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这些是志愿者们反馈回来的部分数据，赫晓霞说，这些数据他们一直在做收集和统计，并在网上公布。
赫晓霞：学生小组来做，兴趣小组来做这样的事特别好，这个是在不同的站台上测的，这是测的一号线从公主坟到国贸，不同的站台上的数据，车厢里面的数据，测出来一个结果就是站台比车厢里高嘛。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它只是一个便携式的仪器，所以它测出来的数据实际上就反映的是某时某地它这一个小小的范围内它的一个数据，所以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那就积累了更多的数据了就能得到一个普遍的总体的数据。
解说：2013年10月18日，北京市通过《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宣布将发布雾霾预警，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采取“停课”“停车”等措施，简称为“六停一冲”，在严重的空气污染面前，从政府到普通民众，各阶层的态度都开始有了改变。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详细列举了十条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治理计划，此后中央财政又安排了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曾子墨：现在我们也终于看到政府有一些新的动作出台，比如说这两天刚刚出台了一个50亿的方案，要治理空气的污染，但是不少的人都可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50亿投进去了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潘小川：这个我想，大众应该有一种心理准备，空气污染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就是产生的，而是国内从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全国性的这种污染的情况，从美国的资料来看呢，PM2.5的降低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降低也不过就是20%，下这么大的力度，越往低了降低越难。
解说：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在上世纪上半叶被称为美国的“雾都”，尤其是1943年二战中洛杉矶遭受到光化学烟雾污染的袭击，累积空气污染物达到惊人的高度，这一事件促成美国于1947年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地方空气质量部门，并在当地建立了排污许可证制度。5年之后，伦敦也发生烟雾事件，4天之内伦敦市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人。
潘小川：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我们一般在学术上讲，是属于汽车尾气型的，它就跟伦敦不一样。它是因为当时五十年代的洛杉矶汽车比较多，造成汽车尾气二次污染物，那时候臭氧比较高，一些特殊的氮氧化物浓度比较高，伦敦烟雾事件是煤烟二氧化硫，日本也有，日本像四日市哮喘，那个事件也是由大气污染造成的。
解说：伦敦烟雾事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其后一系列严格的空气污染防控法规也随之出台。世界卫生组织认为，PM2.5小于10是安全值，并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PM2.5标准，全球大部分城市都未能达到该标准。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治理，目前普遍将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5微克以下，其治理过程也伴随着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不断磨合，直到现在仍在继续。
曾子墨：那在您看来，如果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或者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让北京的空气质量好转的话，有哪些是可以做的？
潘小川：我觉得最主要的关键因素还是减少排放，就是工业的排放。因为它积累了很多年，北京周边的环境本身就不容易扩散出去，北京的高空空气里边可能一直有蓄积。
曾子墨：很多人可能听了这个解决工业排放的问题，就会说道理大家都明白，实施起来阻力太大。
潘小川：比较难，对。其实就是更多的从科技角度搞一些创新，能不能够比如说汽车的保有量不减少，或者说缓慢的增加，但是把油品的品质提高，单位的车的污染物的排放降低了，工业生产你还可以增加，那些污染的消烟除尘措施啊，那些环保的设备你上的多一点。
曾子墨：您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吗？像北京周边的这些工业排放它们的环保标准或者是说一些环保设施，和世界上其他同类的比如说发达国家的工厂相比较的话，我们处于什么水平？
潘小川：其实我们环保的技术包括环保设备有些都是进口的，不会比国外的差多少。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在执行的时候，在运行这些环保设备的时候常常出问题。由于个人的利益，GDP经济利益的驱使，国家要求工厂安装这些环境保护设备了，但是它不开，来检查了开一下，不检查它就不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行政管理、环保执法的力度怎么能够加强，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解说：民间对于雾霾自发的应对方式已经悄然而生，有人选择在家安装空气净化设备，有人在雾霾天戴上了口罩，有人更多地选择了绿色出行，降低排放，每天在路上奔忙着的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就有着自己的感受。
王师傅：按理说我们得防护啊，因为你不能戴口罩啊，是吧。除非戴口罩要不没有别的，无非就是拿这毛巾擦擦手吧。
记者：拿毛巾擦擦。
王师傅：对，擦擦手，都那样，你要是天气好的时候我都感觉有点想大口呼吸，你知道吗，你天气不好啊就跟这似的，反正心里都觉得别扭。
解说：王师傅的家在北京郊区，他对那里的空气质量很满意，每次回家他都有想大口呼吸的感觉，跑出租十多年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的沙尘明显减少了。
王师傅：沙尘少了，因为我家密云的嘛，密云现在那个根本就不让种地了，你明白吗，就是全都退耕还林了嘛，为了防止北京沙尘暴。
记者：沙尘。
王师傅：哎，对对，对，现在根本没地了。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环境治理在变好？
王师傅：对，这样好，环境治理变好，是，应当这样的，奥运会的时候反正那个变化挺大的。
解说：从1998年起，北京官方每年都公布一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叫做“蓝天指数”。1998年的北京记录了100个蓝天日，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86个，而就在今年年初，这个指标正式被PM2.5浓度代替。
赫晓霞：我觉得应该是知情决策，尤其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要很准确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空气的质量是什么样的，空气污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在我知道了这个风险的确切大小之后，我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权利，我选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
曾子墨：2012年3月，北京市政府下发的治理空气污染2012—2020年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PM2.5等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比2010年下降15%，到2020年，主要污染物的年均浓度比2010年下降30%，虽然离空气质量真正达标的那一天看起来有些遥远，但我们所做的每一点努力都在影响着这个数字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