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受害者”
7月13日上午，肖马来家属找到张喜明的家属。在此之前，肖家听说张家在案发后也上过访，就想了解下，在张喜明背后，是否另有主谋？
不过，这场会面以尴尬无语告终。“张喜明家人还不够信任我们。”刘国勇说，等到该案进入审判阶段，披露了更多案情，双方或许能坐到一起。“我们家属之间没仇，都是受害者。”
6月底，刘国勇获知，此案共有8人被逮捕，该案已经移交检察机关。7月初，他又听说张喜明被提讯时痛哭流涕。同时，部分作案者开始翻供。
受张喜明所雇的张某，家里还有年幼的两个孩子。案发3天后，他的妻子在电话中告诉南都记者，她并不清楚丈夫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警察也没告诉她什么。她唯一确信的是，丈夫不在家，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小孩，已到崩溃边缘。
熟知当地拆迁情况的一位官方人士称，郑州市拆迁实行项目责任制，一旦有延期或发生不和谐，就会层层追责。大老营村所在的富士康园区建设，是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征地的重中之重。
郑州官方在5月30日见报的通稿中，否认大老营村的拆迁是为了富士康二期项目的建设，而是并村合城项目。但在此前，滨河办事处党工委负责人朱麦囤曾亲口告诉南都记者，该拆迁正是为了富士康二期。
在中牟县白沙镇工作时，朱麦囤创建的“联户代表”制度，曾一度被媒体和三农学界所推崇。但在航空港区，朱麦囤还来不及创新，就被大量的强拆任务所淹没。“肖马来的案子让他焦头烂额，听说他最近忙着准备调走。”一名知情者说。
按照郑州市的规划，该市将在2035年之前，将航空港区建设为全国大型复合枢纽和国际货运枢纽。
在这个城市化进程中，肖马来死了。家属在处理他的身后事时不断被告知，人命和房屋一样，都是可以用人民币来量化的。
五六月之交，刘国勇曾十几次给采访此事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咨询如何与官员和村干部们谈判。“他们让我先要价，你说我要多少才合适？”
5月31日，双方在新郑机场不远处的一家酒店内谈判。“他们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这是钱可以解决的吗？他们再问，我就要1000万，你给不给？”刘国勇说，“我就是要让他们也受受百姓的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