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教育体制，让学校和老师追求的就是高考升学率。对学校来说，高考升学率就是‘政绩’的衡量标准。对老师来说，考上的学生越多，水平越高，职称评定越有优势。不围着高考指挥棒转，家长不干、学生不干、教育管理部门不干、老师也不干，大家的利益都显现在高考成绩上。”一位校长满腹苦衷。
家长李华则表示，他们在孩子学习上不惜花钱，担心学业失利使孩子前途发展受到影响。无论高考如何改革，高考对每一位考生来说，仍然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学生和家长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分数彼此竞争。大部分学生靠自己的苦学，一些有钱有关系的家长想通过‘捷径’来实现高考愿望。”王老师说，杞县以农业为主，传统观念还是很强，考上大学依然是改变孩子命运的捷径。
这种观念，不仅在杞县，在河南也很盛行。
河南曾经连续多年都是全国高考人数最多的省份。今年，河南高考报名人数为72.4万人，考试规模在全国依然排在前列。
但是与之相对的，则是河南当地高等教育资源的匮乏。河南没有一所985高校，只有郑州大学一所211大学。
“考生们要考上好大学，只能拼命考高分。自己考不了高分，那就找别人来考。”王老师分析说。
据相关人员透露，替考的“枪手”多为急需用钱的农村大学生，且学习成绩优异。
“这些品尝过高考艰辛的农家子弟，本应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却在金钱面前拿自己的诚信去冒险，甚至面临着开除大学学籍的处分。”王老师认为，“替考”事件只是一种表象，映射的则是亟待完善的高考制度。
6月20日10时，国家督学、云南省原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做客人民微博微访谈时认为，替考行为，不仅是对高考公平的伤害，更是对社会诚信体系的挑战。应进行中国教育评价体制的改革，从小学到大学的考试评价方式都应进行改革，使考试回归教育手段本位，使人的自由发展回到目标本位，避免全社会的利益都捆绑在高考的战车上，引发各个方面的腐败。
罗崇敏主张彻底改革现行高考体制，彻底放弃中国特色的高考评价体制。这样的高考体制不但不公平，而且扼杀了教育创造力，更导致教育价值丧失，教育腐败滋生。国家应进行考试立法，变一次考试为过程考试，变一张试卷评价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行招考分离，加强对大学招考的全面监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余雅风建议，从根本上改变惟学历至上的用人制度、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同时建立个人信用信息体系与制度，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高考舞弊行为，但肯定可以大大减少作弊的动机。
替考行为难追刑责
“替考破坏教育公平，挑战社会诚信，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法律层面的、专门规范考试的立法。刑法和保密法只是规定了单一的对泄密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问题，枪手的替考行为还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汪海燕认为，我国对于高考舞弊案，一般是以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手段定罪，比如伪造证件罪、受贿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对于考试舞弊本身不定罪。
汪海燕分析说，从近年来发生的高考舞弊案来看，替考者和被替考学生的家长很难被追究相关责任。如果被替考学生的家长通过金钱运作进行高考舞弊，可能涉及行贿罪，如果利用职权运作进行高考舞弊，则可能涉及徇私舞弊罪、渎职罪等刑法中涉及到的罪名，相关教育考试工作人员可能涉及玩忽职守罪、受贿罪。
汪海燕认为，按照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规定，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一律取消本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并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高考、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对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的在校大学生，还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呼声很高的考试立法问题，余雅风则认为，针对当前的高考舞弊现象，不是一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
汪海燕认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消除高考替考现象，除了增强考生及其家长的法律意识，震慑幕后策划和组织者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行政相结合的手段，确保每个考生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线。(文中考生及家长姓名为化名)
法治周末记者 赵红旗 发自河南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