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死刑判决应有更高证据要求
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留有余地还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强迫卖淫罪的死刑判决是不是不多了？
游伟：在司法实践中，强迫卖淫案件本来量就比较少，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的也不多见。在很多国家，利诱、强制性交易甚至强奸没有造成死伤结果的案件，也不属于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在中国，由于传统贞操、性权利观念的缘故，这类案件通常被认为是极为严重的罪行，这可以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中得到体现。
问题2：如何认定强迫卖淫罪，尤其是“强迫”，不少案件主要依赖证词，但被告人又一直矢口否认，是不是必须有物证？
游伟：从司法实践来看，强迫卖淫或强奸案，证据的获取、固定、采信等都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这也是常常出现证据“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因为此类案件的痕迹“物证”（比如“强迫”、“暴力”等）往往不易取得，大量依靠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即所谓言词证据，似乎只要相关言词能够吻合，形成证据链，基本排除了“合理怀疑”就行。不过，什么是合理的“怀疑”，标准似乎也十分模糊，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似乎也很大。
尤其是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因此，依靠较为单薄的言词证据去定案，常常出现司法判定上的风险。尤其是涉及重罪甚至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更高一些，似应建立更为严格的标准，否则，留有余地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今，司法实践中出现最多的是证人证言变化、被告人供述前后不一，甚至被害人陈述也存在矛盾，如果这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或者重大的量刑情节，那么，对其审查就要特别细致，有时则需要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做出慎重裁决。
问题3：什么情况下的强迫卖淫罪可以判死刑？
游伟：量刑情节最重要的是看犯罪情节，但法内情节经常界定不明确，比较含糊，弹性过大，比如法律上经常出现“情节特别严重”之类的用词，而对特别严重的“情节”又没有确切的界定。我想，既然我们说要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那么，就必须对这些“情节”尽可能做出具体化的规定，尽可能做出量化，增强司法上的可操作性。
具体到强迫卖淫罪，讲到情节特别严重，可能会有几种情况：一是，这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强迫卖淫犯罪集团；二是，案件涉及较多的未成年人；三是，如果判重刑尤其要适用死刑的，通常是造成了人身伤亡等较为严重的实害后果的。对此，必须综合加以考量，而不是仅仅凭借“法外”的某些影响。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由于法律上量刑情节及裁量幅度有很大的“弹性”，司法解释也不甚明确（这不只存在于强迫卖淫罪中，很多罪名其实都如此，甚至像官员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最高法院都没有将它们纳入“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范围）。我们所说的司法公正，其实是一种比较的公正，如果大家看到同类案件不是受到相类似的处理，就会觉得司法不公。如果法内情节不甚明确，那判决就更有可能受到法外种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舆论作用、比如当时人的反应，甚至还会有所谓“民愤”等等，这样，相似情节的犯罪，就有可能受到不同的对待。所以，如果法院不能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就会受到法外因素的种种干扰，就会对相似案件的被告人做出轻重不一的判决，就会形成司法上的不公正，也就会失去它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助长不良的社会风气，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及其应有的权威性。
（游伟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犯罪与刑事政策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