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必破的逻辑
在破案率排名重压之下，刑讯逼供，弄虚作假经常成为破案的某种“捷径”。
今年49岁的刘卫中至今仍逢人便说自己杀了人，并绘声绘色地讲出“作案”细节，在河南省尉氏县锦被岗村，没有人把这个精神病患者的话当真，然而只有警方相信了。
2009年，河南开封市尉氏县发生一起命案，刘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命案宣布告破，刘因被鉴定为患有精神病，没有承担法律责任能力为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2010年5月，此事经媒体曝光后，河南省公安厅通报，尉氏县公安局局长郑伟因在命案侦破中弄虚作假，谎报命案，被免去局长兼党委书记职务，调离公安机关，一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和五位办案民警均被免职。
在开封市的政府网站上，至今仍能搜到《开封市公安机关2009年冬季命案攻坚纪略》的报道：2009年11月份以来，全市集中开展冬季命案攻坚，最大限度地侦破年内未破命案、往年命案积案，并确保在此期间新发生的命案全部侦破。2009年，全市共发生命案74起，侦破72起，命案破案率为97.3%.而这起谎报的命案即在此侦破之列。
与此同时，另一起震惊全国的冤案令河南公安机关更为被动。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已服刑11年的赵作海无罪。赵称曾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
在急功近利地强调破案率时，它与冤假错案就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一位从事20余年刑侦工作的刑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谓命案必破表达的是公安机关的决心和负责的态度，是必须去破，而非必定能破。
陈刚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破案率已是很落后的考核手段，它更像是戴在警察身上的枷锁，为了应付上级指标，基层就会人为地添加水分。”
实际上，破案率有诸多不科学之处。陈刚举例说，某西部偏远地区若一年只发生两起命案，侦破一起，破案率为50%，某沿海地区发生100起，侦破80起，破案率就高达80%，“后者指标高是因为基数大，其实还有20起命案没有侦破，所以不能以这个指标作为参考，武断地得出后者好于前者。”
废除破案率只是时间问题
从对破案数量的激进追求到废除破案率的理性回归，河南警方的转向其实并不偶然。河南省公安厅对《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回复中称，十项措施是为了全面落实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文件精神，解决公安执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废除破案率等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是防止民警因办案指标和“限时破案”压力而刑讯逼供、办错案、办假案。
三中全会过后，公安部提出，将建立全国公安民警违纪违法12389专用举报电话及互联网举报平台，种种迹象表明，公安执法权将更大程度地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
废除破案率以后如何督促民警的工作？河南省公安厅在回复中称，废除破案率只是“强化执法质量考评结果运用”的内容之一，警方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执法办案考评标准，建立以规范执法为主线、以群众满意为主要目标、以各部门参与为基础、以信息化考核为主要手段的科学绩效考评体系。
在追求破案率的时代，排名末尾的单位不能参加各项评选，而十项措施更看重执法质量，规定年度内发生冤假错案的单位，直接评定为执法质量不达标单位，凡报评“全国优秀公安局”“全省先进公安局”以及报评全国、全省“优秀基层单位”的，执法质量考评结果必须是优秀。对所有执法人员及单位的表彰奖励，必须征求法制部门的意见，坚决杜绝“带病奖励”，确保奖励质量。
然而，除了对废除破案率的叫好声外，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认为，作为基本工作指标的破案率取消后，或可出现有案不立，久拖不破的情况。“防止冤假错应该增加追责到底的规定，而单单取消破案的指标。”史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眼中，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还是提高破案效率是一种价值选择。依法办案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只有在这个前提才能考虑效率。“为了权利而牺牲效率，这是法治社会应该牺牲的代价。”
河南省公安厅相关人士称，取消破案率的考核参数后，取而代之的是“群众满意度”的考核标准，但具体内容并未透露。陈刚建议可考虑某些地方公安已实施的“三联单”制度，即群众报案后可凭报案单查询办案进展，如有不作为可进行投诉。在陈刚看来，公安目前利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均能实现量化考核，任何执法流程都可在监管下实行，“当然，各地公安要因地制宜，但总比破案率的考核更为科学。”
长期研究刑侦的陈刚看来，早在2011年，公安部就曾下文严禁破案率排名，随着司法进步，全国公安机关取消破案率也只是时间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陈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