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当天，晚高峰时分，我陪他坐北京地铁二号线赶去参加一个饭局。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他谈兴甚浓，谈启蒙，谈他的社会理想和实践。旁边一位二十来岁的农民工用狐疑的目光反复打量他。
和王功权一起挤地铁的机会并不常有。事实上我们走向地铁的时候，我心头一惊。还好他并没有掏出公交一卡通，否则我怕会无节制地揣测他的落魄程度。
饭局在一个偏僻胡同的餐厅里，我们绕了两圈才找到。迟了许多，桌上只剩残羹冷炙。他吃了两块冷掉的肉饼，摊了50块饭钱。席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职业，问他是律师还是教授，他说自己是社会贤达。
他在这里停留近两个小时，说了很多话，都很温和。
“你现在还是有钱人吗？”离开时，我们一起等出租，我忍不住问。
“你觉得多少算有钱人？”
“大概……资产过亿？”
“那我不是有钱人。”
在出租车上，我们继续探讨他是否算有钱人的话题。司机师傅终于忍不住回头说：“有几千万也算有钱人了。”
司机师傅并不知道，后座这位貌不惊人的中年男人，在2011年“私奔”事件甚嚣尘上时，人们曾热情高涨地推测他的身家，有人说是10多亿，有人说更多。
但他先是和前妻离婚，一切都给了前妻。之后又放弃巨额财富，离开了创投圈。
“我觉得生意人的身份很无聊。”他描述了高档酒会的场景：生意人们捏着酒杯走来走去，想和对自己有用的人结交。但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人，他们虽然拿着酒杯应付着，眼睛却扫视着全场，极力寻找更有价值的攀谈对象。一个人如果没人理，就只好尴尬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不入流。
“如果不细想，就会觉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渴望的主流社会的生活。甚至会得意于自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高兴今天又见到很多值得见的人。但如果往深里去想，就会觉得好功利，好肮脏，好无聊。”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一个敏感的人。
对于他所身处的商界，他一直有种疏离感。“我觉得这些不是我的力量应该专注的所在。”
现在，他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了公民社会建议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课题也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转型”。他早已告别了为各种可能性“打卦”的时代，他愿意在实践中学习。
中国的企业家常常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很软弱。他们在心里支持社会进步，但在行动上，又往往很保守。事实上，企业家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并没有到急需的程度，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他们靠自己的影响力可以消化掉，民众承受不了的东西，他们可以摆平。既然不构成燃眉之急，他们就会评估风险。
王功权不一样，他不愿意做犬儒。他热心公益，为他所见的不公的事情奔走，以至于他的朋友常常劝他善自珍重。他的新浪微博和搜狐微博都被销号，只余腾讯微博，他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各种弱势群体。
他这一代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王功权大学读《青年马克思》，深受影响。其后的经商生涯中，他极力坚守自己原则，也因此失去很多机会。不合谋则处事艰难，合谋则良心不安，久之便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走到了希望推动社会进步的道路上。
“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和我一样为难，要么就同流合污，要么就做事艰难，这样心里很苦。我也不愿意看到我那么多朋友本来都很善良，只能同流合污，以至于失去内心的美好，不能获得救赎，自己都觉得圣洁不起来。我也不想看到那些官员本来也很优秀，却只能被迫说自己都不信的话。”王功权说。他抽掉烟盒里最后一支烟，这是一个小时的关于社会进步问题的访谈中的第五支香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