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重续亲情
一方面帮到大陆的亲戚们，另一方面让母亲晚年不再孤单。
1996年，张安乐到深圳后随即被台北地检署通缉，16年不能再回台湾，一度颇为落寞，但自此转型工商业，扎根大陆。十几年以来，他所经营的韬略集团旗下东莞江门等地工厂生产的自行车头盔，一度占据全球市场第一大份额，养活手下2000多名工人。
有了安身立命的事业，他把母亲接到深圳，老人家很快喜欢上这座四季温暖的城市，“我们家住的花园，人车分流，又有大花园，每到下午四五点后，大家推着儿童车散步，温馨的场景，要在台湾基本看不到。在台湾很难找到这样的场地，人车分流更谈不上了。”
张安乐的母亲董智慧女士，3年前以百岁高龄在深圳逝世。董女士是山西人，早年在北平读大学，参加国民党，抗战后辗转前往重庆，一生漂泊，“到台湾后没有安定几年，我开始混帮会，母亲可以说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但是，回到大陆之后，张安乐发现母亲越来越开心了。
他找了三个保姆伺候老人的起居，其中一人是山西老家招来的。为了满足母亲心愿，张安乐多次往返山西，将在农村的亲戚子女们接到深圳发展。到山西之后，张安乐寻找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前在台湾经常听到父亲念叨，说在山西的哥哥小时候如何聪明，但见到真人后相当吃惊，哥哥非但说话听不懂，而且目不识丁，没文化的他生了九个孩子，住在窑洞里，以种田为生。
“我难过啊，同一个父亲生的孩子，在不同环境中长大，境遇完全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末，张安乐及其母亲决定，将大哥及其他亲属接出，除了不愿意出门的长辈，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全接到深圳。同辈年纪已经过了受教育阶段，在安排下他们开始进入各行业打工，十几年来表兄弟们已经小有成就，“在山西就是一条虫，来深圳就是一条龙，环境不一样，在山西只能进煤窑，现在他们有自己开书店的，有的在地产公司当经理，有的在商场做管理，总之生活不错。”而第三代的亲属，他资助读大学，有的在银行当经理，有的当主治医师，也有人在张安乐的公司帮忙，“我想，对家里也有交代，最起码，师傅带进门，修行靠个人，把他们全从老家带过来，给他们一样的机会。”
“来大陆之前，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亲戚。”张安乐笑说，一方面帮到大陆的亲戚们，另一方面让母亲晚年不再孤单，经常有亲戚来看望，儿孙满堂，母亲过得很开心。后来，他发现母亲越来越糊涂，经常记错事情，“但她却认得自己的孙子、曾孙。在深圳十几年是妈妈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她糊涂了，但糊涂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避走深圳16年，张安乐多以一个商人的形象露面。但是，曾经的一帮之主并未斩断江湖的红尘，尤其在晚年，他又再度卷入了喧嚣的政治。“为什么要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我仔细了解过，两岸的问题，统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张安乐称，自己发现给台湾人士解释“一国两制”后，不少人表示可以接受。如今，“中华统一促进党”在台湾已经有2万人之众，分布全台的33个党部，目前从政党规模和影响力排名是台湾第六，现阶段主要做公益为主。在他位于深圳的办公室会客室内，他不断强调政治公益。“政治公益就是最大的公益，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在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统一可以让台湾无数人经济有保障，生灵免遭涂炭，这是最大的公益。”
但外界一提到张安乐总会想到“竹联帮”的背景，“这是我从事这个事业(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的一个包袱，别人容易拿这个攻击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称自己近年已经从帮派事务中淡出，“我和帮派没有利益关系了，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的事业。”
6月29日的机票已经订好，届时他将借道上海进入台北松山机场返回台湾，迎接他的将是蜂拥的媒体和检察官，后者将把他送进监狱，“不管关多久，我总会出来，到时候我会继续做我的政治公益事业。”张安乐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