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杂文写作
写得浅薄了也该承认
记者：读书中文字，感觉到你写自己或同龄人经历的文章很流畅。相比之下，一些杂文显得有些生硬，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蒋方舟：会，这其实跟写稿的时间，包括对稿子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关联。现在我也没有再写专栏了，因为大多数都是很仓促去写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觉得说不清楚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记者：在书中，你多次提到自己有点写不动了，“写作带来的满足感，越来越小”，这是一种牢骚，还是写作中遇到了瓶颈？
蒋方舟：没有，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太少。我昨天在看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访谈，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5点钟起床，出去散个步看太阳升起，然后回来喝咖啡在书桌前写一上午，中午睡一觉下午再继续写。其实特别羡慕这样的生活，跟他比起来，我们大部分国内的作家都是不合格或业余的。
记者：写杂文是一件挺严肃的事情，你的这些杂文有的涉及很宏大的话题，而且用了很多的引言，如果把握不好或引言不准确，担心造成读者的误读吗？
蒋方舟：如果老这样担心的话，其实就变得什么都不能写了。这里面的文章很多整理完之后才发现，现在的想法跟我写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我每一篇后面都有加一个附录，写了现在对于里面很多问题的一些看法，包括我觉得哪写得不好，哪里浅薄或者幼稚的地方。这是一种反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谈工作
笑称自己像青楼头牌
记者：每年的大学毕业季基本上都被称为最难就业季，你毕业的时候有过这种压力吗？
蒋方舟：当时我特别迷茫，周围所有同学的那种焦虑会影响到你，我记得当时迷茫到打车时都会问出租车司机，“你觉得北京户口到底重不重要？”然后他就跟我讲重不重要，听完了之后也觉得很有收获，那时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当你的人生导师。后来去《新周刊》因为给予的空间比较多，相对比较自由，所以钱也比较少。
记者：能介绍一下你在《新周刊》的工作吗，除了写稿还负责哪些工作？
蒋方舟：具体的工作就是每周开两次会，然后写稿、采访，然后编辑或是修改一下稿子。偶尔也会有一些公关之类的工作，比如有的广告主要做软文采访，他们就会这样说，你们不是有个年轻的副主编吗？可以让她过来采访一下。我觉得这就有点像青楼头牌的那种感觉，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看作是一种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