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
这些信息是从哪泄露出来的？
在何某的供述中，余经理的名字被多次提及。作为个人信息的“供货方”，余某坦言，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对于企业信息，他们是靠一款专用软件在网上自动搜索生成的；而对于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则多是靠中介、培训班，甚至学校内部的朋友获得的，还有的则是从网上再找“上家”买的，价格不菲。根据余某的供述，36万余条江苏省高考考生家长信息，他就是以1200元的价格通过QQ从一个“上家”购得，然后再加价四处兜售。据了解，余某以及何某的前任老板周某，也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即将被提起公诉。
家长质疑主要环节在学校
那么，余某的“上家”又是从哪儿获取信息的呢？对此他称，信息到自己手中之前，已经被倒卖了多次，说不清“源头”。承办此案的法官介绍，由于技侦手段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无法得知泄露源头。
对此，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一些家长，有人认为，可能通讯运营商把家长的信息“卖”给相关机构。有人认为，很多智能手机 的一些应用软件被恶意绑定有盗取信息的程序，电话本与信息都有可能在机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窃取。
但在更多家长看来，学校可能是信息泄露的主要环节。曾经有一项158名家长参加的调查显示，96人表示，“学生信息被泄露”的主要环节是“学校”，占总数的61%，此外，58人认为，是“相关政府部门”，占总数的37%。
法官
管理漏洞造成信息泄露
本案中，根据余某的交代，他电脑里的个人信息数据已经超过了100万条，光企业的资料就将近50万，其次是教育、业主和车主的信息。
法官表示，根据以往判决的案例，可以总结出的是，机动车销售、房产中介、银行、电信、医院等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往往有机会接触、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行业在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上存有漏洞，再加上从业人员法律意识不强，易造成信息泄露，因而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
专家
呼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目前，泄露个人信息、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屡禁不止，尽管刑法中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加以约束，但其实真正能够运用到刑罚制裁的并不多。
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王钧认为，究其原因，是我国“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容易让人“钻空子”。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王钧认为这里面，对“情节严重”并没有细化。“这种表述，每个人的理解会有不同，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王钧认为，我国也没有法律明确，当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情节不严重”时应该怎么处罚。
王钧认为，制定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刻不容缓，应从立法上明晰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涉及的不同范围界限，明晰公权力进入个人隐私范围的界限，明晰哪些公共信息可以开放或共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