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着“前科”的生活

　　被警察盘问，被社区工作人员频繁“关心”，申办护照被拒，婚期被迫推迟。“前科”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得知自己身背案底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孔维清都没能适应这个有“前科”的身份。每次遇到警察街头检查身份证，他都主动配合检查。然后他会被带上警车，做简单的询问，有时还有警察记录。

　　他不得不频繁向警察解释，这个案底是他人冒用自己身份信息留下的，与自己无关。幸亏他与犯案者的相貌差别明显，每次都能解释清楚。有时，带他回派出所的警察还会向他道歉，表示只是公事公办。

　　一个周末，孔维清和四五个朋友多喝了点酒，深夜走在大街上，有说有笑。走着走着，迎面开来一辆警用电瓶车，走下几个警察，要求这些喝醉了的年轻人出示身份证。

　　“当时感觉有点飘。”他说，自己没有意识到什么，第一个把身份证递过去。于是，所有人都被带上警车，“请”到了辖区派出所。每个人被分在不同的房间里接受询问，其他人很快就走了出来，只有孔维清被盘问了很久。这下朋友们这才知道，看上去文静内向的孔维清是一个留有案底的人。事后有人开玩笑，说拜孔维清所赐，这辈子第一次进派出所，“感觉不错”。

　　孔维清却感到有些内疚。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对于像他这样的外地人而言，朋友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给身边的人们带来麻烦。

　　之后，麻烦接踵而至。孔维清和女朋友寻找出租房时，社区内的出租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上门登记了他们的身份信息。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热情，每次都邀请他去管理中心谈心，“说说看，最近都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

　　这些电话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尽管对方并没有在口头上和他起冲突，但他仍然排斥这些不请自来的“关心”。“好像总是有人在提醒你，你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以前是个罪犯。”他说，为了躲避这些“骚扰电话”，他总是跟对方强调，自己已经不住在那个社区了，求他们别再打电话过来。

　　孔维清和女友原本打算在2012年5月结婚，但因为这些烦心事，他们不得不推迟了婚期。他说，结婚后有了家庭的负担，工作将更加忙碌，很难再有时间和精力去自证清白。他不想结婚后还背负着这个案底，更不想让爱人为了莫须有的麻烦而不开心。

　　只要犯罪记录还在，无论结婚与否，不开心总会发生。十八大前后，深圳市加强了安保工作，很多地方都设立了临时检查点。孔维清尽力避免在这段时间外出，但有一次和女友一同乘坐地铁时，又一次被拦了下来。

　　孔维清交出身份证，被地铁安保人员带到地铁站警务室。这一次他发了火。面对对方提问“你准备去哪里”、“去做什么”，他拒不回答。警察要求他在询问记录上签字画押，他也拒绝。

　　“我不承认我之前有任何犯罪行为！”他说，面对警察的询问，他一直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他感觉询问者在侮辱自己，觉得对方看自己的神情俨然是“面对一个罪犯”。

　　就在同一个月，酒店人事部通知他，因为有犯罪记录的原因，他办理护照和出国签证的申请被拒绝了。在此之前，他刚获得了公派出国学习培训的机会。

　　这一次，孔维清下定决心，要来昆明一趟，当面把问题说个清楚。2012年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自言自语：“与其这样坐等云南省公安厅给我撤销案底，不如去昆明放手一搏！”

　　寻找自己的清白

　　办证明、信访投诉、找律师维权、用微博替自己呐喊。一年时间过去了，案底还在。

　　2012年，孔维清曾多次尝试联系昆明警方，请求重新核实案情后删除案底。但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年初，孔维清打电话给云南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解释自己被他人冒用了身份信息，在昆明留下了犯罪记录。“接电话的警察说我空口无凭，让我先寄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过去。”

　　2012年3月，他专程请假回到四川老家，找到他的户籍所在地泸州市公安局纳溪分局，请当地警方为他出具一份证明材料。纳溪公安分局收集了多名知情人的证人证言后，将材料发往昆明帮助他撤销案底。

　　孔维清说，纳溪公安分局的民警告诉他，他们没有收到过云南警方关于“孔维清”的身份信息核实函，也不知道“孔维清”当年被判罪服刑。“不然，我涉嫌犯罪，怎么可能在2005年6月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

　　之后的2个月，孔维清遇上核查身份证时，还是会显示犯罪记录。5月22日，云南省公安厅回函称，已按管辖将此事转交昆明市公安局处理。孔维清联系后，被告知此事已交至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核实情况。

　　与此同时，孔维清还通过网络，向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反映自己的遭遇。网络显示，6月21日，他的投诉已经转交昆明市信访局办理。孔维清又致电信访部门，对方称会对此事进行督办。但是，近一年时间过去，案底依旧存在。

