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象二：亦官亦商
无论是查处的巨贪“村官”，还是被网民举报的巨富“村官”，他们往往集商人与“村官”于一体。在珠三角，拿到一张“村官”的名片，几乎同时也是以该村（社区）为名的开发公司或者经联社的董事长。
记者发现，多数涉案“村官”都有这个共同点，他们既是城区村（社区）的主任、副主任，同时又兼任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以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为例，他是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和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自1982年开始做生意。周伟思在落马前称，自己的资产来自拆迁补偿及经营。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分析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掌握着村集体资产大权的“村官”们游走在村民和开发商中间，自己也搞起了开发，集体资产也就在运作中变成了私人财产，或者通过牺牲村民集体利益换取开发商给个人的好处，从而成就了“巨富村官”。
除了村办企业，一些“村官”完全是“身兼两职”，甚至可以说“当村官是兼职，做生意才是本职工作”。在今年被曝光的中山“亿元村官”案例中，社区党委书记和居委会副主任两人名下的企业和其房产物业一样，也是多得自己都记不清楚，经商已达19年。
怪象三：两头都不靠 谁都管不着
广州、深圳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表示，法律上对于收受贿赂的“村官”不存在“管不到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多数“村官”处于犯罪与违法违纪的中间“灰色地带”，或者说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就是因为其身份上的特殊性，导致对其监管的盲区。
“是官不是官，是民不是民，两头都不靠。”一名纪检干部如是说。
负责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区“亿元村官”案件的小榄镇纪委书记冯结红说，村干部不是公务员，不受国家禁止公务员经商的有关规定的限制。现实中，一些地方只是由镇、街道一级出台一些内部文件，作出一定的“软要求”：社区干部应专心于社区管理工作，上班时间不可用于经营。但这样的“规定”更多的只是一个“形式”，根本起不到约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