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针对“老艺术家”和“未成年人”这两个舆论标杆展开争夺：“常识不能被否定，更容不得先入为主地刻意曲解。李某某案的律师在呼吁与‘提醒’媒体的义务，而我们却只想和他谈谈专属于围观者的权利。声明呼吁社会有义务爱护和保护老艺术家们，但义务只能法定，社会对老艺术家从无‘必然的爱护责任’，如果说尊重艺术是一种人之常情，那么种种监督性的报道并不构成对‘老艺术家’的诽谤与伤害。恰恰相反，缘于他们是名满天下的个人，是可能掌握着不寻常社会资源的公众人物，围观者一开始就拥有着对其相关事务严格监督的权利……未成年人权利也理当成为所有人呵护的东西，但对此越界的提醒，乃至是大白于天下的告知，只会显现出过于功利的目的。在谈论李某某案时，我们在讨论什么？仅仅是他可能表现出的胆大妄为吗？这个虽然年轻但好像又躁动了许久的‘星二代’，他重复犯罪的勇气从何而来？舆论在发问，其间有对轻狂者的习惯性厌恶，更是在陈述一种对‘父辈庇荫’心理与作为的不满。”
行文至此，潇湘晨报终于可以说出社评标题的用意：“‘李某某’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公众用来造句的‘词’，它有关舆论块垒却无关其他，这才是最重要的。没有无缘无故的舆情指向，也没有被舆情轻易绑架的司法。李某某案被媒体与公众不约而同地关注，或是‘民意所归’，却绝非司法的舆论压力。因为公众从一开始期待的，就不是让李某某案重判，而仅仅是让该案足够透明与公正地被审理。李某某案如今虽然进入了司法程序，却依旧无法消弭舆情对于正义的集体焦虑。到底是什么妨碍了那些常态追罪进程的具体呈现？司法和舆论监督的边界为何再次被指称为‘暧昧’？一封告媒体书来得太不是时候，却也成为最悄然与真实的昭示。”
再加上中国青年报《保护老艺术家非媒体法定义务，“被劝酒”不是免罪理由》、华商报《李天一案件中的监督伦理之问》、北京晚报《李公子强奸案酒吧也有责任？》……总而言之，舆论监督者绝不接受那份“李天一新任律师声明”的立场，钱江晚报更是允许作者联想至昨日再审的王书金案，高呼《法律不容“无理搅三分”》：“李天一无罪辩护的可能性大增，当然这是律师的职责，这反而凸显了王书金律师不司辩护反司控诉这一天下奇观……公众甚至感觉受害人、法律人、媒体人和公众并不在一个时空对话，倒有点像在隔空喊话。”
末了，倒是腾讯另辟蹊径，在首页专题中允许编辑分析了一番《涉嫌轮奸的李某某无罪可能性何在》。责编王杨提出了“虽然在场但是却没有实施强奸”、“双方是自愿的，比如‘酒后乱性’”以及“李某某是病理性醉酒”这三种可能性，并向那些曾经因为警方声称“案情复杂”而勃然大怒的围观者宣布，“这四个字确实是存在的”：“通过大量案例的分析，也给广大女性提了个醒：其一，喝酒可以小酌怡情，但千万小心喝醉，大量女性被侵害的案件都跟醉酒有关；其二，如果真的被侵害，发现后应该第一时间报案，这样将加害人惩之于法的几率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