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内的藏羚羊（大公网记者 姚勇 摄）
“铁血守卫”反藏羚羊盗猎
嘎玛才旦翻出一张去年他在巡山途中跳舞的照片，说：无论是巡山、还是驻站，最大的敌人是寂寞。“巡山时十几天看不到别的人，也几乎没有外界消息，到最后熬不住了，就唱支歌跳个舞调节情绪。”
考虑到队员的生活，如今，巡山和驻站的周期缩短至15天一班。近几年，随着保护站条件改善，站里建起了光伏电站，电视、电脑都派上了用场。而在上世纪90年代，对抗寂寞只能靠查案。“没案子时，俩队员你看我、我看你都没劲，一接到线索，立马就感觉来了精神。”嘎玛才旦说。
经历了藏羚羊盗猎高峰期的可可西里第一代保卫者，都有说不完的反盗猎经历，嘎玛才旦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6天6夜的追捕。
“当时是6月，到了藏羚羊去卓乃湖的产羔期，我们接到线索说一群盗猎者要进可可西里，有枪有刀有黑社会背景。”接到线索后，嘎玛才旦与队友一行驾驶三辆车，往卓乃湖方向进发。
“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走哪条线路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找。”在无人区兜兜转转了6天6夜，没找到一丝踪迹，终于在第六天晚上狭路相逢，嘎玛才旦记得，远远看见三盏车灯后，队友们立刻端枪上膛，只等会车时，一对一地去堵住对方的车。
谈起制服过程，嘎玛才旦至今仍觉后怕。“对方可能以为我们是‘同行’，快会车时也没有提防。”嘎玛才旦说，直到逼迫对方停车，才出现争斗，“鸣枪警示后，队员们打瘪了对方的车胎，然后冲上去。一片黑暗中，只能借着车灯行动，一阵枪声、一阵嘶叫声过后，拿下了8名盗猎者中的6人，另2人趁乱逃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回去清理现场，发现路边地上扔着一把上了膛卡了壳的枪，才知道，头晚熘走的2人，趁着黑还准备朝我们放冷枪，结果枪卡了壳，他们才跑了。真是运气好。”嘎玛才旦搓了搓手掌，不禁感叹。
“铁血守卫”方式难以为继
扛着枪开着车，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内寻找盗猎者的踪迹——这种最原始却也最奏效的“铁血守卫”的方式，一直坚持至今。
持续10多年的高强度反盗猎，也取得明显成效：自2005年以来，在可可西里已经很少能听到盗猎者的枪声；同上世纪九十年代藏羚羊种群濒危仅剩2万多只时相比，目前，可可西里野生藏羚羊数量已逾6万。。
“铁血守卫”之所以成效显著，得益于武器装备的优越和对盗猎者的严刑峻法。巡山队员配的枪支弹药，是军用中最先进的，盗猎者使用改装枪支大多不敢正面对抗；而中国政府对于藏羚羊盗猎者的处罚也相当严格：偷猎2只藏羚羊便可立为重大案件、3只则是特大案件，“特大案件”的刑期便在15年以上。过去十几年破获的藏羚羊盗猎案件中，盗猎者基本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可西里一代保卫者却为此付出个人的青春和健康。常年在高寒缺氧的野外环境中工作，嘎玛才旦患上了关节炎；而队友们也几乎人人都有关节炎、肺水肿、腰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
嘎玛才旦找出他和队友们巡山的照片，逐一向记者讲述：
巡山中要跋山涉水，车经常被水冲，第一张照片是某年元月晚上，车陷进了冰河，所有队员都下车站在冰水里。“队员们有一条默契：遇到这种情况，不管会不会修车，全部都下车，陪着站、帮忙挡挡风也好。”
第二张照片是巡山队员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推车，“说有非法采矿者进入可可西里，我们进去巡护，冬天的可可西里白茫茫一片，进去就迷了方向，回去的路也找不到，只能往前走。”
照片中最常见的场景是车辆陷进了泥泞。“夏天进山，可可西里有很多沼泽，一不留神就陷车，每天只能走30公里。”嘎玛才旦介绍，“这时候，我们就是比民工还民工，天天都在泥巴里，天天身上都是湿的。”
“我快40了，看上去像奔50的人，如果40岁后再让我上可可西里巡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嘎玛才旦叹了口气，无奈地摇头，“把青春扔在这里，我不后悔，但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可能不会再来可可西里。这17年，太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