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 案件二审6次无结果
案件一审时，8名女学生均已毕业，有4人来到庭审现场，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小凤没有现身。对于事发当晚发生的事情，4人拿着一份陈述互相传看。
陈述中这样写道：那晚，小凤告诉我们，让我们陪她去找小华，给她(小凤)道歉，我们同意了。10点半熄灯后，我们来到小华的宿舍，当时宿舍里小华的7名舍友都在。小凤走到小华床边要求她道歉时，小华说：“除非我死，不然不会给你道歉。”我们对小华进行了劝说，但小华就是不愿意道歉。僵持了20分钟左右，在她的舍友劝解下，小华才向小凤说了几句‘对不起’，说完我们就走了。
4名学生陈述，整个过程中，她们没有和小华争吵过，也没有打过她，更没有让她下跪过。而对于小华的为人，4名学生称：“她平时性格就很孤僻，不爱与人说话。”
学校的态度也很坚决：“我们没有责任。事发时，小华已经年满18周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整个事件中，学校已经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学校代理人因此认为，学校对此事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医院的鉴定可推断，8名学生对小华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导致小华健康权受到损害，因此8名学生应对小华受到侵害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云南东方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对学生宿舍管理不善，8名学生在熄灯后还能自由出入小华所在的宿舍，事发时竟无宿舍管理员发现或制止，因此学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8名学生共赔偿小华48万元，学校赔偿小华21万元，共计69万元。
一审宣判后，邢丕昌和8名学生不服，向昆明市法院提出上诉。可从2013年至今，此案二审开庭6次，共开庭8次，甚至中途还换过主审法官，但案子依然没有最终的结论。
好几次，坐在法庭上，邢丕昌不顾法庭秩序，指着对面学校的代理人使劲嚷嚷：“你不要乱说，我会投诉你的，让你做不了律师。”
C
困境 病情不可能根治
诉讼还在继续，51岁的邢丕昌和家人倍感焦灼；更让一家人难以接受的是，5年来，小华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5年里，小华先后8次住院。每次出院后，病情都有缓解，但没过几个月，病情又开始反复，住院时间也是一次长过一次。“刚开始两个月，到后来的三个月，再到现在的四个月。”
按照医生的说法，小华的病不可能根治，只能通过药物控制。这些，邢丕昌早就知道。
以前，邢丕昌在大姚县委党校当保安，因为工资低，他从那里辞职，和妻子在县城的一个农贸市场摆摊卖菜。
如今，一家人租住在大姚县城一幢三室一厅的民房里，一年租金4000元，在这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县城，“算是贵的，可这里离农贸市场近。”
出租屋里随处可见小华平日服用的抗精神病药。因为经常服用这些含有激素的药，小华身体发胖，经常头痛眩晕。
她还喜欢和家人一起看电视，看时啥也不说，“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看懂”。
病情加重时，小华五六天不吃东西，家人没办法，只能灌。平时在家里睡觉，小华都要睡到十一二点。
为让小华多与外界接触，家人有时会带小华去郊外爬山，可去了几次，小华说太累，硬是不去；吃完饭后带她去散步，可她根本不看车，好几次差点被撞；有时出去还会乱打人，邢丕昌为此出了不少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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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 “家丑”不能外扬
小华1991年农历2月出生，“从小学到初中，她一直是班长，奖状得了一大堆。”提起女儿的过往，邢丕昌还觉得骄傲。在他的记忆里，小华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画画，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喜欢帮助同学，“样样都好”。
在小华的一个笔记本里，她用语法有误的英文写道：“我长大后希望成为一名女警察，虽然这份工作危险而辛苦。”
邢丕昌也知道孩子的梦想，但他和家人都觉得小姑娘当警察不合适。恰好家里有亲戚在县医院当领导，所以家人决定让小华去学护理，“学个几年就可以去县医院工作了。”
今年2月27日，在楚雄州精神病院，我们见到了穿着病服的小华。20多分钟的相处时间里，不管问什么，她都说不知道，哪怕问她多大年龄、叫什么名字，她也如此回答。
女儿得了精神病，传出去不好，因此，自从小华被确诊，邢丕昌就几乎切断了和周围亲朋好友的联系。
平日里村里的红白喜事，他都不会去，礼钱都让别人帮忙带；亲戚朋友到县城时想顺路看看他，他也尽量推托，实在推托不了，他就在外边请人吃顿饭。因为父母多年前已去世，因此，逢年过节时邢家人也不回老家。
也因此，别人对小华的印象，也就停留在她上昆明读书之后。可大姚县并不大，邢丕昌和家人偶尔还是会碰到相熟的人，当别人问起时，他就只能应付说“孩子出去打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