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收藏家
孙光法住在邻村，1949年生人，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在村里当了生产队小队长，“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他常年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的军帽，帽檐上方还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有很多套这样的衣服，冬夏装都有，不用担心没得换洗。除了这身打扮，他还收藏有一木箱的毛主席像章和五六张“文革”时期的主席画像。
孙光法专门去了一趟仇庄看李牧挂在村里的画像。他不喜欢这三张画像，“咱这儿的人，不习惯，理解不了。从颜色上，老百姓就不接受，太难看。它的颜色搭配，我也理解不了。”可他也并不排斥这些特别的主席画像，“只能是你们说它是艺术品，我不好说。你们说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你们说是啥就是啥。我不懂。”
孙光法父辈是地主家的长工。李太斌还记得，读小学时，孙光法因为穿得太破烂，也没人愿意和他同桌。从小，孙光法就特别崇拜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没犯过错儿，“不是后来否定‘文革’，说他错了，除了这个他有什么错儿？他处处为人民，他有什么错儿？他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想推翻三座大山，这么大功绩，他哪儿错了？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错儿。”但孙光法又说，那会儿的政治空气，没人敢说毛主席不好。
孙光法当过红卫兵，他说那是大势所趋，只能随大溜儿，没得选。话虽这么说，他从来没觉得“文革”是错的。孙光法收藏了很多主席像，但都是他后来在古玩市场买的，早些年自家贴的主席像没能保存下来。孙光法回忆，1980年后，说不能搞个人崇拜，于是学生们挨家挨户把主席像全揭掉了。现在，没人再干涉他贴主席像、收藏像章了。
孙女读初中时在一篇题为《心愿》的作文中写道“要上好大学，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跟着我享福。”孙光法提出了批评，说大学生是国家的人才，为人民服务才是根本宗旨，让家人跟着享福，是错误观念。“我们家的孩子，都教育要为公、为民，不要为自己。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而不是为小家庭利益的世界观。”
李牧送了孙光法两套安迪·沃霍尔画的主席像，孙光法贴了一套在彩钢板房的墙上。“反感我就不贴了，主席像还能不接受？”
还有些人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这些主席像，他们是村子里遍布的旋木作坊（把杨木旋切成薄片，供加工板材用）的主人们。因为这些作坊，村里裸露着泥土的道路边，撒满了碎木屑，两侧杨树林里，摆着晾晒的杨木片，白花花的一望无际。除约三分之一家庭经营旋木产业外，不少村妇、老人，只要有动手能力，都在旋木作坊打工。村中干涸的河沟就是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一到雨雪天，街上就会泥水成河。村里墙壁上、电线杆上到处涂抹、粘贴着大小广告标语和招贴，但没有倡导文明生活的宣传，甚至连官方的政治、政策性口号都难觅其踪。
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赚钱，才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波普主席像就是一张画。
村民们很快也习惯了主干道上那三张两米高的主席像，连外村人路过都不会扭头看了。频繁通过的大卡车扬起风尘，给主席像盖上了一层土。主席像已经与墙体广告一起，融入了村庄。
李牧的展览引来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多国人士前来参观。整个仇庄的老少爷们平生第一次见老外，由此打消了李牧在外面混得不好的猜疑。李太斌也重新认识了儿子所从事的艺术职业。这似乎成了李牧这个展览的最大收获。（焦东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