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网络图片
赶不走的公费医疗者
于莺小时候想当一名货车司机，但后来当了医生。她想像美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一样，医术高超、嫉恶如仇。
“在我的理想中，公立医院是真正为老百姓看病的，要把特需医疗完全剥离。”于莺曾这么认为，但她很快意识到现实的复杂。
协和医院的官网显示，在该院新增后总计1855张的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协和医院永远没有空位。新患者进不来，旧患者不肯走。于莺告诉南方周末，曾经有一位公费医疗患者住了三年，经协和起诉后，“病人”才最终离院。
“急诊医生很多时候要用70%的精力应对家属的沟通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能有30%的精力考虑如何治疗病人就已经很好了。”在北京急救中心急诊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工作十多年后，张晓东无奈递交辞呈。
2008年以后，协和医院急诊科已有12名医生辞职，但不仅仅是因为医患关系，还有僵化的医生评判体系。其中SCI论文是跻身专家资格的必要途径。
在协和医院工作9年期间，朱岩将30%的时间花在写论文上，与花70%-80%精力的医生相比，朱岩的科研成绩属于中等偏下。
“在公立医院系统，影响力不是取决于你对病人的影响，而是你在学术圈的地位。这些对我来说很虚，我更喜欢给病人看病。”朱岩说。
在张晓东看来，急诊注重考核临床工作能力，过度强调这个指标没有意义。她建议国家应该出台一种标准，不同科室区分对待。
开药也要服从上级
2012年末，在301医院当了一年半住院医师后，李陶从这个声名显赫的地方辞职了。如果他愿意慢慢熬，那么几年后，他就可以定科，开始一步步向体制的金字塔顶端攀登。
尽管301医院的药费较同等医院高，但是李陶并没有从医院收益中分得一杯羹。他每月薪水总计不足3000元，大部分时候要靠父母接济。
“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该有的体现，制度逼着医生为了养家而去收红包和回扣，法律不允许，但是制度是默许的。”于莺对南方周末说。
于莺坦言，她自己也收过红包，但是都是患者出院后，出于感激送给她的，而她在患者康复前坚决不收红包。有一次，有位92岁的黄疸老奶奶要做手术，家属在电梯里死死按住于莺要塞红包。情急之下，她捂住胸口大喊：“我没穿内衣！”才逃脱。
而真正令李陶难以接受的，是所在医院下级必须对上级绝对服从。尽管不是党员，但他每周必须参加政治学习，给病人开药时，也必须开上级指定的牌子。这一切，令他反感和不适。
“药厂会赞助医院的学术活动，以及捐赠科研基金，所以要给病人开他们牌子的药。”李陶说。有一次，在开药问题上，他与上级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他认为开几十块钱的药就可以，而上级认为要开更好的药，最后，他只能“服从”。
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指出，目前全国平均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45%，是世界上药占比重最高的国家。改变之路还很艰难。
“这都是过去欠下的债。”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