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谈到广州话之难懂，使我又忆起当年关于广州话之趣事，或曰尴尬。

    　　那是一九九四年冬，我第一次到广州，与其说是参加全国中青年诗会，还不如说是寻访诗友。广州有不少神交已久的诗友，亟欲借此行一见。在广州逗留的几天，许多景点都无暇一游，时间表上安排的只是会友。那天午饭后回到宾馆，我给着名诗人、学者李汝伦打电话，欲问清住址去看他。出人意料的是，对方自接电话始，一直没有多少热情，在我讲话时只是有礼貌地“嗯嗯”地答应荂A竟无话对我说，偶尔回答一两句，我又听不懂。因听说李先生近期极忙，我想他可能此刻极累，或因什么事心情不好，于是便知趣地结束了谈话，而殊觉怅然，对于是否去登门拜访，也犹豫不决了。

    　　李先生对后辈诗人的热情和关怀，是出了名的，许多中青年诗人来穗，他都邀至家中，有的还好几日吃住在他家，而况对我甚有好感，前一日曾有人告云，李先生说备了好酒等我们几个，怎么电话里竟如此冷淡呢？我忽然想到，刚才接电话者，肯定不是李先生，很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在李家，看李先生太累而代其谢客。

    　　于是过了一会儿，我再次拨通李家的电话，希望这次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声音，即真正的李汝伦。不料话筒里传来的还是刚才的声音，我只好笨拙地问：“请问你是李汝伦先生吗？”对方回答说是，我说我一个小时前给你打过电话，他说他接过了。可以想像，此刻拿虒傿帚涟琣钗h么尴尬。我再次说自己是太原来的，报了单位和姓名，他仍是“嗯嗯”地应荂C我的希望落空了，对方同上次一样态度，我只好客套了几句，告知他说自己次日要离穗北返了。本应结束谈话了，可我还是不死心，于是鼓起勇气，再次问道：“你到底是不是李汝伦先生？”按理说没有这样问话的，还好，对方并不在乎，还是回答说是。这倒奇了，莫非广州有两个李先生？我只好又问：“那你是不是《当代诗词》编辑部的诗人李先生？”我把“当代诗词”和“诗人”说得特别重而清楚，听出对方说了“不是”两个字，我这纔知道接电话者不是李汝伦。真是教人哭笑不得，竟错与另一李姓之人煳里煳涂讲了两通话。若非我再三追问，险些造成一场有损友谊的误会。

    　　李先生的电话号码是福建一位诗友抄给我的，可能还是因为口音问题，他先已弄错了一位数字。等到我打听到准确号码同真的李汝伦先生通话时，已来不及去了。李先生是东北人，话很好懂，我将错打电话的事告诉他，两人都不觉好笑。

    　　同李先生通完话后没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又是令人头痛的广州话，而且更难懂。当我终于从对方话语中捕捉到“潘毅”二字时，真是喜出望外。不幸的是，他的话比那位假李汝伦的话更难懂，讲了好一会儿，我们除了只知道对方为谁外，竟未听懂一句话，两人在电话里无可奈何地哈哈大笑。我想告诉他我的住址，希望他明天上午能来宾馆一晤，但他总是听不懂。后来只好请正在隔壁谈话的在广州工作多年的湘籍老诗人熊鉴过来，用广州话将宾馆和房间号告诉潘先生。与潘毅神交十载，次日上午终得一晤，其喜可知。可悲的是，对面讲话，仍如电话中一样，相互一句话也听不懂。于是只好拿出纸来，以笔而谈，真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引得在场的诗友们笑得肚子痛，说我俩像哑巴对话。

    　　其实，遭遇广州话前一天，我还曾遭遇湖南话。湖南诗人伍锡学来房间看我，他的话同广州话一样，让人一句也听不懂。我只好把在我们山西工作的湘籍诗人宋谋玚请来当翻译，没想到宋先生对他这位同乡的话竟也听不懂一句。无奈，我与伍先生相对傻笑了一会儿，算是交谈。

    　　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潘毅随后作古，那次成两人此生惟一一次会面。李汝伦先生后来又曾见过几次，今亦已作古。伍锡学打那以后没能再见过面。思来颇令人多感。所以说，那年初到广州虽言语不通而接连遭遇尴尬，但仍然弥足珍惜而使人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