　　回归不了正常人的生活，孔维清想在深圳和泸州两地找律师为自己维权。但找了好几个律师，对方都表示都此案“太复杂，牵涉太广”，律师费开价很高。曾有一个深圳的法律援助律师愿意帮助他，但他又不是深圳户口，不属于当地法律援助的范围。

　　不甘心坐等消息，孔维清开始在微博上为自己呐喊：“突然发现自己无故成了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就变得一

　　团糟。不能申请签证核信用卡、凡事需要出示身份证的地方都有民警关注或者叫去派出所问话！不但没有律师愿意接我的案子、花光了家里积蓄、婚期推迟、忍受同事异样眼光……我不想出名，只想过正常生活！求求你们帮帮忙转载或联系电话……”

　　这样的微博发出后，反响寥寥。孔维清不懂微博经营，关注了500多人，粉丝还不到200个，每条微博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遭遇，每天下班回家后，他要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给微博上的名人、律师、记者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有时候一天发出的私信就有四五百条。

　　“一般看谁在网上敢说话，敢对敏感事件说话，我就会给他发私信。”他就像一个病急乱投医的患者，圈点的微博名人从薛蛮子到张小娴，从杨幂到闾丘露薇。可能是因为过于“活跃”，孔维清先后注册了两个微博，都因违反管理条例被冻结。他干脆买了3个月的微博会员，继续发微博替自己叫屈。

　　微博维权的效率很低。每隔两三天，他的微博才出现一条回复，且多为同情鼓励，少有实际作用。无奈之时，他在微博上抱怨：“即便我有天大的本领，有案底这事儿也压得我无所适从！”

　　无力追究

　　来昆明跑了一趟之后，那个不属于孔维清的“案底”终于可以被警方撤销了。但是，没人对他作出解释。

　　在昆明市公安局，孔维清得到的回复还是“此事正在办理中”。而他亲自跑一趟的最大收获，是他感到警方似乎对自己的事情很熟悉。

　　“我找到一个值班的邵姓警官，说到自己的情况时，他马上反应过来，‘啊！你就是孔维清！’”孔维清说，这至少证明昆明警方清楚自己的情况，近一年的申诉和努力，似乎起了点作用。

　　不过，孔维清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当他问及什么时候能够撤销案底时，对方回答， 如果确认他的身份信息被人冒用，就要追究冒用者的责任。

　　“这不是答非所问么……”孔维清很沮丧。他想不明白，撤销不属于自己的犯罪记录为什么会这么难。“事实这么清楚，我家乡的警方也帮我证实了情况，我不可能一边读书考试一边犯罪坐牢。可就是这样，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案底还没有撤销，还在影响我的生活！”

　　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杨名跨律师认为，公安机关在调查犯罪行为时，有义务对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进行甄别查明。不法分子成功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公安机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连犯罪主体是谁都不清楚，那么犯罪事实能算清楚吗？”

　　杨名跨表示，单纯地谎报身份信息并不会直接给被冒用者造成影响，只有通过司法行为将冒用信息予以确认，才会留下案底，给被冒用者带来不便。“有损害就应当有救济，损害多少就必须赔偿多少。由于公安机关核实身份信息不严，导致无辜的当事人留下案底，给当事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如交通费用、误工费、律师费等，公安机关应当予以赔偿。”

　　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一位李姓民警证实，昆明警方已经核实了孔维清的真实情况，并将他人冒用他的身份信息留下的犯罪信息撤销。具体的撤销过程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可以肯定，今后孔维清不会再因为那个不属于他的“案底”而遭受询问、无法出国。

　　一位知情人士称，2004年我国各地的公安系统信息录入工作还不完善，有些信息无法进行共享，一些公民身份信息不够详细。特别是照片清晰度不高、识别困难，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时往往只是依靠核对姓名、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

　　“冒用孔维清身份信息的人对他的户籍信息非常清楚，除了照片有区别外，其他信息一模一样，可能蒙混过了当时警方的甄别工作。”该知情人士表示，现在全国的公安系统已实现联网，公民身份信息采集已较为完善，要想再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已非常困难。

　　“这个案底就这么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没带走半片云彩。”孔维清说，他不知道该向谁问责。警方没人通知他这个案底已被撤销，也没有人对这个案底如何而来向他做出解释。直到现在，他仍然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信息如何被人冒用，昆明警方又做了哪些核实工作。他也不知道，为销案花的钱该向谁索赔。“2012年，我花在这件事（撤销案底）上的钱，有发票能算清的就有1.8万多元。工资一分不剩，还倒欠了朋友几千块。”

　　不过，对他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已恢复“清白之身”，一年的劳心伤神已让他无力深究此事。他说，维权成功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女友结婚。一切顺利的话，2013年5月，他俩将迎来迟到一年的婚礼。

　　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