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创办新东方，现在又办大学，你怎样看待这样的规划？
俞敏洪：人活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性命就是确保活下去，不被饿死，有房子住，有辆小破汽车开。生命就一定要有尊严，包括事业成就、爱好以及尊敬。而使命则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
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就跟中国教育某些方面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了，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只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我很难想象我的使命是天天游山玩水。
《中国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使命感的？创业的时候吗？
俞敏洪：做新东方的时候，很难说有使命感。当时的目的就想赚一笔钱以后去美国读书。但是做着做着，做成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命感自然慢慢就被勾引出来了。
《中国周刊》：你说的哲学思想指的是什么？
俞敏洪：思考宇宙的存在，思考个人的存在。
《中国周刊》：你的思考有成效吗？
俞敏洪：基本上知道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中国周刊》：比如，办大学？
俞敏洪：应该是之一。我觉得，我能做的可能不仅仅是只办一所大学。
《中国周刊》：为什么？
俞敏洪：我是这么想的，把钱都留给孩子，肯定对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钱捐给某一个机构，让这个机构去做善事，我还真不放心。重要的是，既做善事，又能可持续。这是人的无聊，但也是人的意义，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谁干的。虚荣心在作怪。
《中国周刊》：的确，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开始思考传承。
俞敏洪：我传承给家庭的应该是家风。对这个世界的传承，我觉得主要还是精神遗产，如果我有生之年可以留下一些著作或者语言，300年以后人们还在读的话，就了不起了。
《中国周刊》：你说的是立言。
俞敏洪：对。其次才是大学。
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从没想到他的言论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是授而不作的。所以精神遗产的流传并不是你想留就留的，而是不经意的。所以，能留下精神遗产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实际上，我离这个太遥远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