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就出走
赵立众被刺后，他的一位医术出色的同学次日便递交了辞呈。
从一开始，于莺就对陈奇锐表示，在医院暴力这件事上，要尊严、要安全是对的，但根源在于医疗体制，要往这方面引导。吴明营给出的意见也是，要引发深入和理性的思索，推进体制改革。这一诉求被写进了公开信，获得几乎所有医生认同。
宋冬雷直观感受到改革的困难，是在与卫计委领导的座谈上。领导们都知道医疗体制要改，但怎么改、步子迈多大，并无定论。
常获热议的几个改革抓手都面对掣肘。公立医院普遍反对医生自由执业，认为会使管理困难，也对培养者不公平；医保覆盖短时间内难有大幅度改进，而医疗价格体系也是一时难以撼动——尽管药物和耗材价格“有很大空间能杀下来”，以提高服务价格。
一些无法改变制度的人，已经从改变自己开始了——出走。
云南的心血管病专家周乐今是出走者之一。他是从公立医院出走。自由执业3年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返璞归真重新回到了医生的本职。”
周乐今解释，自由执业后，自己像开饭店一样，完全调整成了服务的心态，再没遇到过从前司空见惯的医患冲突。
另一些医生则出走得更远。
赵立众的同学中间，最出色的一位医生深受赵立众遇刺事件触动，在事发次日就递交了辞呈，去了墨尔本。前阵子，老同学打来电话，说拿了医生执照，还刚买了辆保时捷卡宴汽车。赵立众算了算，老同学里已有三分之一选择了出国。
还有一些医生，自己走不了，但他们发誓不让子女走进来了。
律师李惠娟记得，十几年前自己在讲座上调查过，在座的年轻医生超过80％父母均是医生，但最近一次调查结果仅为12％，“几乎没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当医生了”。
那些留在这个行业的人，内心的一些东西已经变了。孙琦和妻子都出生于医道世家，在同一家医院上班。入行前，他还憧憬日剧《回首又见他》中江口洋介那样潇洒的白大褂。而现在，主任常批评孙琦态度冷漠。孙琦则坦言，唯一能做到的是不把对前一个病人的情绪迁怒到后一个身上。
实习4年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实习医生刘守尧承认自己不会像以前那样为病人着想，“现在处理病人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
刘守尧治疗过很多骨折的患者，遇到的总是挑剔的眼光，“病人一来就是防范”。他坚决不同意同样学医的女友再去当医生，“付出和得到不成比例”。
“毕业后我不会做医生了。”曾经从医3年的同济医学院博士陈末思既不喜欢紧绷的工作状态，也关注社会对医护行业的批评，不愿“站在社会的对立面”。
在武汉同济医院实习的王雅琴感到身边的同学逐渐在远离医生这个职业，很多转而从事一直被自己所轻视的医药代理。
甚至一些连尚未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也开始出走了。
黄微尚在学校时便下定决心改行。在校时，黄微便被导师的工作状态所震惊，早上出门诊，下午参加医院会议，晚上参加学术沙龙，“最后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六千”。实习时，他也曾目睹大量的医患冲突，原因都让人啼笑皆非，“有时就因为远途来的想先看病也会打起来”。
2012年，在王浩身亡、赵立众受伤后，黄微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改行。与他一同毕业、逃离的，还有班里一批已经保博的同学，“最后都没有去读”。
而宋冬雷这些仍留在这个行业，也仍留在国内的医生，对温岭事件后医生群体头一次发出共同声音抱有期待——毕竟这种理性、客观的声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也引来了媒体关注。
“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了。”宋冬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