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可不一样得很”
当在别处时，人们会说杨辉黑黑的脸庞是典型甘肃人的西北样貌；但在这个位于甘东南的贫困县县城里，人们反而又会说他不像个本地人。这个16岁的回族小伙一米七多，小胡子和头发一样浓密，不戴民族特色的白色礼拜帽，却架一副黑框白腿眼镜，一身时髦的运动服和一双亮色的名牌运动鞋，都与当地孩子有区别。他开口说话时，是一嘴像模像样的“京腔”，各种“就是说”、“内个”和“不儿道”(不知道)挂在嘴边。
一位堂婶说：这孩子可不一样得很。
杨辉的装扮和谈吐，和他一年之前的生活更为贴合。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直至初中二年级，杨辉一直随做生意的父母生活在北京。从宣师二附小(现登莱中学)到广安中学，杨辉在7年里过的是北京宣武人的生活。在父亲杨牛胡看来，小杨不错。“这孩子学习成绩、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思想水平都还行，能够和北京的中学生们接轨。”父亲说。
接轨接得最严实的一点，就是杨辉对新闻和时事的关心。
从八九岁时，杨辉开始受父亲的影响捧起了报纸——这个同龄孩子绝少碰触的东西。他每天要帮开饭馆做生意的爸爸买早晚两份报纸，开始时，杨辉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翻看一下那些版面。逐渐地，他取代爸爸成了两份报纸的第一读者。随着这个过程，他在听大人们谈论时事时所在的位置，也渐由外围旁听变成了置身其中。小杨说，指引他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就是个兴趣。
杨辉开始上网。他上新浪网、人民网和腾讯网，都是为了看新闻。他说自己的上网时间安排是“6-2-2”模式：60%用来看新闻、参与时事讨论，剩下各20%用来聊天和玩游戏。手里的老式手机已经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了，他磨着爸爸给他买了智能手机。
不过杨辉自己也承认，自己在关注那些社会热点时，流露得更多的是情绪和诉求，少有理性思考和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的腾讯微博上，他会在“山西挖眼事件”下面评论道：“祖国，请保护好你的孩子吧！”又会说“房叔房婶什么的都弱爆了！人家济南的房祖宗拥有的是十六栋楼”。
“在我这个年龄，可能就是情绪化的东西多一点吧。”他说。
不管怎样，杨辉和同学们交往得不错，他发现周围的学生都比较热衷于讨论时事热点。然而这一点，很快因为被迫回乡而成为了他的过往。
闷葫芦的一声吼
北京的生活注定没法再继续了，因为身背甘肃户口的杨辉，没法在京高考。
杨辉是个学习不错的孩子，在北京时他的成绩常名列年级前茅。父亲和他自己都对未来寄予很高期望，就这样家里人不得不决定：让杨辉在读完初二时就回到老家，从初中起就扎实地接受地方教育。
杨辉起初无法接受这个转变。“很无奈。高考制度这东西咱也改变不了，心里确实不平衡。”2012年夏天，他告别了父母、老师、同学以及两份早晚报，回到了甘肃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穿着入时漂亮的运动服，小杨搬到了县城东北的张川镇，和爷爷奶奶住在一处闭塞的平房小院里。到了晚上，16岁的小杨要和爷爷奶奶挤在一张炕上，偶尔抱怨一声“烂床”。一日三餐很少见肉，也让这个正长身体的小伙子不满。在奶奶看来，离家多年的孙子好像和小时候一样“乖”，但实际情况是，杨辉已经成了个闷葫芦。他回家后不会和两位老人交流，只对生活上的事情做些必要问答。除了写作业，小杨就在那张一米宽的小桌边玩手机 。
多年不在老家，周围的环境都是陌生的。有几个“玩得来”的，但大都是凑在一起四处游荡消磨时光。也有开微博使用社交工具的，但大都是写些平庸琐事或乱发感想，活跃程度也没有北京的学生高。在父亲杨牛胡看来，儿子回老家后思想状态产生了很大变化。
有一次杨辉给父亲打电话，说“太郁闷了”。父亲问：儿子，咋郁闷了？小杨说：没人说话。闷得没招了，小杨会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大声“吼叫”一声。
用父亲的话来说，儿子在北京做啥都有精神，回了家以后做啥都没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