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头牛是生态循环核心
弘毅生态农场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农场主蒋高明的身份，也在于它独特的生产方式。
2000年，蒋高明在内蒙古主持一个有关退化草原生态恢复的试验项目时，产生一个新奇的想法，促使他回老家做试验。
“就是把草原的牛南下转移到农区，然后在草原上养鸡，我把它叫做畜南下、禽北上。”蒋高明说，这样做可以把农区的秸秆变废为宝，同时减轻草原的生态压力。
2006年，蒋高明找到时任村支书的蒋胜利，说了承包土地养牛办农场的想法，但蒋胜利不感兴趣。
“在村民看来，养牛不是高科技，如果养，他们可以养1万头，可还是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蒋高明说，他只能反复游说村委会。2007年2月，蒋高明从各方筹到100万启动资金，以每亩高出市价150元的价格租到了30亩地，垒起院墙开始他的试验。
如今，农场院子里的七八个养牛棚里，养着58头育肥牛、60头母牛，它们是农场生态循环系统的核心。牛吃的是玉米、花生、小麦等作物秸秆，粪便用来肥田，和秸秆、水混在一起可以制造沼气、沼液和沼肥，沼液还能用来预防病虫害。
农场的专职养牛工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村支书蒋胜利。每天早上5点，他来到农场，花三四个小时喂牛、打扫牛圈，下午再干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蒋胜利自由支配，每月可领1500元工资。
“我这个岁数出去也干不了什么，在这儿挣钱不多，好的是不离家门，不耽误种地。”蒋胜利说。
养鹅除草“试验很成功”
农场院内的三间平房里，分门别类放置着各种实验器材、仪器，保存着几乎所有当地昆虫的样本和农场建立以来所有作物的样本、数据。
蒋高明指导的农学硕士、博士很多都住在农场，少时六七人，多时二十来人，他们像村民一样在田地里忙活，还要记录作物成长过程，进行各种各样在村民看来“奇怪”的试验。
创办之初，农场采用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办法，把村民不用的农作物秸秆买来饲养肉牛，牛粪还田、生产沼气，在坚持“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用添加剂、不用地膜、不用转基因”的“六不”前提下，试验各种消除病虫害、减少杂草、提高产量的方法。
中科院植物所的博士生郭立月从硕士时起就师从蒋高明，曾做过用牛粪养殖蚯蚓的试验。现在，他在做的是无毒除虫的试验。农场院内和四周的20多盏光谱诱虫灯，就是郭立月的试验之一。
每当夜幕降临，挂在树下的诱虫灯发出紫色的光，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郭立月说，试验刚开始时，一盏诱虫灯一晚上最多曾抓到过十多斤害虫。
根据郭立月的试验数据，即使不打农药，单靠诱虫灯，也可以杀灭百分之七八十的危害花生的金甲虫。
对于杂草，研究生们也有着不同于村民的看法。“除草不一定要全部铲除，只要保证不影响作物生长即可。”研究生乌云塔娜曾做过一个用家禽除草的试验。
她选了2亩玉米地，先在里边放100只鸡，后来改换成50只鹅，利用这些家禽的嘴去铲除杂草。
“试验很成功，不到一周，鹅就把杂草吃了个干净，而且它们都是从根部铲草，吃过之后草很难再长。”蒋高明说，家禽不仅吃杂草，还刨食土里的害虫，给地松土，排泄的粪便也是很好的肥料，一举四得。
试验三年薄田变吨产田
用生态模式种粮食，产量能不能提上去？在2010年以前，蒋高明和他的研究生们心里都没有数。
农场创办之初，听说蒋高明种地不用化肥、农药，村民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这不是要绝产吗？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用蒋高明的话说，用过这么多年的化肥、农药，土壤已经受到污染，即使停用化肥、用有机肥料，土壤也有一个转化恢复的过程。蒋高明估算，这需要三年。
试验前两年，田里的景象跟村民说的一样，草多庄稼稀，“院子里这块地，站在楼上就能数出有多少棵玉米。”
到了2010年，蒋高明心里有了底。那一年，农场院内的试验田，扣除水分、杂质，每亩收获了961斤小麦，秋季种植的有机玉米产量达到了1095斤，两项加起来，达到了吨产田的标准。而在承包之初，这里只是一片堆放建筑垃圾的土场，土壤厚度只有二三十厘米，是名副其实的薄产田。
给牛场带来经济效益最大的是肉牛养殖。2012年，养牛带来30多万元的纯利润。虽然院外处于转换期的土地产量没有提上去，但农场一年的整体利润已接近20万元。
“从科研的角度讲，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蒋高明说。
“有虫你不管，有草你不除，这哪是过日子的种地法？”尽管蒋高明的农场“从科研角度讲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样的成绩没有赢得村民的青睐。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农场的生态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六年来，这个农场在村民的惊奇、不解甚至嘲笑中坚守，也承受着理想碰撞现实的种种痛苦。
“草多的那块”成村民对农场介绍词
到了蒋家庄，要向村民们打听弘毅生态农场的地，村民总不忘揶揄两句:“草多的那块就是。”这几乎成了村民口中对农场的一句介绍词。
被村民说得最多的，是研究生在村东种植的一片花生地。与旁边的花生地截然不同，有地膜的一边属于村民，没有地膜的属于农场。村民的地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杂草，花生叶子绿油油的，而研究生种的地里，密密地长着杂草，花生长得又矮又瘦，叶面也微微发黄。
对此，农场科技助理曾彦解释，因为人手紧张，这块地还没来得及除草，如果处理及时，不会出现杂草这么密集的情况。
与农场相邻的是村民蒋建民的地，他对农场除草除虫的办法并无兴趣，照常该打药打药、该施肥施肥。
蒋建民算了一笔账:以普通方式种一亩地，只要打上10元的除草剂，这一季都不用再管除草的问题。如果靠人工除草，一亩地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一季庄稼要进行三四次除草，而他和老伴侍弄着4亩多地，还要帮儿女照看孩子，实在没有那么多工夫。
每亩补贴2000元，村民都不干
而在44岁的村民蒋庆礼看来，弘毅生态农场的试验眼看“要失败”了。
农场创办之初，蒋庆礼曾给蒋高明“打工”。双方约定，农场租用蒋庆礼的地，每年每亩补贴2000元，条件是蒋庆礼地里所产归农场所有，并保证不使用化肥、农药。
“种了一年我就不干了，小麦一年只打了300多斤。要是用化肥农药，正常亩产都在1100斤左右。”蒋庆礼认为，按照小麦每斤1.2元的市价算，加上人工成本，有机小麦价格一斤达不到4元，种植就不合算。
“老百姓又分不清有机不有机，他们不认这个价，在当地不好卖。”蒋庆礼说，虽然农场每亩地给了他2000元钱，他的收入没减多少，但劳动成本增加了很多，“太累，不干了。”
同样的，去年8月，弘毅生态农场的4亩有机苹果第一年收获。曾彦认为自己种出的苹果“产量不比村民的低，口感要好很多”。但在村民眼中，农场的苹果“个头普遍小，颜色也不好看”，在集市上根本卖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