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法律本身没有对错，是执行法律的人出了问题”
南都：这十多年中申诉了吗？
王建平：判决下来后我马上开始申诉。母亲开始每个月都给我寄申诉材料，后来检察院决定不立案复查。直到2005年，父母受拖累很多，我的心理承受到了极限，感到实在无望便割脉自杀，但没死成。
田伟冬：家里一直在申诉，但到2003年就没再继续。因为没有新证据，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为申诉已一贫如洗，所以就放弃了。
南都：2003年畲祥林案出现后，给你们带来希望了吗？
田伟冬：看了案件报道后，也开始幻想，但也只是幻想。当时还不认为能翻案，但有的时候可以支撑我积极改造。当时心里有个目标，也许有一天能像他一样，但真没想到会出现翻版，完全是意外。
南都：没想到真有这么一天吗？
王建平：今年过年给家人打电话，他们说报纸上登了，真凶出现了。我很兴奋，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但也担心过去办案的从中作梗。浙江省高院法官提审我时，虽然没提到真凶已经出现，但我感觉到有了转机，坐下来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等了将近18年，终于等到这一天。”
田伟冬：知道消息那晚，我躲在被子里流泪。出来后我们5个碰过一次头，认为如果没有项生源出现，洗清冤屈的希望很渺茫。
南都：你们当时相信法律吗？
王建平：我那时真的相信法律。但当案子到检察院和法院时，我就知道没机会。稍稍懂点法就知道，证据证词漏洞百出。像朱富娟这么重要的证人，经过两次退查，补充侦查才找到证词，把我们定罪。我们始终找不到这个人，警方说现在他们也找不到。是不是很可笑？很可能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田伟冬：公检法是三驾马车，应当是互相监督。但在这个案件中，它们就像连体婴，只要一个环节坚守法律、坚守良知，就不会走到今天。法律本身没有对错，是执行法律的人出了问题。作为权力拥有者，应该反思，你在决定像我们这些小蚂蚁一样的老百姓的生命时，要更加审慎。
未来“人生已经被人为切掉18年，没有理由不珍惜”
南都：走出监狱那一刻什么感觉？
田伟冬：第一件事就是跟妹妹抱头痛哭，打电话告诉老妈我出来了，感觉就像从坟中爬出来。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之间却相差了17年多。在里面很压抑，出来却有瞬间失重的感觉。
王建平：一出监狱大门，家里人都在外面等我，母亲拉着我的手不放，她强制自己没流泪。那时特别急切想回到家里。
南都：第一次回到家什么感慨？
王建平：以前的乡村小道现在都有了红绿灯，如果不是弟弟领着，我可能家都找不到。我的同龄人都有房有车，孩子都很大了。不过，村里只有我家没变。我第一感觉是，我的事给家里造成的损失和痛苦绝对不比我本人小，父母的头发全白了，以前在村里都抬不起头。
南都：感觉自己跟社会脱节得厉害吗？
王建平：出来后也有些朋友来看我，他们聊天时我只有听的份，感觉我们就像在两个世界。有时候聊着，朋友的老婆孩子打电话叫他们回家吃饭，我听到心里会很难受。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有个幸福的家，现在人虽未亡，家基本破掉。
田伟冬：现在最不适应的是人际关系。进去时才20来岁，好交朋友；现在快40岁了，同龄人已成家立业。而且经过这些年，我对人的信任基本被摧残了，现在除了父母妹妹外，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信任。
南都：对将来有什么希望？
田伟冬：首先有个固定的工作，有一点资金积累。人生已经被人为切掉18年，没有理由不珍惜。
王建平：我也想找个正常工作，娶个老婆生个娃，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让父母能看到我的下一代。但现在起码要有个无罪判决，有相应的国家赔偿，冤案制造者得到惩罚，才算画上个句号。
南都：如果见到当初的刑讯者，会怎么想？
王建平：不敢去想。我希望他们能当面道歉，这对我很重要。
田伟冬：虽然愤怒，我们现在也很冷静。追责是必然的，但追责是政府部门的事，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诉求。
南都记者张国栋
法律本身没有对错，是执行法律的人出了问题。作为权力拥有者，应该反思，你在决定像我们这些小蚂蚁一样的老百姓的生命时，要更加审慎。
虽然愤怒，我们现在也很冷静。追责是必然的，但追责是政府部门的事，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诉求。 ——— 田伟冬
我的同龄人都有房有车，孩子都很大了。不过，村里只有我家没变。我第一感觉是，我的事给家里造成的损失和痛苦绝对不比我本人小，父母的头发全白了，以前在村里都抬不起头。——— 王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