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儿童相/何雁

　　图：一九六二年，孩子们争看外公丰子恺写生

　　丰子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

　　日本文学家吉川幸次郎认为，丰子恺不仅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更重要的，“乃是他像艺术家的真率”。

　　哪儿可以寻到真率？丰子恺说，从小孩子身上心中才能寻到，孩子们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才是真率。丰子恺不仅欣赏儿童，确切地讲，他本身具有一颗赤诚之心，与儿童心心相印。看过“子恺漫画”，谁会忘记他画笔下的童真？从他的散文里，亦不难发现儿童题材作品，佔有很大比重。

　　儿童崇拜者

　　丰子恺描写儿童，并非为了让读者神游儿童世界，从中得到快慰。那么，他为什么画儿童、写儿童？他说：“在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

　　成人互相隔着一堵墙。把墙撤去的，只有儿童。丰子恺《随感五则》说：“我似乎看见，人的心都有包皮。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略略遮蔽一点，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珑的姿态隐约可见。有的人的心用纸包，骤见虽看不到，细细掴起来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时纸要破，露出绯红的一点来。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不会破，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

　　丰子恺如何描写童真？比如《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八岁阿宝与六岁软软玩“抬轿子”游戏，把两岁阿韦翻倒在地，乳母过来问：“是谁不好？”阿宝与软软都争着说自己好。丰子恺在文中写道：“所以大人要称他们为‘童蒙’，‘童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谦让的方法：心中明明以为自己好而别人不好，口上只是隐隐地或转弯地表示，让众人看，让别人自悟。于是谦虚，聪明，贤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随后，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口中不说出来的谦让方法，在“形式上看来是滑稽的；在意义上想来是虚伪的，阴险的。”小孩子由于“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失手打破了玩具，自己跌倒了，不想坐长途火车，要回家去”，都会悲伤痛哭，这哭就是真率，对孩子有特殊效果。“大人惯说‘哭有什么用？’原是为了他们的世界狭窄的原故。”

　　再如《作父亲》，写一群天真孩子围观一笼可爱雏鸡，祈求父亲购买。鸡贩见此情景，执意不肯让价，交易未成，引起孩子嚎啕大哭。父亲向孩子们解释交易没成原因：“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这话在成人听来，是普通道理。可是，在孩子听来，却不甚瞭然。

　　然而，父亲“不说下去了”。这“不说下去”，恰恰表明父亲复杂心理。因为，父亲深知要进一步说明达成交易办法，必须“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这正是不能为孩子们看透的成人社会虚伪。

　　丰子恺是怎样一个父亲？当一群儿女离开上海租寓去乡下，留下一人独居时，他竟将“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原故）”，“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字里行间，让人深深感受到一颗父爱之心！

　　《阿难》是丰子恺为早产儿子写的散文。写阿难辞了母体后，“以一跳了生死”。他悲嘆阿难：这一生“何其草草”，这寿命“何其短促”，这父子情缘“何其浅薄”。转而，他又赞美“你的一生完全不着这世间的尘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的生命”。只有这一跳的生命最“乾净”，没有受“世界的种种诱惑，染了这世间的色彩。”

　　丰子恺称赞孩子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有“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的“创作力”，“世界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有“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他写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佔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佔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普天下大爱

　　丰子恺是“一种体贴入微的对于小孩子的爱”。那么，这种爱的出发点是什么？分析这种感情时，他说：“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这种“加味”，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关心与悬念”。

　　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出现在丰子恺笔下的，自然是贫富悬殊，给孩子们带来痛苦。这类题材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使他感到忧虑、愤慨。

　　一条长櫈横跨在另一条长櫈，两个小孩坐在上面一张长櫈两端，仿“跷跷板”玩法，一高一低地玩着，这是丰子恺《穷小孩的跷跷板》一文中情景。他真切写道：“因此我想到世间的小孩苦。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固然苦，穷的小孩更苦！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这类作品中，丰子恺善用精炼笔墨表达感情。

　　人们常说，丰子恺儿童漫画真实、有韵味，其实，这一观点移植到他的散文也无不可。因为，丰子恺“作画等于作文”。他曾说：“我非常亲近他们，常常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亲近’也是这些画材的由来。由于‘热爱’与‘亲近’，我深深地体会了孩子们的心里，发现了一个与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

　　四个三岁到九岁孩子，在炎夏傍晚吃西瓜，有什么好看？他就看出一种“生的欢喜”。三岁小孩“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在他耳中，便变成音乐；五岁孩子说“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在他眼里，就是一首把感情翻译而成的诗，衷心称赞“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

