下旬的一周时间内，山东省已密集任命了4名具有金融背景的副市长。拥有证监会任职经历，在金融系统资源丰富的郭树清应该为这种干部交流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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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省长陆昊（资料图）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黑俄合作多 抗洪任务重

　　以“60后官员”的醒目标签，陆昊始终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政坛”新星。在团中央历练五年后，拥有经济学硕士学历、身为高级经济师的陆昊，开始了主政地方之路。3月25日，陆昊履新黑龙江出任代省长，成为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6月5日，陆昊当选省长，完成了党政系统职务调整，正式掌舵省府工作。

　　到黑龙江后，陆昊极为低调、务实。从媒体报道看，陆昊多为与中外政经代表团会晤、参加推介洽谈会、到地方考察调研。推动黑龙江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是陆昊履新后的主要工作方向。以对俄贸易为突破口，陆昊或将致力于打造黑龙江的经济升级版。半年来，陆昊会见了多个俄罗斯代表团和多位经济界客人，出席中俄经贸合作论坛，签订加快中俄铁路通道建设备忘录；并利用哈洽会的机会，与参会俄罗斯大企业代表座谈，就创新中俄企业合资合作模式、促进双边贸易实现大进大出、重组生产要素生成区域发展新的竞争力深入交流。

　　上半年，黑龙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15.1%，而出口额同比增长60%，成为陆昊经济答卷的一大亮点。据8月28日黑龙江对俄经贸合作成果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和对俄投资分占两国相应比重的1/4和1/3，已成为中国对俄贸易第一大省、对俄投资第一大省、对俄林业合作第一大省、对俄能源资源合作第一大省、对俄电力合作第一大省、对俄农业合作第一大省。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陆昊，在北京任职期间即分管过经济工作，经验丰富，他把准了黑龙江地理区位的优劣势，正把加强对俄经贸合作打造成为引领和牵动黑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入八月后，黑龙江全省遭遇了30年不遇的罕见暴雨，抗洪也成了省长陆昊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据黑龙江省政府网站的领导动态，8月8日以来陆昊共参加了14场公开活动，其中有10场是有关抗洪的视察、考察。截至目前，黑龙江洪灾中受灾人口超过500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1.14亿元。领导全省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对这位新省长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无论在北京任副市长还是团中央“一把手”时，都没有经历过此类工作。随着抗洪接近尾声，陆昊的部分工作重心料将再次移至对外经济合作领域。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资料图）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电力“老将”出手救煤市

　　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下滑影响，煤炭企业进入“寒冬”，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出现严重亏损，作为煤炭大省的山西，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2013年初当选山西省长的李小鹏，上任初就面临支柱产业不景气的挑战。

　　电力专业科班出身的李小鹏，多年来一直在电力系统任职，1991年进入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后，历任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董事长，1999年之后，李小鹏同时兼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还曾兼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算是电力系统的“老将”。2008年李小鹏调任山西省任副省长，2012年12月任代省长，今年1月份任省委副书记、省长。

　　面对煤炭企业重重困局，李小鹏上任伊始就把煤炭救市放到了头等位置，召开多次会议研究救市政策。据大公网《北京观察》统计，在已结束的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至少六次是以煤炭生产为主题或涉及煤矿建设。7月25日，山西推出《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措施》，共20条措施，分近期、中期、长期三个类别同时实施，被称为救市的“煤炭20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此后，李小鹏的煤炭救市再获部委支持：国家能源局首次下放低热值煤发电项目部分核准权，将1920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核准权限委托给山西省政府。在山西省制定低热值煤发电实施方案的同时，山西省长李小鹏亲自出面，一家家约谈五大电力集团，希望增加山西煤炭采购，签订煤电长期合作协议。而此前拿到的低热值煤电项目核准权，给“煤电互保”协议的签订提供了利好。

　　李小鹏在外访他省期间，也不忘推销自家的煤炭。五月初，李小鹏在赴安徽、山东考察时，随行代表团囊括了山西所有地级市市委书记、17个省直部门、两个开发区和6个重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规格甚高，而这6家重点企业中有5家都是能源企业，足见李小鹏对加强与外省合作共解燃“煤”之急的迫切。（完）

毛泽东就“枫桥经验”曾做出批示

　　大公网10月14日讯(记者 方乐迪)适逢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习近平对于“枫桥经验”作出了重要指示，同时党媒、官媒也以高规格宣传着“枫桥经验”。

　　官方高规格纪念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于11日召开的“枫桥经验”50周年庆祝大会同样规格甚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而12日，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和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社论。

　　《人民日报》发表为了署名为“本报评论员”文章的《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文章指出，“今天，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迈入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一些干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够，……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制日报则以《高扬旗帜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题发表社论，“50年来,‘枫桥经验’始终不变。不变的是其善于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灵魂。……正是这一不变的灵魂,使“枫桥经验”成为中国政法综治的一面光辉旗帜”。

　　“枫桥经验”是群众路线落地版

　　自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其在诸多治党治国策略中汲取和借鉴了毛泽东主政中共时期的经验。早前提出的群众路线，最近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具有浓重的毛氏风格烙印。而“枫桥经验”同样具有毛氏的历史背景——其有毛泽东推动宣传。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政法系统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

　　此外，“枫桥经验”来自浙江诸暨，这也是习近平执政的重要一站。习近平自2002年开始便到浙江工作，历任浙江省长、省委书记。浙江至于习近平的仕途具有起承转合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正是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调往上海工作，并由上海直达中共最高领导层。

　　习近平很重视“枫桥经验”。2002年，他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赴枫桥调研。习近平认为，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建设平安社会，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既有毛泽东早年推广的历史背景，又诞自习近平曾经执政的地点。事实上，习近平自履新中共总书记之后，对自己曾经执政的地方都给予关照。前不久，推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便以河北作为样板，并亲赴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而此前，习近平曾在正定担任县委书记，该地被媒体喻为习近平的政治始发地。

　　早前，中共大力推行群众路线，而“枫桥经验”与群众路线一脉相承。某种意义上讲，“枫桥经验”也是群众路线的落地版。“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仍具有借鉴意义。时下，中国正逢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尤为激烈。“枫桥经验”非常契合当下的社会情况，将群众路线与当下中国现实打通，对于破解官民矛盾等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