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最后关头争什么？

　　文 | 周八骏

　　从3月7日政改第二轮公众咨询结束，到4月15日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关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议案，人们普遍关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基础上，能有怎样的设计争取至少4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转态”？

　　3月9日，27名反对派议员第一次发表联署声明，宣称将否决以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为依据的政府议案。而在第二轮咨询期内，若干被视为可能“转态”的“泛民主派”议员的建议，譬如将“出闸”门槛降至提名委员会八分之一成员提名，显然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8．31日决定。

　　特区政府有关人士将希望寄託在“完善”2022年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委员会设计上——提名委员会人数由1200人增至1600人，增加妇女、青年等新界别，来争取若干“泛民主派”议员接受2017年“袋住先”。这一设想，在2月24日深夜，由英文《南华早报》以“政府消息人士称”的方式发表。

　　港政治基本矛盾无法调和

　　这一设想以2017年按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实现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即“袋住先”）为前提，所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是，且不说本届政府无权为2017年以后政制发展做决定；即使2017年“袋住了先”，有关制度运作情况如何？2022年前特区实际情况如何？都是难以预断的；何况，反对派坚决反对“袋住先”。所以，那样的意见只能借助一家英文媒体发布以聊表心迹。

　　爱国爱港阵营若干人士所尽最后努力，则是力争选民可以投“白票”以制衡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的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设计。他们不指望反对派会接受这样的设计，而是指望这样的设计能够吸引一部分所谓“中间市民”支持“袋住先”，给反对派以政治压力。

　　的确，反对派最大政治考量是今年11月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和明年9月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如果未来二三个月支持“袋住先”的民意急剧上升而形成压倒性力量，若干反对派议员可能会发生动摇。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关于“白票”的建议。

　　如果技术上“白票”可以同“废票”相区分，譬如，在选票上增设一栏选择——“所有候选人都不贊成”，那么，关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方案引入“白票”不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问题是：第一，仅仅增设“白票”不足以争取至少4名“泛民主派”议员；第二，即使假定“白票”能够促使2017年实现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然而，那样一种设计将会激化而不是缓和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从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态势看，“白票”设计不合时宜，不仅不可能争取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而且，客观上传递弱化中央对特区宪制权力的信息。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之所以无法调和，因为“拒中抗共”势力在香港主流民意及相应政治生态中佔上风，表现为从1991年至2012年歷届立法机关分区直选约六成选票及相应议席属于反对派。

　　从2013年以来，反对派力争“公民提名”“政党提名”“三轨制”，就是要争取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生态能够反映在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方案中。

　　希望普选行政长官允许投“白票”以打动反对派，同样是以现实政治生态为基础，但是，无法满足反对派藉所谓“真普选”夺取特区管治权之欲望，所以不可能赢得反对派支持。

　　从2013年以来，爱国爱港阵营一些人，先是提出“中央守后门”，继则主张“港人守后门”，“白票”设计便属于后者，他们的动机是务必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然而，客观情况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无法调和，普选行政长官也就难以成事。

　　落实中央对特区宪制权责

　　在香港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弹丸之地，反对派政治势力相对强；但是，在国家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香港的反对派只是一小撮。香港政制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切实改变香港政治生态，坚决让“拒中抗共”势力在特区由“佔上风”变成“处下风”。

　　无论特区政府有关人士还是爱国爱港阵营若干人士，在未来一个月，与其提出无法打动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普选行政长官具体建议，不如切实准备应对反对派坚决阻挠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

　　爱国爱港阵营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香港政治决战的关键是：坚决转变特区管治的重心。毋须讳言，香港政制发展的困局是：既难以实现普选，又难以在既有制度下达至良好管治。解决之道既不可能是脱离实际的“速成普选”，也不可能是既有制度的“原地踏步”，而是必须坚决落实和加强中央对于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宪制权责。

　　多年来，笔者反覆阐述，《基本法》所设计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政治制度，是中央领导下的行政主导政治制度。由于种种因素，中央对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宪制权力还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制度来体现。中央真诚希望却难以确保香港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同现行制度安排尚不足以确保中央行使对特区宪制权力有颇大关联。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