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觉醒时期的普遍性焦虑
中国城市中的“杀马特”亚文化的兴起，要早于90后农民工长成的年代。“杀马特”开始是属于城市街头青少年的。一般认为，这是受到日本80年代末兴起的“视觉系”摇滚音乐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另类文化。
中国的“杀马特”，与音乐已无任何关系，而成为一种主要属于青少年、带有街头文化色彩的另类时尚。一位“玩过几年非主流”的上海高中女生声称自己现在“超级讨厌杀马特”：“烫个爆炸头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没文化没知识、恶心、幼稚、白痴……杀马特只会靠父母养， 那衰样能找到好工作！”她所痛斥的杀马特并非90后农民工，而是出身城市的青少年。她的话也道出了杀马特文化的一些秘密与问题。
中国的杀马特文化主要属于青少年，尤其是较下层的城市青少年，原因在于，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个性觉醒的时期，尊严与荣誉感觉醒的时期，人在这个阶段往往有一种普遍性的焦虑，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卓尔不凡，急欲通过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存在。而这一时期他们又普遍缺乏证明自己的资本。内在的东西不足，就靠外在的东西来标新立异，引起关注，申明个性。成绩优异的孩子有炫耀的资本，家庭优越的孩子也有炫耀的资本，甚至长相好的孩子也心气平和得多。而这一切都缺乏的孩子则更容易走上杀马特之路，标新立异，以表达个性，彰显存在。
比如，网上大量推销杀马特形象的发型屋广告，无一例外都是打“个性”牌，比如这样的解说词：“无比炫耀”、“超强个性”、“哥特摇滚范，潮流个性”、“发型回头率百分之百”，等等。而一个事业有成、成熟自信的人，自然无须用发型来证明自己。一惊一乍、夸张怪异往往源于匮乏，源自底气不足。
标新立异以显示个性，这是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普遍现象。而对90后农民工来说，在这里出现一种叠加效应。首先，作为青少年，他们具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共同心理需求与行为倾向；其次，与牛马般劳作一生的父辈不同，他们文化水平较高，从小生活相对优裕，个人尊严感因而也较强，更加追求个性之张扬，追求人之为人的生活。进入城市，一个丰富绚烂、充满吸引力的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然而，经济、文化上的各种劣势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也扑面而来。于是，作为一种心理反弹，“杀马特”在他们中间也迅速扩大、流行起来。乃至，这个本来发生自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如今几乎成为90后农民工的一个标识符号。
中产阶级遇见洗剪吹
杀马特形象最典型的代表大概就是“发廊小弟”，理发店打工者，这一群体因工作关系，需要以年轻、时髦的外表示人，他们最早实现了“杀马特化”。前揭歌曲《杀马特遇见洗剪吹》的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来刻画杀马特形象，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描写都很到位：“我”为改变“老土”的形象所以烫头，我要做个有用的人所以学洗剪吹，我们喝可乐喝芬达，这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物质时尚，我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则是“心太软”、“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这类知识精英视为低俗的歌曲。而所有的杀马特，都离不开“洗剪吹”，因为杀马特的根本标志是发型，是由“洗剪吹”塑造出来的，“杀马特”就是“洗剪吹”。所以，越南杀马特风格的HKT组合，一进大陆，就被网友送上“洗剪吹三人组”的称号，被极尽调侃与嘲弄，比如“具有亲切的农村非主流和农业重金属摇滚范儿”、“欢迎来到中国，你们一定能在五线城市站稳脚跟并盘踞当地发廊排行榜首”、“看三位穿的鞋，我瞬间石化了！”，还有人惊呼被其“销魂照片”雷得“外焦里嫩，人仰马翻”。
杀马特形象，本身是二代农民工群体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但这种形象却遭到了“城市人”的恣意嘲讽，可以说这种更新并不成功，或者说远不到位。在城市知识阶层、中产阶层看来，这种时尚上的冒进，反而“暴露”了自身土气、俗气的“文化贫民”真相，变得“惊悚”、“雷人”而难以接受。
这一点倒也毋庸讳言，在“城镇化”成为深化改革重大战略目标的背景下，需要正视的是，农民工、新移民群体，不仅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同样匮乏。
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甚至比经济资本更能标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布迪厄强调，人们在文化实践、文化消费方面表现出来的趣味、审美偏好，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这种趣味差别体现在对音乐、绘画、文学的喜好上，体现在对服装、家具、烹调等的选择上。所以，布迪厄用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阅读《费加罗文学》等为指标区分社会等级。
审美趣味，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密码。趣味相当的人，举手投足，心领神会，更容易成为朋友，结成圈子。趣味不同，则要么不理解，要么心生鄙夷，难以深入交往。文化资本还有更功利的一面，比如，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从政更得心应手，父母经商的孩子，商业头脑也往往较好，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方面的信息，对这种文化极为熟悉，“子承父业”后，不需要特别帮助，他们就知道如何去找资源、拉人脉，按照这个行业游戏规则来玩。
对欲融入城市的二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文化资本上的劣势无疑是他们真正实现城市化的一道玻璃门，这种劣势可能比经济资本上的劣势更难以克服。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经济资本不同，它是个体在漫长的成长时期逐渐习得的，家庭是文化资本的始源，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场域。要弥补文化资本上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教化过程，无法实现暴发户式的转变。归根结底，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杀马特现象凸显，也说明“人的城镇化”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使命。
杀马特作为一种另类文化现象，一种青少年街头文化，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街头嘻哈文化。但杀马特不应成为标识二代农民工群体的专用符号。这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现象，是半城镇化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个阶段应该尽快过去。让二代农民工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是城镇化的目标，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实际上，中产阶级们“消费”杀马特，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相比成熟的现代文明，中国现在的各阶层大概都处于杀马特阶段。那些住在“夏威夷公馆”、“加州小镇”、“莱茵城”、“爱丁堡一号”里的中产阶级们，那些抱着速成手册学习酒会、舞会、音乐会礼仪的小资们，那些佩戴粗大金链、爱马仕、LV的土豪们，在西方人眼里，或许都是杀马特、洗剪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