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班江·赛买提：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自由摄影师、摄像师、独立策展人。纪录片作品有《森林之歌》、《好运北京》、《岁月山河》、《舌尖上的中国Ⅱ》、《时尚圈》、《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光》、《汶川生者一年间》
汉族兄弟、干爹和干娘
在和田，很多维吾尔族人会排斥汉族人到家里去，汉族人用过的盘子、筷子、碗也会扔掉，不再使用，但我家不一样。其实我很少感觉到民族的东西，小时候我们跟汉族小孩玩得多，他们也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吃我妈妈做的抓饭。
我在和田最好的朋友，是土生土长的汉族人，维吾尔语流利，经常过节到我家里去，说库尔班江不在，我就是你的大儿子，给你送只羊。
很多人感到不太可能，除非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邻居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们，甚至跟我妈当面讲，不要叫汉族人到你们家玩、吃饭。我妈说，我孩子的朋友，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最后的结果是，邻居不再跟我妈来往，他们认为父母没有把我们培养好，跟汉族人在一起，还在内地生活。
我能到北京发展，要感谢我的干爹干娘，他们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遇到他们时，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那时候，父亲失踪，我正独力做生意艰难支撑整个家庭。干爹姓孟，汉族人，是个摄像，干娘是编导。当时他们正在新疆拍摄纪录片《森林之歌》。干爹喜欢和田玉，我喜欢摄影，一来二往，关系日益密切。
那时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我那个汉族兄弟，有一次到我干爹那里哭，问能不能借给我5万元钱，他说：不要跟库尔班江讲，我看到我兄弟实在太困难了，他的压力太大了，我想帮他。但我刚毕业，这5万能不能算我借的，以后我还给你。干爹觉得，这种帮忙的方式并不是特别好，可以采取别的方式，说库尔班江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在身边，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
后来，干爹每次到和田都会给我送胶卷。和田买不到反转片，他就从北京一箱一箱的带来，我特别高兴，给他留最好的玉石。这样我们的情感就越来越深。
父亲回和田重新开始做生意后，干爹到我家里来。我就跟我爸说，我不喜欢做生意，我喜欢摄影。我干爹问我爸，作为一个徒弟，愿不愿意让我们带着他。我爸说，那你就带他走吧。我就跟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一待就是一年半。他们不仅教我技术上的东西，还给我讲很多做人的道理，这种情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我一直特别向往大学的生活。从中专毕业后做生意，到后来跟着干爹干娘拍片子，就这样在社会上差不多五年。干爹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
2006年8月，我被干爹带到北京，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我爸跟我说，你怎么看我，就怎么看老孟。我干爹这个人，也没有太多语言，但他就像父亲一样，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结婚之前，我还交过一个汉族女朋友，一个上海女孩。我跟我爸讲，我喜欢上一个汉族女孩。我爸说，行啊。在南疆，这是维吾尔社会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我爸说，如果你觉得喜欢她，她也喜欢你，没事儿子，你过好你的幸福日子就行了。在北京的时候，我爸、干爹还有那个女孩都在，她还喝了一瓶啤酒。这在维吾尔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我都不敢（在长辈面前喝酒抽烟，是维吾尔族的禁忌）。虽然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但不是因为民族或者宗教，而是性格和文化差异，跟内地的年轻情侣一样。
我带她回过和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和我妈处得特别好，有时候我当翻译。我父母很高兴，还很大胆地跟别人讲，说我儿子的女朋友来了，是个汉族人，我儿子要和她结婚。一些人因此直接骂过我妈，“你们是要下地狱的”。有好几次，我妈都是哭着回来的，但她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我在内地的日子
维吾尔族人在内地生活，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天安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我开车刚过复兴门，快到西单时，一个警察拦车要检查。我停下车，说辛苦了，然后下车。这很正常，我能够理解，特殊时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汉族同事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只查他不查我们”？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起来。过安检时，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我说，没事，我是大汗脚，全国各地的安检员都知道，这是让我透透气。他们就觉得，库尔班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没关系，他也是在上班而已，这也不是他的想法。出国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时间都很长。
我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特别喜欢我，该我做的工作我认真去做，没有人觉得我是维吾尔族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时，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我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说，别找了，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我坚持进了汉餐厅，服务员给我炒西红柿鸡蛋，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先给我上，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的地方，你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
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
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扑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把它剖开，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这几年，我也在慢慢影响周围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现在也都敢去了，误解的、不喜欢的也去了，变得喜欢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响周围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五事件”之后，忽然之间这些都没了。当时我在兰州拍片，忽然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0年5月，我们到新疆做前期采访。有个导演没有去过，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乱。我听了很不舒服，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我跟这个导演说，把你手机 和钱包借我用一下。拿过来后，我直接就从车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诉她这是二道桥，你自己走回去。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她找了个黑车司机，维吾尔族，跟他说了住的酒店名字，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里后再给你钱。司机什么也没说，就让她上来了。到了后，她对司机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钱。司机说，不要钱。她就愣住了。我问她，二道桥怎么样，安全吗？她说，安全，还不要钱。
这种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为维吾尔就是穆斯林，以为穆斯林就是极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还是先有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