　　对于孩子们“捣乱”行为，例如爬到书桌“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此情此景，丰子恺自然不耐烦，但又立刻后悔，于是“哼喝之后继之以笑”，“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改批为抚”。

　　丰子恺认为，喝止或“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自己一样”是乖谬的。因为，成人“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原故”。对于小孩子不肯安宁、不肯忍耐，不能忍受“闲”的痛苦，他有一种合理解释：那就是“不颓废，兴味最旺盛”表现，“儿童的游戏，犹如成人的事业”。

　　《华瞻的日记》一文中，丰子恺通过三岁儿子华瞻的眼睛，刻画成人世界。尤其第一节，通过日常儿童生活，抒写华瞻与邻居小朋友郑德菱之间真诚友爱。“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同她一同骑竹马了。……我们真是同志的朋友！”尽管全段没有人物对话，但“此处无声胜有声”，含蓄点出两个孩子之间的“笑”，以“笑”作为纯洁友谊媒介，人物情态几笔勾勒完全。

　　丰子恺进一步表达：普天下孩子应该像亲骨肉一样。他以孩子憨直口脗写道：“其实照我想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起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横竖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作一块，不更好么？……这‘家’的分配法，不知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

　　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丰子恺彷彿完全忘却自己是个大人，如此殷切寄託“普天下一家”思想。但这种思想，在冷酷现实社会，只不过是一种善良愿望而已。

　　永葆赤子心

　　丰子恺有一颗“童心”，对成人世界，自然有一份恐惧，或者说厌恶。但时光不客气，他毕竟亦渐渐老去。三十岁，只不过壮年开始，他已经怕“老”之来临，忧心忡忡地说：“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洋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心理上有“儿童相”，生理与生活环境却无法摆脱“大人相”，这成为很大矛盾，也平添无限苦恼。

　　因此，丰子恺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二者的侵略和抗战，我精神上受不少的苦痛。”

　　有时，他甚至希冀父母亲的安全感。当孩子被花猫捕鼠所吓，直奔投他怀里时，不禁感嘆：“我在世间，也时时逢到像猫与老鼠大战的恐吓，也想找一个怀来奔投。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诚然，丰子恺企慕孩子天真生活，但他毕竟深察社会痼疾，熟谙世态炎凉。当他从儿童生活中获得感兴，描写这一感兴时，不免带上社会色彩。他爱憎分明，憧憬儿童生活与诅咒成人社会互为因果。然而，他在评判中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孩子们逐渐走向成年，踏入社会而受薰染。他认为，长大就是走出人生黄金时代。

　　丰子恺对孩子们哀嘆：“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来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復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他一再感嘆脱离黄金时代，走向成人世间，是“往日的一切雄心和梦想已经宣告失败，开始在遏制自己的要求、忍耐自己的慾望”的悲哀。对儿女奔向成长，他有无限不放心，“因为这好比把你从慈爱的父母身旁遣嫁到恶姑家里去”。

　　丰子恺畏惧成长，但事实无法逃避，人总要长大。为了对抗成人世界虚伪、冷酷、实利，他提出一种反璞归真方法。他说：“昔日的儿童生活相能‘佔据’我的心能使我归顺它们；现在的世间相却只是常来‘袭击’我这空虚寂寥的心而不能佔据，使我归顺。”他会时刻回忆童年一切，因为从“真率的儿童生活中梦见了自己过去的幸福，觅得了自己失去的童心。”

　　在丰子恺散文中，有无数深情款款追忆儿时生活的文字：他忘不了，祖母每年大规模养蚕，吃桑葚、走跳板的乐事；他忘不了，站在书桌旁，等着爱吃蟹的父亲，给他一隻蟹脚的日子；他忘不了，跟隔壁豆腐店王囝囝学钓鱼，躲在扶梯底下学涂画，这些令人神往的生活小趣。

　　他说：“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赏者。”天真就是人的本性，有了本性，就是大丈夫无畏气概。故他“觉得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大人比起他们来，个个都虚伪卑怯。又觉得人世间各种伟大的事业，不是那种虚伪卑怯的大人们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们似的大丈夫气的人所建设的。”这正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意思。

　　因此，在物慾功利的成人世间，如果能够像“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顺着下面，时时藉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高而不忘本”值得赞颂，人长大了，能反璞归真保持“儿童相”，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图片由丰一吟提供）